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权能的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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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这即是我国综合国力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体现，也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谋求更多发展空间、在国际金融领域获得更多发言权的重要反映。不可否认，人民币国际化是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制”的挑战，也是对国内现有金融体系的巨大考验，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学者已经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路径、成本收益、阻力和风险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成果丰硕。本文试图换一个角度，从金融霸权和货币金融权能的视角来认识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及可能遭遇的风险。

二、货币金融权能的涵义及其形成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金融权能的涵义所谓货币金融权能(MoneyandFinancialhe-gemony)，是基于货币发行、金融市场运行而产生的对货币流通、信用释放及衍生金融系统的控制力。货币金融权能一方面是政府职能的体现，是国家金融主权的重要构成部分，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政策对货币流动和信用释放进行控制;另一方面表现为以金融机构、金融寡头为主体的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运行的驾驭力和影响力。货币金融权能可分为政府货币金融权能与市场货币金融权能。在严格政府监管的环境中，政府货币金融权能对金融市场有着重要的驾驭力和影响力。金融市场往往是政府管理社会的附属品，社会资源调配始终在政府计划控制中。然而，随着金融市场开放及金融监管放松，政府货币金融权能和市场货币金融权能往往相生相克、对立而存在。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一国政府货币金融权能会受到来自金融寡头和他国货币金融权能的挑战，强势货币金融权能能够超越主权而发挥作用。在学术研究中，对于这种超越主权而发挥作用的货币金融权能往往被斥为“金融霸权”，即一国货币金融权能利用其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规则和原则强行在整个系统中推行，获得霸权利润的行为。［1］货币金融权能是“金融霸权”的基础，“金融霸权”是货币金融权能的终极定义，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强势国家的“标签”。应该看到，货币金融权能是任何一个国家金融生态环境中所存在的基本属性，反映了政府、市场对货币政策和金融运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二)货币金融权能形成的理论基础1．货币非中性理论早期的货币金融理论秉承货币中性理论，即货币是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面纱”，不会影响产出和就业。基于这一理论，任何积极的货币管理都是多余和不必要的。瑞典学派经济学创始人魏克赛尔首先摒弃了“货币中性理论”，他认为应赋予政府一定的货币金融权能，采取一定的货币政策，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2］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货币论》探讨了货币管理对失业问题的积极影响，他认为货币决定利率，利率决定投资，政府有目的的调节经济能够推动就业和国民收入增长。凯恩斯理论成为现代货币金融理论的基础，也为政府发挥其在货币金融领域中的主导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80年代，市场原教旨主义兴起，放弃金融监管和金融自由化成为西方经济社会的主流，在有效市场学说和自由市场效率论的影响下，西方社会金融产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由金融产业而催生出的“泡沫”成为数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如1982年的国际银行危机、1989～1994年的储蓄和贷款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及2007～2008年来势更猛的金融“海啸”。上述金融震荡验证了货币非中性理论，说明市场货币金融权能对实体经济有着深刻的影响，失控的市场货币金融权能是金融海啸爆发的重要诱因，也是政府货币金融权能弱化的重要表征。2．金融市场非均衡及金融监管理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市场波动终会趋于均衡。然而，现实世界中金融市场发展是非均衡的。在每一次金融危机中，政府会采取一定的货币或财政手段对经济进行保护，这些措施强化了信贷作为融资手段的主导趋势，形成了金融市场会自动调节的错误观念，进而推动信贷不断膨胀，直至无法维持而爆裂。防火墙因取消监管而拆除，局部风险如“多米诺骨牌”效应触发全局系统危机。2007年的金融危机昭示政府货币金融权能不仅不能轻言放弃，还需要在特定经济环境中有所加强。金融监管部门应承担起防止泡沫变得过大的责任。3．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多极理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金融霸权的单极理论和国际合作的多级理论始终存在。在国际货币关系中，由于缺少一个自上而下的“中央权威”，使得国际货币关系具有“无政府”特征，金融霸权可以有效维持国际金融秩序，霸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合作不存在，相反，国际间的合作也依赖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作为“全球货币供应者”享有金融霸权，但同时也离不开国际合作，欧洲和日本便支持盯住美元制度。“霸权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来执行国际规则，霸权和合作是“相互共生的关系”。

