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效应风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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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背景
我国改革开放，利用外资所取得的成绩令世人瞩目，但伴随引资战略进程的加快，我国在引进和利用外资中存在一些潜在风险，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国内被外资垄断的一些行业，排挤了我国民族企业，威胁到我国的产业安全，加大了国内市场风险。其次，外贸依存度虚高，外企出口占总出口的50％以上，反映了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企实现，我国对外资的依赖性过高，影响到我国的国际收支安全，加大了国际市场风险。第三，外资的技术外溢效果从总体上看不太明显，我国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绝对层次的现状并没改变，贸易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也没扭转，表明利用外资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目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第四，外企的技术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增强了我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影响了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技术的相对落后使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偏低，加大了国际和国内市场风险。第五，外资对总体就业的贡献率很低，与其在我国获取的利益不成比例，同时，外资的区域选择偏好也加剧了我国地区经济差异和个人收入差异。
尽管目前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对此方面问题进行了有效的理论探讨，但绝大多数国内专家在从总体上论述了外资的正面效应后，只是略带论述了外资的负面效应，还不够深入；或从单个方面探讨外资的负面影响，如国内学者在技术外溢和技术安全方面，运用了大量的计量与实证的分析方法，但分析结果大相径庭，对统计计量标准与方法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作为国外学者则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整体进行分析，或以中国为例进行局部分析，直接对我国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客观分析的较少，并且国外专家分析也难免会从自身的角度和立足点出发来看待中国问题，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国国情。虽然外资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及对策有专门阐述，但缺乏理论系统分析，因此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国全面履行人世义务的过渡期即将过去。这意味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加快，外资会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我国，国际投资的自由化趋势难以逆转。在积极参与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多边投资自由化活动中，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存的现象使我国的政策出现了两难境地，对我国目前的外资管理方式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同时，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引资工作也呈现了阶段性变化，目前国内存在内外资的“双溢出”现象，说明现阶段引资的目的已不单纯是为了弥补资金短缺，应尽快实现由注重引资数量向注重引资质量和效益上转变。2004年初，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国家适时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特别强调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与之呼应，我国的外资政策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旨在新形势下，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规避外资风险，使外资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因此，无论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还是国内形势来看，研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效应风险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性。
二、相关文献综述
西方的FDI理论主要探讨FDI与投资国的关系，即研究投资国进行FDI的动机与利益，如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1973）的寡占反应理论，小岛清（Kojima，1973）的“比较优势”理论，海默（Hymer，1976）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卡森（Buckley＆Casson，1976）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1977，1979，1988）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于FDI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关系的研究，最著名的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Chenery＆Strout，1966）的“两缺口模型”，认为外资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其经济发展。故在此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竞相引资实践。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需要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需要吸引外资，这似乎是一种无风险的双赢互利行为。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FDI对东道国的潜在风险或负面效应估计不足，相关文献也十分鲜见。随着1997年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随后拉美引资经济问题的启示，国内外各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外资风险。2004年2月，中国社科院主办了第四届国际问题论坛，主题就是“中国引进外资战略的反思与展望”，在肯定中国引资成果的同时，对外资的负面效应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说明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成为近期的焦点。由于外商投资的潜在风险直接体现在相关领域的负面效应上，本文拟从五个方面综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负面效应（或称潜在风险）。
1.我国产业发展中FDI效应风险
