地方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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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伴随贵州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以银行业为主体的贵州金融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的金融化过程不断加深。那么，贵州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是否有显著影响呢?本文试图用实证的方法回答这一问题。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将按时序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作简要回顾；第二部分将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选择金融经济指标和实证分析方法，鉴于银行在贵州金融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笔者以银行为贵州金融代表；第三部分用1978年以来的时序数据对贵州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对贵州银行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作出定量和定性的解释。

一、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回顾

金融经济学家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源远流长…37-46，[2]伽47。早在1912年，Schu—peter就指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1950年代，Gudey和shaw阐述了金融与经济关系和各种金融中介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Patrick(1966)从“需求跟随”和“供给引导”两个方面论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Hicks(1969)详细考察了金融革命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作用。Goldsmilh(1969)首次提出用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认为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Mckinnon和shawp儿411973年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主张金融自由化，并给出了用货币化率(M2／GDP)来衡量经济的金融深化程度。之后，Kapur(1976)、Mathieson(1980)、Galbis(1977)、脚(1978、1980)等学者相继对Mcki—nnon和shaw的金融抑制理论进行了扩展。1990年代，Bencivenga和Smith(1991)、Du咖和Kapur(1998)、Boot和rI''''llakor(1997)以及Greenwood和Smith(1997)等人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形成给出了规范的解释。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Greenwood和smith(1997)以及kvine(1993)等人解释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如何随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的。Pagano(1993)认为金融体系主要通过提高储蓄率、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和提高投资边际产出率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总体看，1990年代关于金融经济关系最重要的研究进展是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对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作出了全面而规范的解释。国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从近几年研究成果看，韩廷春"J3卜34(2002)发现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李广众等(2002)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谭艳芝等"’12(2003)发现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周立【列(2003)在研究了全国各省级行政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后，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冉光和等哺1(2006)研究表明，西部地区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关系和双向短期关系。综合看，国内学者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看法有较大的分歧；而且，学者对国家层面的金融经济关系的研究较多，对地区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对西部不发达省区的金融经济关系的研究更为欠缺。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地区间的金融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对金融经济关系在国家层面成立的结论。在地区层面未必一定也成立。因此，本文拟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贵州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以期丰富对西部不发达省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和认识。

二、本文的研究框架

1．研究范围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46．6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979亿元，年均增长9．2％。伴随经济的发展，贵州金融业也获得了长足进步，金融不断深化，存贷款余额与GDP的比率从1978年的55．1％上升到2005年的256．8％。但从结构来看，贵州金融业内部各子行业发展很不平衡。截止2004年末，贵州银行存贷款在包括流通中的现金、银行存贷款、股票债券发行筹资额、保费收入等在内的全部金融资产中占88．38％④；银行业机构数量占全省全部金融(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数的87．08％；银行业从业人员占全省金融从业人员的比重高达91．82％。由于贵州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使得经济发展对银行信贷资金等间接融资渠道依赖加大。自2000年以来，银行贷款在全省非金融机构部门新融人资金总量中所占比例，除2001年为80％外，其他年份都在96％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了100％。鉴于此，本文以贵州银行业为其整个金融体系的代表，以探讨贵州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2．指标选择

从已有研究文献看，关于金融发展的内涵，包括了金融体系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方面。由于Levine等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而不是金融结构；同时，也考虑到贵州银行业的规模远较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大，而且银行体系的效率主要受纵向管理体制影响，因此，本文只研究贵州银行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此，我们根据Goldsmith[9】44。101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的设计思想，用1978—2004年银行存贷款与GDP之比率来衡量贵州银行体系的发展程度。在计算该比率时，为了统计口径上的可比，我们仿照King和kvine(1993)的做法，对上年末和本年末的存贷款求算数平均，然后再除以GDP，并把该比率以1978年为基年进行指数化处理，以FIR①表示。关于经济增长指标，本文选择1978年为基年的人均实际GDP发展指数来反映贵州经济的增长，并用GPC表示。由于对数变量的一阶差分相当于该变量的增长率，为了能够体现变量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了尽量减少数据的波动，本文对上述两个指标取自然对数，并记经对数化处理的变量为LGPC和ⅢR。