三、国际金融体系中货币金融权能的确立和影响

(一)货币金融权能强势地位的确立与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关联在货币金融历史上，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对货币金融权能的扩张有重要影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凭借其中立国及战略物资重要供给国的地位，伴随着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美元地位也随之上升。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首次以国际协议形式建立了美元同黄金实行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基础货币，具有其他货币无法比拟的流动性和高度的信用。1973年的美元危机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脱钩意味着美元真正成为了国际信用货币。强势的货币金融权能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反映。美元作为世界性的信用货币，能够在寻求本国利益的基础上选择强势或弱势的美元政策。

(二)国际金融体系中“金融霸权”崛起和他国货币金融权能“削弱”相伴生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国际范围内改变了产业分工和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与强势美元形成“锚定”关系，尽管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但同时也削弱了其自身的货币金融权能，使其不得不被动地承受美元对本币的汇率波动带来的经济冲击。这些发展中国家汇率不能及时根据宏观经济基本面进行调整，其货币往往成为国际游资攻击的对象，进而威胁一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国际金融体系中强势货币金融权能表现为“超主权”特点，深刻影响着“金融霸权”外围国家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汇率操纵”的识别都显现出这一影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货币金融权能呈现出中心通货稳定、外围通货失控的风险。利用国家的通货作为国际储备，构成了世界货币体系中“降低内在稳定性的因素”。这种被称之为“特里芬两难”的国际货币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中心国家的货币金融权能，使得中心国家的货币金融权能具有“超主权”特征。边缘国家主动或被动放弃其自身的货币金融权能成为强势货币的“附庸”。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权能承担着与强势货币不对称关系而带来的金融冲击。金融危机是对各个国家货币金融权能的一次次调整，其调整的形式表现为与强势货币的“脱钩”。然而，随着金融“海啸”的退潮和经济秩序重回正常轨道，这些国家的货币或明或暗的重回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三)各类金融资本是市场货币金融权能扩张的基础金融自由化后，大量涌入金融领域的金融资本成为市场货币金融权能不断扩张的基础。其中各种类型机构投资者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1世纪初，活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资本已达7．2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在美国有1万个投资基金拥有4万亿美元资产，近3000家套利基金拥有4000亿美元资产。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是物质产品总量的6倍;当前的外汇交易已相当于世界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在每天约1．5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除了少部分与贸易和投资有关外，大多是与实体经济生产和交易无关的投机性交易。［8］通过金融创新，各种衍生金融合约交易快速发展，到2009年底，未到期场内衍生金融合约的余额达到数十万亿美元，金融交易仅仅是“数字游戏”，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在金融资本及信贷资金的作用下，整个金融市场呈现“倒三角形”，即大量资本向“三角形”的上端聚集，与实体经济日益扩大的“资本规模差异”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四)不同国家政府货币金融权能之间的合作和博弈货币金融权能是一国经济实体的反映，随着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不同国家货币金融权能必然存在着一番博弈和斗争。以金融霸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长久维持不变，随着不同国家自身经济实力相对变化必然会带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国际合作是有限度的。［9］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向浮动利率转变，随之而来的是信用扩张和美元负债泛滥，金融危机的频率和规模明显扩大。［10］在此背景下，不同国家货币金融权能的合作和博弈就变得尤为重要，通过国家间的协商和合作，推动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国际货币体系”制度的供给是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重要基础。毋庸置疑，在国际间货币金融体系合作中，不同国家货币金融权能的大小决定了其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话语权”。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展开，在国际金融领域之间的合作和对话日益紧密。在金融资本跨国界流动时，对各个国家来说，最大挑战是如何发挥其自身货币金融权能的作用，并和他国货币金融权能相协调。即要顾及“金融霸权”在区域经济中的影响;也要充分协调其他经济发展规模、速度不同的国家的利益，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集权和分权中寻求平衡。基于金融开放条件下的强势货币和相对封闭的实体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权能存在严重的不对等位势。携金融话语权的强势国家对货币金融权能处于弱势国家的冲击必然会引发强烈的反弹和争斗。

