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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部分从理论上分析文化企业产权属性与政治关联的关系,进而分析文化企业政治关联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并根据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文化企业产权属性与政治关联我国文化企业从产权属性上可以划分为国有文化企业和民营文化企业,其中国有文化企业又可细分为中央控股国有文化企业和地方控股国有文化企业。近些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国有文化企业与民营文化企业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但是由于二者成长及社会责任不同,导致中央控股国有文化企业、地方控股国有文化企业和民营文化企业与政府的关联性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政治关联属性、政治关联深度及政治关联广度三个主要方面(具体衡量方法见第三部分表1中的变量定义)。以下我们将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和文化企业的双重属性两个方面分析文化企业产权属性与其政治关联的关系。(1)从文化产业发展历程看产权属性与政治关联我国在处理文化产业发展和意识形态传播之间的关系上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导致文化产业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制主要是通过文化管理体制和政策来实现的。按照经济体制的类型,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以及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型。我国对文化产业发展采取的政府规制模式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型逐渐向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型过渡的发展历程。当前我国国有文化企业大部分是从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而来的,其从建立初始就与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且国有企业的领导层通常具有行政级别,无偿划拨资产转企改制形成的国有文化企业集团集合了不同行政层级的领导干部,而股份制转企改制形成的国有文化企业集团领导层可以是跨省市行政区域的集合。因此,相比于私营文化企业来说,国有文化企业政治关联是建立在制度背景基础上,通过公有产权建立起来的,具有先天性瑏瑧优势,同时在政治关联深度和政治关联广度上具有相对优势。(2)从文化企业的双重属性看产权属性与政治关联文化企业具有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中反映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承担着传播核心价值观、寓教于乐和协调社会精神的功能。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及发展方向对于意识形态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成为各国在全球化环境下提高自身文化话语权的基础。我国一直致力于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培养并发展国有文化企业,并鼓励国有文化企业实现公开上市,成长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并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目前,我国中央控股国有文化企业“一把手”通常由中组部直接任命,因此中央控股国有文化企业与中央政府具有更为紧密的关系,管理层的行政级别相对于地方控股国有文化企业更高,同时更容易聚集不同行政区域、不同行业的优秀领导人员,获得更高的政府及社会关注度、信任度和社会资源。从承担的主流意识形态责任方面来看,中央控股国有文化企业承担着国家层面主流价值观传播、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责任,地方控股国有文化企业则会根据地方政府的发展需要,发挥具有地方特色或行业特色的引领作用。但是作为国有企业,无论是中央文化企业还是地方文化企业,二者均与政府具有较强的政治关联关系。同时,文化企业的经济属性使得企业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满足市场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并获取丰厚的经济效益。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要培育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大型骨干文化企业,还要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于文化产业,逐渐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随着文化市场体系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以及大众对文化产品需求的不断提高,民营文化企业逐步发展起来。但是相对于国有文化企业获得的特殊优惠政策来说,民营文化企业面临着证券市场、债券市场、银行贷款政策及贷款利率、并购交易、专项资金补贴方面的歧视。因此,民营文化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获得更多的资源,有充足的动力主动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获得后天性的隐性政治资源瑏瑨。综合我国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历程、文化企业的双重属性来看,产权属性不同会导致文化企业政治关联性存在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国有文化企业的政府背景即政治关联具有先天性,相比于民营文化企业,国有文化企业的政治关联在广度及强度上均更有优势,获得的政府优惠和补贴也比民营文化企业更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H1:国有控股文化企业的政治关联性高于民营文化企业