3．实证分析方法

关于金融经济关系的研究大多是实证研究。本文根据实证研究中方法上存在的不足，采用控制了中问变量传导影响的多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来检验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其数理模型如下：女1鸵m)，，=AD。+∑qy。。+∑雕-，+∑M戈i+邑其中，y为经济增长变量，厂为银行发展变量，髫为控制变量，AD是非随机部分，占是误差序列，并且，，，和戈均为平稳序列，．j}l和砣分别为变量)，和厂的滞后期，m为控制变量的个数。在上式中，如果p。=岛=…=卢船=O，则表示在控制了中间变量石的情况下，银行发展没有在Granger意义下引起经济增长的变动。反之则表明，银行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mnger)原因。类似地，可检验经济增长是否在Gmnger意义下导致了银行的发展。上述多变量因果模型中的滞后期k1和k2可按AIc最小原则逐个确定。至于控制变量，我们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选择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变量。对于通货膨胀率，以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计算，并用CPI表示。实际利率=名义利率一通货膨胀率，其中，名义利率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实行的时间作加权平均，相应时点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名义利率均取自各期《中国金融年鉴》，实际利率用RI表示。

三、贵州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实证检验

在多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中，总是假设序列是平稳的。单位根检验表明，实际利率RI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LGPC、LFIR和cPI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DLGPc、DLFIR和DcP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则是平稳的。因此，在检验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问的因果关系时，除实际利率外，其他变量都用它们的一阶差分。对于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我们效仿saikkonen和Lntkepohl[加]305(1996)，将最大滞后期设定为样本大小的立方根的整数部分，据此，本文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对假设“贵州经济增长不是银行发展的Granger原因”做删d统计检验，接受该假设的概率为68．84％，这表明，贵州的经济增长不是银行发展的(Granger)原因。那么，逆向因果关系成立吗?即贵州的银行发展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为此，我们对假设“贵州银行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做wald统计检验，接受该假设的概率为78．23％，表明贵州银行发展也不是经济增长的Gfanger原因。r’虽然检验结果表明贵州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彼此间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但从接受原假设概•率看，贵州经济增长对银行发展的影响力度要大于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为印证这一发现，我们以银行发展指标(DLFIR)和经济增长指标(DLGPc)为内生变量，以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为控制变量建立VAR模型。经测算，在1至3阶的VAR模型中，VAR(1)模型的AIc值最小，上述方程表明，银行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指标’的滞后影响系数为0．0973，而经济增长指标对银行发展指标的滞后影响系数为0．2637，说明贵州经济增长对银行发展的影响要大于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Patrick提出的“需求跟随”论和“供给引导”论来讲，在贵州微弱的银行与经济关系中，“需求跟随”效应比“供给引导”效应强。