四、政府货币金融权能与市场金融权能的博弈关系

(一)政府的货币金融权能决定了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面政府的铸币权是货币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基石。通过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调整，政府扩张其货币金融权能，有效调动和控制资源抵御外部冲击对金融系统的影响，维护一国金融的安全和稳定。政府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主要表现为货币投放量的控制、信贷政策的调整和外汇市场的控制与调节，其总体目标是维护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保持物价稳定、经济平稳增长和一定就业率是一国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目的。存款准备金率调节、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政策调整是一国政府的主要货币政策手段。在现实中，汇率的变化还会受到来自国内财政赤字压力、国际收支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此外，政府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更大的作用是基于经济和军事实力同其他国家的斡旋与合作、参与国际金融领域“游戏规则”的制定、成为国际金融组织的发起国和参与国、保护本国国际金融的基本权益及为本国货币金融权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释放“保驾护航”。

(二)市场金融权能对政府货币金融权能的影响1．金融市场运行的巨大空间弱化了政府货币金融权能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念在西方社会兴起，解除政府管制、金融自由化风潮和金融资本在西方经济社会中占据了主导作用。由于巨额利润的吸引，大量社会资本注入金融业，推动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据统计，1995～2005年，美国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从303%上升到了405%。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引导下，大量金融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并推向市场;借助信贷资金进行金融投资成为金融市场的常态，由此而带来巨大的金融资产“泡沫”及同时膨胀的债务规模。金融市场运行的巨大规模和空间弱化了政府货币金融权能，使得政府金融市场调控能力相对弱小;相反，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寡头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货币金融的调节者，倒逼一国政府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整。1970年的英镑危机、2007年的泰铢危机无不是对冲基金在高比例信贷资金作用下和英国政府、泰国政府进行的一场“货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这两次货币危机都体现了货币金融权能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博弈。2．跨国界的资本流动倒逼一国政府货币金融权能的释放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贸易进入一体化的进程，各国金融管制放松使得金融资本跨国界流动规模和范围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筹资者可以在不同金融市场间进行选择，以较低成本获得资金来源;而投资者也可以在不同市场间寻求获得高收益的机会。跨国界的资本流动使得处于封闭状态下的金融生态环境变得异常复杂;由于封闭状态而形成的“利润洼地”驱使金融资本不断“冲破”金融管制的“藩篱”;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权能受到极大挑战，跨国界的资本流动倒逼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权能的释放。当一国货币金融权能置于开放条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部分政府货币金融权能要让渡给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有关货币、汇率和利率的调控权无法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金融资本的来去自由威胁到一国政府货币金融权能的实施。庞大的资金流动可以在短时间内破坏资金平衡，影响发展中国家金融系统及利率、汇率的稳定性。1995年，流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私人资本总额增长20%，达2110亿美元，几乎等于全球资本流动的净增加额，其中完全由发达国家私人金融机构直接控制的(包括银行贷款和证券资本流动)占总资本流动的60%。［11］3．金融危机最终表现为货币金融权能的失控在传统经济社会中，金融市场运行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影响是有限和局部的;而随着金融创新业务的不断涌现，衍生金融工具不断放大市场货币金融权能。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危机的传导路径与由支付危机而引发的金融危机不同，在9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结构的变化改变了金融危机传导路径［12］，投资者心理预期和市场预期成为影响金融危机的重要传导机制。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日益增多，交易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和复杂性，加之金融资本的规模和交易金额不断膨胀，国际资本流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0%以上［13］，金融活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成为获取利益、逃避风险的“数字游戏”。过度扩张的货币金融权能是一次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祸端”。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显示，无论是在强势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最终都表现为货币金融权能的失控。在缺乏政府充分管控的环境下，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不断膨胀;并以结构金融等创新性金融产品形式向全世界行销;跨国界的金融资本更是在金融市场“纵横驰骋”，其最后代价却是以一个个巨型金融“大鳄”破产而结束。可见，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一国货币金融权能往往是在政府和市场博弈中体现出来。在庞大的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中，政府的货币金融权能被弱化，直至处于失控态势，金融危机也由此不期而至。特别是当市场处于恐慌局面时，成千上万亿的资金会在短时间内撤出市场;而央行运用有限的资金规模进行调控往往是杯水车薪。据IMF的估计，在21世纪初，全球资本市场上交易的总资产存量已由1980年的5万亿美元增加到35万亿美元;活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游资在7．2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全球GDP的20%，每天有1．2万亿美元的游资在全球外汇市场上寻求获利机会。而相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国际金融资本和资本流量，各国政府外汇储备仅为5万亿美元左右。［14］在国际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动的今天，要想使金融市场免受冲击，单靠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干预显然是杯水车薪。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神经中枢”，在衍生金融工具和失调的实体经济作用下，以金融危机形式来中断经济发展的“节奏”几乎不可避免;金融市场的资金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震荡的金融市场无疑会引发市场的过度收缩，进而导致国民经济整体的通货紧缩。而每次都依赖于政府货币金融权能来挽救金融震荡而带来的经济危机。政府作为最后贷款人不得不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据统计，次贷危机后各国投入到反危机的资金总额高达17万亿美元;［14］美国政府投入到反危机的资金估计也超过8万亿美元;而对于一些国家，因反危机而实施的“援手”最后都可能转化为一国债务危机，而直接削弱该国货币金融权能的实施基础。4．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货币金融权能面临着主权债务危机为挽救金融危机而带来的一国经济下滑和萎缩，一些国家的政府祭出了新凯恩斯主义大旗，以国家财政为担保，对那些大而不倒机构实施“挽救之手”。2007年，美联储敦促国会通过了850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并推出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对金融市场重新实行管制［15］，政府强势介入市场，推出了一系列凯恩斯式的反危机政策。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不同国家货币金融权能处于不均衡状态，强势国家(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了过多流动性，支持其财政扩张，并维持较低的利率以刺激实体经济复苏;而发展中国家却要承担由于流动性过剩而带来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一些国家在刺激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度财政扩张导致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