2.文化企业政治关联与并购绩效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其一,根据制度环境理论,制度是被制定出来的一系列秩序、规则、行为道德和伦理规范,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受社会风俗习惯影响的社会关系,是对正式制度的替代瑏瑩。文化企业为了获得稳定高额的收益,会选择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制度寻求资源保障。其二,从“寻租理论”角度看,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备的条件下,政府会利用特权对市场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了“政府寻租”行为。民营文化企业为了获得政府在并购、融资及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也会倾向于开展政治寻租行为。其三,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分析,各种方式建立的政治关联也是一种社会资本,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关联范围越广,企业在社会网络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越高,获得的稀缺社会资源越丰富。现有关于企业政治关联与并购绩效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经营成果和并购绩效具有双向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政治关联能够弥补正式制度的缺失,有利于企业在税收、融资、并购资源等方面获得优势,为并购的顺利实施提供良好的基础。但是,政治关联也可能会存在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特别是国有文化企业有可能成为政府部门实现政治业绩的工具,而民营文化企业需要为维护政治关联承担相应的成本,对并购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政治关联能够提高企业并购绩效。学者们的研究证实了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从银行取得贷款,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在我国,政治关联对企业带来的利益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提供并购资源,突破行业及区域壁垒。我国文化企业并购行为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化行为,在并购实施前大多需要获得政府的审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管制。政府控制着并购资源,若企业的并购行为不符合当地政府的利益,则会受到政府的阻拦或者在并购后无法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瑐瑠。(2)缓解银行融资困境,优化融资途径。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成为文化企业努力获得的一项无形资产,政治关联带来的政府支持或提供的担保也成为银行等金融部门发放贷款的重要参考因素。因此,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这种现象在金融水平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更加明显瑐瑡。(3)获得税收优惠及财政补助。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众多政策,并成立了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用于支持优秀文化项目的发展,同时各个地方政府也参与形成了地方性的文化产业基金。Faccio等瑐瑢的研究表明,在所有制相同的公司中,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补助;吴文峰瑐瑣等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获得的所得税适用税率更低。另一方面,在政治关联中,无论是企业方面还是政府方面都可能会因政治关联的“寻租”承担成本,降低并购绩效。文化企业并购这一重大的经济行为,不仅会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同时会给并购所在地的文化格局、经济发展及社会就业等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从企业自身角度来说,政治关联能帮助企业从银行那里获得数量更多、利率更低的贷款,同时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会降低文化企业的并购成本,这可能会造成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进行过度并购,在选择并购对象时要求降低,容易导致并购绩效的降低。杜兴强等利用2004—2008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研究证实了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更容易出现过度投资,且过度投资会显著降低公司价值瑐瑤。其次,从政府角度来说,政治关联便于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和并购决策进行干预,出现“政府的掠夺之手”。近几年来,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制定本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文化企业并购既要符合当地政府的政策规划,同时需要满足政府在社会就业、基建工程等方面的要求。这些政治因素都可能会对并购绩效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在文化企业并购过程中,政治关联可以给企业带来并购资源、并购融资及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利益,同时过多的政府干预又会影响企业的并购决策,造成并购绩效的降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政治关联对并购绩效的双向性。在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并购浪潮的大背景下,探究政治关联的作用,弄清其发挥的是政府的支持作用,还是充当了“掠夺之手”,有利于政府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过程中进行正确定位。因此,本文就政治关联与文化企业并购绩效关系提出以下两个对立假设:H2a:政治关联有助于提升文化企业并购绩效,即文化企业的政治关联越强其并购绩效越好。H2b:政治关联会降低文化企业并购绩效,即文化企业的政治关联越强其并购绩效越差。
二、实证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择截止到2012年符合文化企业定义和分类的102家A股上市文化企业并购案例进行研究,用的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和讯网、东方财富网及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等。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2006年新会计准则带来的显著影响,本文选择2007—2012年文化企业的并购案例为样本,剔除股份回购、资产剥离、债务重组、资产置换、法律判决、行政划拨等非典型性的并购交易样本,最后得到434条以文化企业为主并方的并购交易数据信息,其中国有文化企业并购样本(实际控制人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234个,民营文化企业并购样本(实际控制人为民营资本)200个。剔除数据不全样本,最终得到228条有效样本数据,其中国有文化企业并购样本126个,民营文化企业并购样本102个。