（1）产业安全论。外资控制并占领国内市场，制约民族工业和幼稚产业发展，导致国内企业效益下降，部分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被外资控制，使我国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张玉和、王罡，2002），并且正沿着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初级产品的路线抢占国内市场。由于中间产品可以通过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影响其他产业部门；初级产品的“前向关联”效应较大，对下游产业有重要影响，外资向中间和初级产品领域的扩展，能够控制更多的产业，因而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张玉波、李连成，2001）。（2）国际垄断及品牌替代论。外资（主要是跨国公司）垄断现象日益明显，使我国的民族工业面临严峻挑战（张奋勤，1999）；并且认为外资垄断使得国家对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尤其增加了与产业结构调整直接相关的货币、财政、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从而容易使东道国陷入“蒙代尔三角”的困境。众多的民族品牌丧失，相当多的行业被外国品牌所充斥（祝年贵，2003）。（3）产业空洞论。外资加快了我国“产业空洞化”的进度和速度，表现在：①外资收购兼并的是我国支柱产业，即产业控制风险；②行业结构存在“夕阳化风险”；③行业发展所需人才流失风险（余治利，2000）。通过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华主要从事垂直一体化投资，也就是把整个产业链中的一个或两个环节转移到中国，这使得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和产业之间缺乏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既挤占了国内资源，又迫使我国产业的对外依赖，属于典型的“飞地经济”（张奋勤，1999）。（4）产业结构偏离论。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工业结构效益影响的实证分析说明，外资企业进入降低了我国工业结构的总体效益，制造业比重偏大加快，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仍偏低缓慢，使我国产业结构的偏离程度加大（宋泓、柴瑜，1998）。
2.我国贸易发展中FDI效应风险
（1）“飞地”现象危害论。国外学者通过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空前依赖外资企业，同时加工贸易在外资企业所占比重过高，与国内经济的后向关联很小，且出口品的国内含量偏低，显现出一定程度的“飞地”（enclaves）现象（LardyNicholasR，1996）。该现象和国有企业低效率结合时，存在很大风险。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过高，其“两头在外”的特点决定了加工贸易进出口与国内生产要素关联性很低，属于典型的“孤岛经济”或“飞地经济”（enclaveeconomy）。长此以往，这会导致外贸粗放型增长，加剧出口商品结构的低级化，加大对外依赖性，损害我国外贸发展的自主性（王允贵，2000）。对有关“飞地经济”的危害，有学者指出，在引资中若不注重自主创新和开发能力的提高，就会带来明显的“飞地效应”，造成对外技术依赖上升，当沉淀成本不高时，“飞地经济”会随当地劳动成本优势的丧失而迁移（潘悦、杨镭，2002）。在对外向型经济与珠江三角洲科技产业发展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提出类似看法，认为我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应该避免重蹈东亚科技产业发展模式的覆辙，该模式的不足之处可用“出口平台”这一概念来概括，其操作方式是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创立对国外投资者有利的“飞地经济”，在利用东道国廉价资源的同时，保护核心技术不扩散（蔡兵，1999）。（2）外贸依存度偏高。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偏高，进出口贸易不平衡，出口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高，进口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低。如此，随着进出口贸易的扩大，我国出口产品对海外市场的依赖会大于进口国对我国产品供给的依赖，同时我国国内某些产业对进口品的依赖也会大于其他国家对我国市场的依赖（尹翔硕，2004）。
3.我国技术进步中FDI效应风险
（1）技术溢出效益不显著。Young，Stephen和LanPing（1997）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法发现外资在华技术外溢出效应十分有限。江锦凡（2004）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法发现外资在华技术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的渠道实现，影响的是以劳动力为载体的软技术部分，而技术外溢的另一渠道R＆D资本却不通畅。从总体看，这种趋势削弱了我国自主技术开发的能力，形成技术的对外依赖。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相关文献较多，但孟良等（2004）在对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中发现：国外学者针对不同国家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即使针对同一个国家，不同学者也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但迄今为止，在所有使用面板数据（尤其是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支持负溢出效应或无溢出效应的结论。（2）对我国内生技术培育点较小。王春法（21004）从文献调研、理论研究、问卷调查、案例分析4个方面对外国直接投资与内生技术能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现，从机制角度研究FDI与我国技术进步之间关系的大多数结论是否定的；进入中国的FDI表现出明显的两头在外、根植性差的特点，外企与母公司有着强烈的技术依附关系，很少参加当地的技术市场活动，与当地的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的技术联系非常微弱。因此，仅现阶段而言，外企对中国内生技术能力培育的贡献很小；不仅如此，由于跨国公司享有的技术优势，可能迫使中国企业放弃已有一定基础的技术开发能力，转而依靠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对其形成技术依赖。
（3）外资核心技术封锁使国内技术风险加大。祝年贵（2003）从分析国外对华投资的本质入手，指出在高科技领域的巨额技术垄断利润决定了技术溢出效应非常有限，并利用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逆贸易导向性对外投资”理论和赤松的“雁行发展模式”理论，来说明东道国引入通常是投资国将淘汰的技术，长此以往，会形成对国外技术依存度越来越大的技术风险，严重削弱东道国的技术实力。
4.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FDI效应风险
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对外资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东西部地区间GDP增长率的差异中约有90％归因于FDI.徐莲子、谢保蒿（2003）和徐剑明（2004）认为，外资过度集中在东部制造业地区和东南部沿海地区，加剧了我国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国外也有相关文献研究了中国引资中存在的问题，他们的结论一致认为中国引资的最大弊端表现在加剧了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地区经济差异。SunH.（1995）、WandaTseng和HarmZebregs（2002）调查了FDI对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FDI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对西部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差距。HaishunSun和JosephChai（1998）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法和跨部门资料对中国16个省的情况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外资不仅扩大了东、西部经济差距，而且通过对广东省的实证分析发现外资也加大了广东省地区内部经济差距。
5.其他领域中的FDI效应风险
