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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总体而言趋向和平和稳定,西方大国用政治的对抗和经济的合作取代了传统的军事对抗观念,地缘政治论也逐步被地缘经济论所取代。进入90年代后,金融霸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世界经济金融、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最近,复旦大学著名国际金融学家陈观烈教授呼吁警惕世界金融霸权(1998年12月25日《经济学消息报》),令笔者颇受启发。在此沿着陈教授的思路对金融霸权的实质、条件、形式及其影响作粗浅的分析,并希望对次话题感兴趣的专家学者多题批评意见。
金融霸权及其本质
霸权(Hegemony)是一种“霸主权”或“盟主地位”,尤其是指特定联盟或邦联中的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统治或领导地位,有时也作霸权国推行的支配性的政策或强权政治。“Hegemony”一词在古希腊本来具有“领导性(leadership)”的含义,但在征服了马其顿之后,又加上了“支配(domination)”的意思。因此“霸权”含有暗示巨大权力的剥削、压迫性质的双关语气。
金融霸权(Financialhegemony)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并不存在金融霸权,因为金融本身就是一国经济的核心。本质上,金融霸权是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而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是金融霸权的基础,没有雄厚的军事与经济实力根本谈不上金融霸权。用武力冒险无法获得的利益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非暴力的市场竞争而获得。在传统金本位制下,英国曾占据金融霸权地位,迫使世界各国经济遵守“货币体系规则”,使得英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世界货币的供应。而当代只有美国才称得上是“金融霸权国”,与以前的霸权国不同的是美国通过与其他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组成了一个“霸权集团”如七国集团,但美国仍占据主导地位。
金融霸权的作用与影响金融霸权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1、金融霸权维持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这可以参照经济霸权主义的“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P?金德尔伯格(P.Kindleberger)于70年代初提出的,他指出:“世界经济要想保持稳定,必须拥有一种''''稳定器'''',即某个国家要能负责为亏本商品提供市场,让资本稳定地(不是逆循环地)流动,而且当货币制度呆滞不灵陷入困境时,它能为提供清偿能力建立某种再贴现的机制”。在汇率浮动和资金市场一体化的世界上,霸权国“还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管理汇率结构,并对各国国内货币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该理论表明,如果没有霸权国建立并管理国际社会体系,当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让位给经济民族主义势力时,国际经济就会动荡不稳。
因此金融霸权有以下作用:制定国际经济竞争规则和政策协调、执行国际经济竞争规则、稳定世界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控制危机。2、金融霸权国(或集团)利用其霸权地位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由金融霸权国生产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其他国家不能只“搭便车”,必须付费。这种费用是金融霸权国通过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收取的,具体地说,这种剥削是通过强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开别国金融市场,利用其货币的特权地位、攻击性的金融投机和国际资本流动实现的。这将在下面做详细论述。3、霸权国地位更迭时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动荡和不稳定。根据金德尔伯格的理论,霸权国的主要作用不仅仅是日常维持该体系的运营,而且在于控制危机局面。
在一战前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由于英国的金融霸权国地位发挥的作用而大大缓和,二战后,由于英国的日渐衰落,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形成了一个金融霸权真空,导致了30年代国际金融体系崩溃和大萧条。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为金融霸权唱赞歌,反而应该警惕,因为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实现金融侵略和剥削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以往金融霸权为军事霸权服务,剥削性并不突出)都更突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深远。
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三条都与金融霸权有关: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球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而相应地“控制高科技军火工业”和“控制航天工业”则分别退居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三位。
金融霸权的剥削形式
作为金融霸权国,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投机资本、衍生金融工具和其背后的政治霸权、高科技力量确立了自己的金融霸权地位,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形式实现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1、美元霸权,即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目前,美元仍是无可争议的国际货币,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结算的83%。美元的这种特权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首先,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美国获得数额巨大的铸币税,从而白白占有了境外持币者的资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约有半数美元(约37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使其每年大概获益15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其次,分享其它国家经济成长的成果。美国相对而言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却不必对等地或干脆是不负责任地偿还它们。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贬值,既减轻外债负担,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仅在1985年3月至1986年3月的一年间美元贬值就减少了美国约三分之一的债务。第三,转嫁危机。当美国出现经常帐户逆差时,可以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可以直接增加货币发行量避免信贷紧缩和信心崩溃带来的经济危机,把部分损失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转移到世界各地。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实质性的衰退,但发展中国家却深受其害。这也是为什么其它国家(如1997年的东南亚各国)出现持续的经常帐户逆差就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而美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巨额经常帐户赤字而安然无恙的主要原因。
2、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战后,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和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使得国际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国与国之间流动。尽管经历了发达国家之间为主的资本流动和发达国家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过程,但发达国家无疑是国际资本的主要输出国。追逐超额利润是国际资本的本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国际资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990-1996年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总额达11705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也同时带来了风险和剥削。金融危机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过程中,处处都留下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动的痕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目前在全球货币市场间流动的国际投机资本即国际游资至少有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每年总GDP的20%,每天有相当于1万亿美元的投机资本四处游荡,寻找归宿。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表现出极强的投机性、无序性和破坏性,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国际投机资本的无序流动造成的。经过近三十年的自力更生,东南亚国家经济已初具规模,为资本增值创造了良好环境,金融自由化更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无序流入提供了渠道。在无序流动中有一个恶性循环,资本的流入破坏了原有的资金平衡,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为抑制通货膨胀,东南亚国家必须提高利率,然而高利率又进一步使国际投机资本趋之若鹜,使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结出膨胀性的果实。投机资本的大举进驻一度使这些国家喜形于色,但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投机资本便一窝蜂地进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投机泡沫开始膨胀。大量投机资本的流入必然造成配套本币的匮乏,诱使本币升值,继而导致经常帐户的逆差,为未来的贬值打下了埋伏。当投机者们看到时机成熟,便“不经意”地捅破泡沫,带领投机资本如潮水般地涌出,造成在短期内无法弥补的资金真空,导致货币的过度贬值。这样,东南亚国家“破产”了,国际投机资本却满载而归。