2.实证模型设计根据第一部分对政治关联的界定,本文从政治关联强度和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额度两个方面对政治关联进行衡量,政治关联强度又可划分为政治关联深度和政治关联广度两个方面,其中政治关联深度采用高管的行政级别之和衡量,通过查阅公司年度财报中高管任职经历,对实施并购当年的文化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和董事会成员担任或者曾经担任的最高行政职位进行赋值,部级赋值5分,厅局级赋值4分,处级赋值3分,科级赋值2分,科级以下且具有行政工作经历的赋值1分,没有行政经历的赋值0分,将个人行政级别赋值汇总得到该文化企业的政治关联深度。政治关联广度又进一步分为政治关联地域广度和政治关联部门广度,通过查阅文化企业年度财务报告得到董事长、总经理和董事会成员担任最高行政职务所跨省份和所跨部门的信息,具体赋值方法如下:若该企业高管不具有政治背景则其政治关联地域广度值为0,若该企业M个高管具有N个不同省份的任职经历则其政治关联地域广度为N。政治关联部门广度的衡量方法与政治关联地域广度类似,若该企业高管不具有政治背景则其政治关联部门广度值为0,若该企业高管M个高管具有N个不同行政部门的任职经历则其政治关联部门广度为N。综上所述,政治关联可从政治关联深度、政治关联部门广度、政治关联地域广度、专项资金与政府补助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衡量。为检验产权属性是否会影响文化上市公司政治关联性,本部分将从政治关联的这四个维度分别进行实证检验。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1.描述性统计在有效样本中,国有文化企业并购样本126个,民营文化企业并购样本102个,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政治关联角度分析,国有文化企业政治关联深度PCdepth平均值为12.74,远远大于民营文化企业平均值1.11;国有文化企业政治关联地域广度PCArwidth平均值1.79,高于民营文化企业平均值为0.66;国有文化企业政治关联部门广度PCDepwidth平均值为2.51,高于民营文化企业平均值0.74。因此,从均值上看,国有文化企业拥有更多的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同时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在行政职务等级、任职区域和任职部门方面都比民营文化企业具有显著的优势。从专项资金与政府补助GovSub均值角度分析,国有文化企业获得的专项资金与政府补助金额均值为14606832.8元,是民营文化企业获得金额均值的两倍多,因此,初步证明相对于民营文化企业来说,国有文化企业更有机会获得政府部门的关注和支持,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财政资助。从并购后整合效率角度分析,我们采用在并购完成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相对于并购完成前一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变动值代表并购绩效,用MAP来表示,样本总体并购绩效最大值为0.2072,最小值为-1.8835,均值为-.01853,也就是说大多数文化企业并购后的净资产收益率相对于并购前有所下降。将样本分为国有文化企业和民营文化企业,国有文化企业并购绩效平均值为-0.8037,民营文化企业并购绩效平均值为-0.0315,尽管国有文化企业拥有更多的政治背景,在并购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及税收政策等,但是在并购后的整合阶段,国有文化企业的整合效果并不如民营文化企业整合效果理想。
2.相关性检验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政治关联深度、政治关联地域广度、政治关联部门广度与政府补贴额度与政府持股比例和实际控制人情况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这与我们的初步假设是一致的。从并购绩效的角度分析,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深度、政治关联地域广度、政治关联部门广度、政府补贴及政府控股比例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实际控制人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而初步说明了政府在并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复杂性,对并购绩效具有双重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哪种影响的力度更强。
3.实证检验结果(1)产权属性与政治关联关系实证结果表5中模型1-1是产权属性与政治关联深度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由检验结果可知,自变量Govshare、Controlor及控制变量InCore、Lev的回归系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其对因变量政治关联深度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具体来说,政府持股比例越高,文化企业拥有的政治关联深度越强。国有控股文化企业中有政府背景的股东行政级别普遍高于民营文化中有政府背景的股东行政级别,从一个方面验证了假设1。表5中模型1-2是产权属性与政治关联地域广度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自变量Govshare、Controlor及控制变量LnAss、InCore、Lev的回归系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其对因变量政治关联深度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而GovEff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为0.065,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文化企业治理效率对政治关联深度解释力度稍小。因此国有控股文化企业政治关联地域广度优于民营文化企业,即相对于民营文化企业,国有控股文化企业中高管通常具有行政区域多元化的政府背景优势,从一个方面验证了假设1。模型1-3是产权属性与政治关联部门广度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自变量Govshare、Controlor及控制变量LnAss、InCore的回归系数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其对因变量政治关联深度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国有控股文化企业政治关联部门广度优于民营文化企业,即相对于民营文化企业,国有控股文化企业中高管通常具有部门领域多元化的政府背景优势;而GovEff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为0.176,Lev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为0.785,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文化企业治理效率与资产负债率水平对政治关联深度解释力度小。