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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于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企业主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在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的民营企业中,其高管通常也会享受在职消费。此时的高管有动机提高员工工资,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方面,为实现股东和员工利益的再平衡。现代企业股权分散化程度较高,有些员工同时也是股东,在高管的薪酬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高管通过给员工涨工资换取员工对自己的满意度提升,并建立与员工之间的良好人际关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高管的在职消费并不是不受监督的,高管在享受在职消费时,可能会被员工监督或检举,对高管声誉产生不良影响;而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安全性考虑,理性的高管也会提高员工的工资,减少员工心理的不平衡并“堵住”员工的嘴,以保证其能长久享受在职消费。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在职消费金额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负相关。高管在企业中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责任与员工相比存在明显差异,高管付出的努力、承担的责任要远超过普通员工,高管应该得到更高的薪酬以作为补偿和激励。另外,根据竞赛理论的观点,当企业内部存在薪酬差距时,可以激发高管更加努力地工作,同时也有利于吸引市场上优秀的人才。因此,公司高管享受在职消费的同时会提高员工的工资,缩小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但是,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不断缩小,意味着高管在公司中的实际地位在下降,即使此时高管所享受的在职消费没有变,高管的积极性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职消费能够激励高管努力工作,但这种激励的效果会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逐渐减弱。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高管的在职消费具有激励作用,但是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缩小,高管享受在职消费所产生的激励作用会下降。
2实证分析
2.1样本选择及变量定义本文选取2010-2012年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除在职消费数据通过手工收集整理以外,其他相关研究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此外,我们剔除了保险金融类、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以及员工人均工资和高管工资等指标小于零的上市公司,最终选取了143家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得到372个研究样本。
2.2模型设定为了分析在职消费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检验假设1,我们构建回归模型(1):RGAP=β0+β1PERK+β2LEV+β3TOP1+β3SIZE+β5Mb+ε其中,在职消费采用陈冬华等(2005)的定义,通过手工整理搜集,取得上市公司年报附注里“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的“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8项费用,除以上市公司的高管总人数,并取自然对数,该指标衡量高管的平均在职消费水平。借鉴陈冬华等(2005)的做法,本文控制了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的规模、市净率以及行业和年度等变量。为了进一步研究以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为传导媒介的条件下,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增加了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和在职消费的交叉变量,构建回归模型(2):ROA=β0+β1RGAP+β2PERK+β3PERK×RGAP+β4LEV+β5TOP1+β6SIZE+β7Mb+ε
2.3实证检验表2描述了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通过分析可知,高管的在职消费变量(PERK)与高管-员工相对薪酬差距变量(RGAP)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支持本文提出的假设1。为了进一步说明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与员工相对薪酬差距在这个影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本文实证检验了假设2,分析结果见表3。通过表3分析可知,高管在职消费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均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结合王怀明等(2009)的研究结论,认为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呈倒“U”型,说明在浙江营上市公司中,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处于合理的范围内。同时说明在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中也广泛存在在职消费,并能对公司绩效起到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缩小而有所降低。
3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在浙江省民营上市公司中广泛存在高管享受在职消费的现象,在职消费的存在会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并且在职消费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都会对公司绩效产生正面影响,该结论支持Henmerson和Spindler(2005)提出的激励理论。本文研究还发现,在浙江省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在职消费为高管提供隐性福利的同时,也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工资和企业的价值,但这种作用会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缩小而有所降低。
作者:廖凯敏单位:浙江工商大学财务与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