五、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货币金融权能跨国界的释放与管控

(一)中国货币金融权能跨国界的释放人民币国际化是本国经济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超额的外汇储备、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背景下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和现实考量。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作为国际流通媒介、储备货币和计价货币职能在国际范围内的确立。这无疑是对本国政府货币金融权能的重要考验。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表现为政府货币金融权能的释放或削弱、市场金融权能的确立和增长;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本国货币金融权能会受到来自境外货币金融权能的挑战，特别是各路金融资本、金融“寡头”基于市场规则的冲击和影响。改革开发30年间，政府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实现了市场化，而在金融领域实行的是稳步推进，相对保守的金融改革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中观金融市场和微观金融主体层面都实行了强有力的控制政策。稳健的金融政策取向无疑对于保证经济改革稳定的大好局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当社会财富和资本积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政府货币金融权能如何释放?适应新形势下的经济需要便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题中之意”。金融市场决策的分散性、广泛性和无政府状态是金融开放背景下的主要表征;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外资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市场份额占比上升，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和金融定价权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利率、汇率的逐步市场化，政府货币金融调控的工具和效果受到国际金融秩序的制约，调控效果被弱化。根据“三元悖论”观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本自由流动性和汇率稳定性不能同时实现，本币的国际需求使得货币政策调控变动更加复杂，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计价资产范围上升，一方面使得本国资产呈现泡沫化特征;另一方面在增速下滑、预期转差的背景下，资本加速外流而使得本币贬值，不利于经济的稳定。

