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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贷款增长过快既有宏观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商业银行自身的主观原因。从客观原因看,主要有两个:
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党的十六大以后,特别是全国各地各级政府换届以后,对当地的发展都作出了宏伟的规划,新一轮经济建设的高潮蓬勃兴起;同时,前几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开始显现。经济建设需要投资,而近年来股市持续低迷,直接融资的渠道不畅,银行贷款成为投资的主要渠道。今年不同于往年,往年商业银行的感觉是需求不足,找不到好项目,今年商业银行各级机构普遍感觉需求旺盛,好项目很多。
商业银行对国家以往监管政策的一种滞后反应。从对商业银行的监管看,1994年以来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大,推动了商业银行内部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建设,使金融环境和金融秩序有了很大的改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过去、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主要风险,监管的重点放在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上无疑是正确的。不良资产比率下降的幅度是衡量银行经营状况改善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对银行的评价比较偏重不良率的下降幅度。我们知道,不良资产比率是不良授信余额与同期的授信余额之比,不良授信余额(分子)的减少和授信余额(分母)的增加都可以降低不良资产的比率。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历史形成的,分子要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消化,这无论是采取清收还是核销手段都是很困难的,于是很多商业银行分支行采取扩大分母即增加贷款投放的方法,以达到降低不良率的目的。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在季末特别是年末“冲时点”就是证明,因为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不良率的考核是时点数。
但是,今年贷款的过快增长尽管有“冲时点”的因素,但不起主导作用。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前几年监管部门也有不良率下降幅度的要求,而今年贷款增长这么快,商业银行有的分行已经超额完成不良率下降的指标还在大力发放贷款的原因,在上述两个原因中第一个是主要的。
从商业银行自身的主观方面看,也有两条主要原因: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和加快业务发展的要求推动贷款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商业银行在加强内部管理,特别是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风险的防范意识和管理水平都有明显的提高,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经过实践检验这些制度是有效的。商业银行新发放的贷款质量不断提高,违规违纪案件不断减少,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也有很大提高。因此,很多人认为,只要风险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业务发展越快越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抓住当前宏观环境提供的机遇,加快发展成为主流,推动了贷款快速增长。
商业银行以利润为中心的考核机制驱动贷款投放加大。近年来,各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都建立了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业绩考核机制,利润在考核指标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历史包袱比较沉重,不良资产损失的核销和非信贷资产损失的核销、各种风险准备金的提取以及资本金的增加等都取决于经营利润的多少。同时,各商业银行都想在加人世贸组织后的5年过渡期内尽快甩掉历史包袱,把自己做大做强,以应对更强大对手的挑战。因此,各行给自己定的利润计划都是需要努力才能够实现的,再加上层层分解,层层加码,利润指标完成的好坏与单位和个人收入挂钩,因此,各级行及员工都有完成和超额完成利润指标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从银行的收人结构看,由于中间业务的收费标准低,甚至都不足以弥补电子化投入的成本,银行的收入主要来自贷款的利息收入,占80%以上。由于同业竞争不断升级,存款的利率普遍上浮,外汇大额存款的利率甚至达LIBOR+20个基本点,成本越来越高;而贷款的利率普遍下浮,外汇贷款的利率甚至降至LIBOR+25个基本点,利差越来越小。为了完成利润指标,只有把贷款的量做大,薄利多销。这是很多基层行虽然上半年已完成不良率下降的任务,下半年仍继续扩大贷款投放的另一原因。
商业银行贷款增长过快的对策及建议
要控制商业银行贷款过快增长,使商业银行稳健经营,进而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
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应从以资产质量监管为主向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主过渡。目前普遍认为,今年年初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快不是全局性的,是局部的、个别行业性的,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总量,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进行指导是正确的。但是要注意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相协调,二者之间的导向应一致。货币政策要控制货币的总量,控制商业银行贷款的过快增长,那么监管政策就要相应地完善对商业银行不良率指标的考核,不仅考核不良率下降这个相对数指标,还应考核不良余额下降这个绝对数指标。从长远看,应该创造条件,逐步向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主过渡,这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办法。资本充足率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是银行的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率,银行的资本是由银行的自有资金和靠自己的信誉在市场上筹集的长期资本性债券组成,风险资产是银行表内各项资产和或有资产经过风险权重调整以后的资产,不良授信资产已经包含在其中。新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还把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列入风险资产的范围,并占有相当的权重。资本充足率的高低反映银行最终抵补风险的能力。用资本充足率来考核和评价商业银行是比较全面和科学的,它对商业银行的导向是:要增加贷款总量,或者调整资产结构,从风险权重高的资产向风险权重低的资产转移,或者增加资本金。总之,银行资产(贷款总量)的扩张最终受资本金多寡的制约。
目前国际银行业都把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成为跨国银行的第二营业执照,它代表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方向。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承诺逐步对外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银行也要不断地走出国门。国外的银行监管部门会严格按照他们的标准监管我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甚至他们近年来不断加强对母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因此,我国的银行监管部门要按照同一标准(平等国民待遇)监管国内外银行。