（1）就业不足。2002年外企就业人数占我国城镇就业人口的比例不足：10％，涉外税收占全国比重约20％，反映了FDI对我国就业、税收贡献有限（穆虹，2004）。并且外资就业效应的有限性将日益明显，一方面，外企的用人目标是减员高效，与我国解决大量劳动就业的目标不同步；另一方面，外企的进入也造成一部分国内企业倒闭，失业增加（余永定，2004）。（2）从外资的资本形成效应方面指出了其负面影响，认为外资挤占了国内要素市场，在国内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存在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左大培，2004）。（3）此外，外资大量流入加剧了我国的资源透支和环境恶化趋势，同时外资进入某些特殊领域会威胁到我国的信息安全（陈泰锋，2002）。
三、评析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负面效应都给予了一定关注，但是侧重的角度存在较大分歧，还远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首先，国外学者专门研究中国外资情况的文献较少，且对中国了解的程度和各自所占的立场也不同。其次，国内学者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影响时，定量分析不多，采用的数据资料多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开始。需说明的是，由于1990年以前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到l％，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较弱，不存在负面影响；而1990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主体，并出现以下变化：①1990年以前的投资主体是港澳台等的中小资本，1990年以后外商投资在规模和多元化方面都有较大的拓展，大型跨国公司成为来华投资的主体；②1990年以后外商投资的目的由最初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向占领我国的国内市场转变；③外商投资形式由合资方式逐渐向独资经营转变，合资企业中的外商也在积极谋求控股地位。再加上90年代初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才基本确立，因此有必要针对近10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重点对1992—2004年的经济数据进行经济计量分析。最后，本文想强调的是，在为数不多的国内计量分析文献中，从区域经济风险角度过渡到市场风险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献非常少，所以本文希望通过文献综述和评价，能使专家学者们用更多的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来深入研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和我国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同时，还应针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带来的负面效应提出规避外资风险的政策建议。
四、政策建议
1.实施“法律环境优先”策略
健全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对外商投资环境的关注应逐步从优惠政策转到法律执行、产业导向、技术标准等方面来。特别是在面临国际资本流动更趋理性的形势下，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资的法律体系，保持外商投资政策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防止大规模外资撤离的风险；另一方面，随着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日渐增多及我国面临的市场风险加大，应制定一系列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措施，引导外资与内资平等竞争，全面清理各地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制定全国统一的政策或区域产业优惠政策，对外资在中国的市场行为按照国际规则结合中国的国情依法进行规范化管理、引导和控制，适时制定有关外资控股、外资并购、外资不正当竞争、外资垄断等竞争政策或法规，尽快颁布《反垄断法》，规范和引导外资投向和规模，降低外资风险和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2.培养技术内生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1）完善科技创新软环境，加强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管理机构应及时出台相应的鼓励研发的优惠措施和条例，在法律与制度上保证企业注册、土地使用、能源供应、贷款发放、产品销售、许可证制度以及人员流动，为科技产业化、强化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供保障。政府也应努力完善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软环境。（2）实施筹资多元化，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研发投入的不足，是阻碍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障碍，既是我国“以市场换技术”效果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我国自主研发能力的主要原因。因此，单纯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往往是不够的，为避免市场失灵造成的技术创新不足，政府应该对技术创新提供资助，在组织上和技术上，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要不断完善风险投资体制，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改革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提高我国的自主研发能力。（3）主动打破垄断格局，全面引入竞争机制。
通过培育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内企业以及在同一领域引入多家实力相当的外来企业，实施“以竞争换技术”，以“寡占反应规律”反制“技术锁定战略”，应该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内容。（4）加强国际合作，力争进入跨国公司技术联盟。随着研发国际化及企业间策略性技术联盟的发展，我国企业应该主动加强国际合作，争取入盟跨国公司主导的技术研发活动，积极参与跨国公司各项重大的科学技术研发，以求融入全球技术开发的主流趋势。
3.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
国际投资在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是各国企业争夺国际市场的战略制高点。我国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定位产业发展，就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地开展海外投资，以期强化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在制定全面可行的对外投资战略时，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政策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放松有关对外投资的资本项目的控制力度，简化审批手续，增加透明度。实施并鼓励多层次参与进军全球500强梯队战略，并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发挥大企业集团的比较优势和对国内中小型企业的辐射和带动效应。惟其如此，我国才能真正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增强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谈判力，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和化解依赖外资的风险，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和谐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