(二)中国货币金融权能跨国界面临的挑战1．在现有贸易结构和资本项目管制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的困境我国现有国际贸易呈现进口和出口不相平衡的结构。出口贸易是以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为主的代工模式，产品附加值在整个产业链中占比较低，大多以美元或英镑进行计价结算;在进口贸易结构中，进口产品以美元定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为主，占比近40%。［16］在生产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将低端行业和制造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凭借其低廉的生产要素，启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全球生产和经营的有机链条，形成新的经济依附关系。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成为“世界工厂”，与西方国家大量资本的“证券化”形成了“映射”关系;国家大分工背后是不均衡的货币金融权能。货币支付、计价和结算中所面临的不均衡结构关系导致有效的人民币流通和回流机制无法形成。与庞大的进出口贸易量相比，2009年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的周转量占比进出口贸易的份额仅为3%，远小于美元。2．如何协调政府货币权能和国际资本货币金融权能之间的关系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以政府调控为主的市场管理方式与基于自由市场规则的国际资本货币金融权能之间的关系。从美元和欧元国际化历程来看，自由市场规则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发达金融市场和货币国际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远没有形成运转高效的多层级、多方位的直接融资体系。政府在金融市场调节过程中高度依赖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系统，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程度及国际资本运作能力还有待不断提升。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金融市场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如果一国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则货币政策有效，而财政政策无效;如果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则货币政策无效，而财政政策有效。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实施其货币金融权能时要承受更多的约束条件，国际资本对本国金融系统的冲击而带来对物价、投资、汇率的影响势必会阻碍经济的平稳发展。3．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对接风险在本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充分展开的前提下，贸然与国际金融市场对接势必会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利率、汇率管制没有全部放开，金融市场监管缺乏透明度，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由于“分割”而形成的巨大套利空间会冲击本国货币金融权能。我国的货币金融管理部门尚不具备在开放条件下的金融政策制定和金融监管的经验。

(三)货币金融权能的跨国界管控1．政策的战略取向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本质上是一国政府货币权能如何释放及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如何与国际资本的货币金融权能协调和对接的问题。其中政策的战略取向尤为重要。从上述论述中我们看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石尚不牢靠，国际化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远不够成熟，贸然国际化会极大削弱政府货币金融权能，进而威胁国家主权。因此，基于市场化改革方向，有步骤、有路径和有限度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取向。2．培育金融市场主体，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人民币国际化的另一层涵义是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倒逼了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弗兰克尔教授认为，中国未来10年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还有不少差距。因此，培育金融市场主体，降低金融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有深度、有流动性、多层次开放的金融市场是应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迫切之需。在跨国资本管制解除之前，需要积极应对跨国套利的短期资本流动冲击，防止金融动荡对国内货币金融权能的影响。3．建立区域合作联盟，加强合作和对话在金融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货币金融权能都面临着国际金融资本的挑战，为促进制定国际金融规则力量的均衡发展，发挥政府货币金融权能的跨国界、跨区域作用，发展中国家应加强联系和团结，提高在金融一体化冲击下的整体抗击能力，推动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及资源战略和基础设施投资战略的导引下，实现区域流通和区域国际化是人民币实现阶段国际化的重要路径。4．发挥政府货币金融权能的基础作用为保证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安全，本国政府应主导市场货币金融权能的建立和规范。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是人民币跨国界流通的前提条件。在资本项目兑换渐次展开的前提下，应利用离岸市场和货币互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开放。在国际金融规则确立的条件下，应着眼于培育成熟的金融市场主体，将货币金融权能向有利于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的方向发展。此外，应通过有效的监管工具和统一开放的金融政策来规避可能的风险，建立诸如准入监管、并表监管、关联交易监管、资本充足监管、风险集中度和流动性监管、重大金融并购监管等重大金融监管机制，同时要明确金融业开放领域，尤其要明确金融业的限制开放领域和禁止开放领域。

作者：宁宇新 景玲 单位：西安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