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管,可以促进商业银行建立自我约束机制。从资本金看,国有银行的资本金都是国家无偿拨付的,因此,使用者久缺回报的意识。而对于非国有银行来说,特别是上市公司,资本金则是最贵的资金,它的回报率低,增募资本金股民会用脚来投票。因此,如果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比率没有要求,那么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非国有银行的所有者都不会主动增资,因为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反而资本回报率会高。不同银行只有在资本充足率同等的前提下,考核资本回报率才有意义。如果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明确的要求,商业银行就会认真考虑怎么经济地使用资本金,根据自己的资本实力安排授信规模,拓展低风险的服务性业务。
我国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自1996年以来一直进行监测,但对国有银行的考核力度不够,没有摆上重要的位置。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计算,普遍达不到8%的一般要求,因此,有些人认为,达不到标准的指标没有考核意义。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虽然有国家信誉作后盾,资本充足率达不到8%的要求可以照常经营,但是面临很大的风险,而且风险最终是国家的。达不到8%,就不考核或者在考核中摆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会逐渐拉大与标准的距离。因为考核是指挥棒,尽管暂时达不到考核要求,但可以培育人的意识,明确努力的方向。因此,应该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参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修改和完善现行的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制定规划限期达到监管要求,并根据各行的资本充足状况采取不同措施,促进国有银行建立自我约束机制,提高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实现稳健发展。否则,寅吃卯粮的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
要逐步理顺银行服务性收费的价格,使其能够弥补成本并有合理的利润。现代先进的银行服务性收费一般占收入的40%甚至更多,而我国的商业银行只有10%左右。这主要是因为服务性收费价格太低,有些传统业务是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价格,一直未作调整,已经大大低于成本。所以,要在考虑大众的接受程度的前提下逐步把价格调整到位,扩大我国银行服务性收费在收人中的比重,使银行的收入多元化,减少银行对利差收入的过分依赖,改变银行靠放贷收息过日子的传统经营模式。
从商业银行内部看:
应特别注意流动性风险。近些年商业银行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绝不能掉以轻心。银行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不仅面对信用风险,还面对其他风险,当前要特别注意防范流动性风险。传统的观点认为,流动性风险是银行不能支付到期的债务而引起的挤兑或倒闭,而现代管理水平较高的银行则把在经营中出现按照市场利率水平以上的成本筹集所需要的资金就视为出现流动性风险。过去我们对流动性风险重视不够,特别是在过去的体制下,国有银行可以不考虑资金来源和资金成本发放贷款,倒逼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引起通货膨胀,给银行和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不良后果,欲速则不达,我们至今还不得不消化上个世纪90年代初银行超负荷运转留下的历史包袱。近年来,国内的金融体制和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银行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注重对货币总量的控制,并且有了很多经济手段。国有银行向商业化转变也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因此,商业银行对流动性风险应该有新的认识和更高的管理水平。应该认识到,国有银行使用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是有条件、有期限和有成本的,它受当时宏观货币政策的左右;。一般商业银行资金紧张的时候也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总量的时候,即使能够得到资金支持,一定是期限短、利率高。按照现代银行的观点,已经是流动性出了问题。因此,一个经营稳健的银行不能在资金上对中央银行有任何依赖,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规划和运筹好自己的资产负债,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预案,保证在各种情况下能够支付到期债务。
现代银行内部的流动性管理,已不仅仅局限于几个简单的资产负债之间的比例。在电子通讯技术发达的今天,在一个法人内部层层搞比例分解是不可取的,这虽然可以做到层层资金平衡,却不能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它即使作为流动性管理的最后手段使用时,也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供的便利合理摆布、灵活调动资金。为了做到这一点,光靠行政手段是不够的,要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利用商业银行内部联行利率杠杆,引导内部资金的流向,调控贷款的总量。在以效益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下,各级机构对利率很敏感,在不授权分支机构进入当地同业市场的前提下,当希望扩大贷款总量时,可降低分行上存及向总行借款的利率;当希望控制贷款增长时,可提高分行上存及向总行借款的利率。
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完善考核制度,细化成本核算体系。商业银行内部对利润的考核,要全面、多角度,不仅要考核绝对数,还要考核相对数。在资本金没有公平分配的前提下,考核资本利润率的意义不大,可以采取收占用费等方法剔除资本金的影响。为了控制资产贷款的过快增长,可加大对资产利润率的考核,避免薄利多销。可加大对人均利润的考核,促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商业银行要主动做好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准备,自加压力,向国际上先进的银行看齐,因为我们将要与他们竞争,迟早要走这条路。现在要着手研究并建立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调整资产结构;客户结构,控制风险资产的增长。
利润的来源除了增收还有节支这个渠道,商业银行要加强成本核算,把核算工作做细,做到能够分客户、分产品核算成本,做到合理定价、合理让利,理性参与竞争,避免盲目扩大规模,“增产不增收”。
商业银行要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多优质服务,增加非利差收入。商业银行要转变观念,特别是国有银行要转变作风,发挥银行业的特殊优势,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不断根据市场的需求开发一些新的服务性产品,增加收入,改变过多依赖贷款收入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