四、对贵州银行发展没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解释

前面的实证分析表明，贵州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互动关系是微弱的，这一结论令人“惊奇”，因为，从增长动力看，贵州经济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经济增长似乎越来越倚重银行的发展。本部分将对贵州银行与经济间的微弱关系作出定量和定性的解释。根据Pagano(1993)模型，金融体系主要通过提高储蓄率、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和提高投资边际产出率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储蓄、投资以及投资边际产出率。在检验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重要时，我们先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检验储蓄率、投资率以及投资边际效率与银行发展指标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然后再分别建立回归模型，因为对于非平稳序列，只有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由这些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才有意义。国民储蓄为支出法GDP减去最终消费，而储蓄率为国民储蓄与GDP的比值，用SR表示。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用IR表示。投资边际效率=当年GDP增量／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用IME表示。同样地，为了减少数据的波动，对上述指标均作对数化处理，并在处理后的变量名前加字母“L，’。根据Johansen极大似然法的检验结果，储蓄率(LSR)、投资率(LIR)以及投资边际产出率(uME)均分别与金融相关比率(LFIR)、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一)银行体系在储蓄和投资方面作用显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贵州银行业机构数量和从业人员的大幅增加，其支付媒介、储蓄动员和资本积累等功能明显增强。事实上，前两个计量实证方程显示了银行发展指标与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呈显著正相关。1．为贵州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储蓄资金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贵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1978年的261．3元和109．3元增加到2005年的8147元和1877元。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由于医疗、养老、教育等体制改革导致的未来预期支出增加，同时，其他金融投资渠道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拓展，致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由1978年的1．8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351亿元，年均增长27．79％，高于同期GDP现价增长率13个百分点。随着贵州经济规模的扩大，企业等其它经济主体的存款也显著增加。到2005年底，贵州银行存款余额达2778亿元，比1978年的18．1亿元增加2759．9亿元，增长152倍，年均增长率为20．49％，与GDP的比率由1978年的38．72％上升到2005年的140．4％，反映出贵州银行体系动员储蓄功能显著增强。2．对经济增长所需资金的投入支持力度明显增强贵州经济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贵州企业投资资金越来越依赖于银行贷款。单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看，银行贷款占贵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1990年的22．33％稳步上升至2005年的27．04％，是除自筹资金外企业最大的外源资金来源。在全省非金融企业外源融资总量中，从2000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银行贷款所占比例都在96％以上。这些均说明贵州银行体系配置全社会资金的功能在持续加强。

(二)银行体系对信贷资金的不当配置导致投资边际效率低下影响经济增长的不仅有储蓄和投资等“量”方面的因素，还有投资边际产出率这一“质”的因素。在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不断金融化，金融以其资源配置功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投资边际产出率也会不断提高。但贵州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金融的不断深化，投资边际产出率却总体呈下降态势，每投资l元所带来的GDP由1978年的o．8l下降到2005年的O．30。前文指出，银行贷款是除自筹资金之外企业最大的资金来源，而自筹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的留存利润。投资效率高的企业利润大，自筹资金多；而投资效率低下的企业很难有自筹资金。所以，自筹资金投资应该对投资边际效率有正面的影响，因而贵州投资边际产出率的下降，问题应主要出在银行体系。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前述第三个回归关系方程中，银行发展指标和投资边际产出率之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银行对信贷资金的不合理配置。基于贵州产业发展特征，贵州省的银行机构形成了如下的贷款盈利预期模式：对资源类、公路和公共设施类、大型企业的贷款风险小、盈利预期高；对农村和中小企业等的贷款风险高、盈利空问小，从而造成资金或集中流向优势行业和重点投资领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房地产市场，或流出省外，但省内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又存在资金供给缺口，有限的金融资源未被地方经济充分利用。由于银行信贷资金配置不合理，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银行贷款集中度高，信贷投向向“大企业、大项目”倾斜，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致使银行业不良贷款占比偏高，削弱了银行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2005年末，贵州银行业在剥离核销了47．93亿元不良贷款后，不良贷款率仍为9．21％，高于云南和重庆两省市的平均水平¨1。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农业机构网点、上收集中信贷管理权限、组织资金逐渐上存和邮政储蓄只存不贷，银行对农村地区的信贷支持严重不足，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不相称；同时，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能力弱，间接融资欲望强，但由于企业综合素质低，难以适应银行过高的信贷门槛，其发展缺乏银①根据相关年份《贵州统计年鉴》整理计算。乙丝行的有力扶持。从统计数据∞看，贵州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份额由1990年的9．37％下降到2005年的7．77％；乡镇企业和私营及个体工商业贷款虽然由1990年的5．9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8j25亿元，但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却由3．24％下降为o．79％。据不完全统计，贵州省中小企业占全省工商注册企业总户数的99．98％以上，多数企业没有取得贷款资格，只有44％左右的中小企业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了银行贷款卡，但这些企业又多因没进行年审而不能申请贷款。’上述分析表明，改革以来，虽然迅速发展的银行机构对动员储蓄、增加投资发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但由于银行信贷资金配置不合理，从而对投资边际效率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综合来看，正因为银行发展对投资边际产出率的显著负面影响抵消了其对储蓄和投资的正面影响，才使得贵州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