这也从一个方面验证了假设1。模型1-4为文化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产权属性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由检验结果可知,自变量Govshare的回归系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自变量Controlor及控制变量LnAss、InCore的回归系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其对因变量政治关联深度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而GovEff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为0.189,Lev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为0.641,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因而文化企业治理效率与资产负债率水平对政治关联深度解释力度小。国有控股文化企业相对于民营文化企业能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假设1。综上,表5的实证结果从政治关联的四个方面验证了假设1,即国有控股文化企业的政治关联度高于民营文化企业,表现为国有控股文化企业的高管普遍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其高管政府背景具有更明显的地域多元化、部门多元化特征,相对于民营文化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2)政治关联与文化企业并购绩效的实证结果本部分实证检验文化企业政治关联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将样本分组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如何影响国有文化企业并购绩效与民营文化企业并购绩效。其中按照并购方产权属性将样本细分为国有控股文化企业和民营文化企业。按照并购双方产权属性将样本细分为国有文化企业并购民营文化企业、国有文化企业并购国有文化企业、民营文化企业并购国有文化企业和民营文化企业并购民营文化企业。在相关性分析中,政治关联深度、政治关联地域广度与政治关联部门广度之间相关性较高,将样本数据带入模型2中得到的结果显示,三个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相关性,而在这三个变量中政治关联深度,即文化企业中高管任职的级别之和,最能代表文化企业的政治关联强度,因而将模型2中自变量变更为PCdepth、LnGovSub以检验H2a和H2b。将全样本、国有文化企业样本和民营文化企业样本分别作为观测样本,获得表6的实证检验结果。模型2-1结果显示,文化企业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深度、政府财政补贴成正相关关系,其中政治关联深度相关系数为0.079,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文化企业拥有较高政治关联强度有利于并购后的整合效率;政府财政补贴相关系数为0.239,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文化企业在并购过程中获得的政府补贴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并购整合效率。我国文化企业并购行为特别是国有文化企业的并购行为往往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并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管制,因而具有政治关联的文化企业能够从政府手中获得优质的并购资源,更容易进入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等管制行业,也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虽然企业在获得或者维持这种政治关联关系过程中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但从实证结果看文化企业获得的并购收益要大于与之相关的成本。因此政治关联有助于提升文化企业并购绩效,即文化企业的政治关联越强,与政府的关系越紧密,并购绩效越好,验证了假设2a。考虑到文化企业的产权属性,将样本分组为国有文化企业与民营文化企业,模型2-2实证结果表明,国有文化企业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深度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12,显著性水平为0.05,但是并购绩效与政府财政补贴的相关性不显著,因此在国有文化企业中产权属性主要通过政治关联深度,即高层管理人员的政治背景影响并购行为从而提高并购绩效。模型2-3实证结果表明,民营文化企业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深度、政府财政补贴成正相关关系,其中政治关联深度相关系数为0.062,显著性水平为0.05,政府财政补贴相关系数为0.398,显著性水平为0.01,民营文化企业中产权属性通过政治关联深度与政府财政补贴双重方面影响其并购绩效,且政治关联性越强,并购绩效越好。本文前面的理论分析提到,政治关联对并购绩效可能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可以通过提供并购资源,优化融资途径,获得税收优惠及财政补助对并购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过多的政府干预又会影响到企业的并购决策,造成并购绩效的降低。对比模型2-2与模型2-3的实证结果可知,国有文化企业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强度的正相关关系弱于民营文化企业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强度的正相关关系,与描述性统计中国有文化企业并购绩效平均值低于民营文化企业并购绩效平均值的结果相一致,即国有文化企业的并购整合效果并不如民营文化企业理想。结合模型1的实证结果,我国国有文化企业的政治关联强度高于民营文化企业政治关联强度,由此可以推测,在国有文化企业并购中较多的政府干预对并购绩效提升产生了阻碍作用。
4.稳健性检验通过上述研究,本文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a,梳理了产权属性、政治关联强度与文化企业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国有文化企业通常比民营文化企业具有更高的政治关联性,具有政治关联的文化企业从并购前决策、并购过程和并购后整合均获得更多优势,从而并购后整合绩效更优。但是产权性质对文化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机理是否主要通过政治关联异质性实现,仅通过上述实证检验不能完全确定,因此构建了如下模型3和模型4以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模型3和模型4中变量的定义见模型2变量定义表。
作者:潘爱玲 王淋淋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