作为金融霸权国的美国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头号债务大国,但从来没有看到美国为此而担忧,更不会发生类似于80年代初期拉美式的债务危机。相反,美国从中受益匪浅,这一方面得益于美元的特权地位,另一方面得益于由此带来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金融大改革后,美国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运用十分成功,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资本输入和高回报的资本输出使得美国获取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大部分利益。
所以,只要美国需要资金,可以随时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从容不迫地达到目的;所以,美国强烈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实现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自由化,以使其资金自由进出这些国家;所以,当发展中国家出现所谓的“某某奇迹”时,美国便输出资本,流入后者的股市、汇市等短期资本市场。这些资金的流入在别国吹起一个个经济泡沫,制造出虚假繁荣,一旦时机成熟,美国便通过各种手段将资本回收,当然携带着丰厚的利润。在过去的一年里,以各种形式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约有7000亿美元,其中由东亚地区转向美国的外资就超过3000亿美元。这些资本简单的一进一出,给美国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却是苦不堪言的危机。
3、攻击性的金融投机。目前,美国有1万多只共同基金拥有近4万亿美元资产,3000只对冲基金拥有4000亿美元资产。其中对冲基金无疑是在世界各地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的急先锋,尤其是索罗斯及其量子基金,共同基金也一改以前的稳健作风加入投机的行列。1997年9月,美国股票总市值为12万亿美元,每日平均交易额为450亿美元,即使这些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动用几
十、上百亿美元在美国股市折腾也不一定有什么作为,但到了泰国、马来西亚甚至香港、新加坡的股市,无疑于大象跳进游泳池,无论做多还是作空,都足以掀起惊涛骇浪。
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去年的香港金融保卫战都是美国的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在作祟。它们调度巨额投机资本,配合舆论声势,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和立体投机策略,先攻陷外汇市场,然后利用各个金融市场间的内在连动性获取惊人的投机利润。香港之所以没有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并非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了出其不意的干预措施,主要是俄罗斯金融危机使得这些国际炒家无暇自顾。在现行的国际金融市场“游戏规则”下,国际炒家的风险与收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只要操作得当,几乎总处于无往不利的只赢不输地位。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略有油水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已经被美国的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悉数闹了个遍,这些国家也无一例外地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有报道证实,眼下的巴西金融动荡中,对冲基金也脱不了干系。攻击性的金融投机是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侵略和剥削的最外在的方式。
4、美欧银行资本大肆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作为东亚金融危机也可以说是南方金融危机的后果之一,就是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企业倒闭、破产成为普遍现象。当金融霸权国炮制出金融危机后再杀一个“回马枪”,以“地价”收购东亚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而这时后者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任人宰割。东亚挥泪大甩卖的过程就是金融霸权的实现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被剥削的过程。金融霸权的必要条件:金融自由化由以上可以看出,金融霸权国要达到金融侵略和剥削的目的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开放的金融市场、巨额的国际投机资本和操纵别国金融市场的工具(包括衍生金融工具和投机技巧)。其中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是实现金融霸权的必要条件,这也是霸权国所极力推崇和推行的。霸权国打开别国金融市场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其霸权地位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二是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变相推行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动要求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而后者不仅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也导致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无序化。
所谓“无序”一方面指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超出了经济运行和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指国际投机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肆意掠夺。半个世纪来,在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极力推动下,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津津乐道的。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时所定的章程中没有“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条款。不仅没有,而且基金协定还赋予各国“资本控制”(capitalcontrol)的权力。
60年代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弗莱明-孟代尔(Fleming-Mundell)定理也部分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该定理说明,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固定汇率”三个条件中,最多只有两项能够同时满足。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且尔和里根上台为标志,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干预主义经济学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成了世界性的潮流,在这一潮流的有力推动下,国际资本流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体系似乎已经初见雏形。凭心而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即使现在被国际投机资本搅得焦头烂额的东南亚国家当年创造的奇迹也沾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光。
但这并不等于说国际资本流动真的就无可挑剔,在价格充分浮动、资本充分流动的条件下,风险也随着资本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而在各国游荡,随着国际资本的膨胀而膨胀。而其中的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机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国际投机资本又完全不受发展中国家所控制。然而,就目前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限制国际投机资本过度投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还在极力推动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进程,并一度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危机并非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动而是流动不够。1997年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IMF提出了修改IMF章程的设想,其目的是要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IMF章程。在东南亚国家被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流动和投机搞得心烦意乱的时候,IMF讨论修改章程,推进资本帐户自由化进程无疑招致各界的议论。以发达国家的官员为代表的支持派大唱赞歌,因为这符合它们的利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金融危机受灾国要求加强对对冲基金和国际投机资本加强监管的建议漠然视之,甚至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
1997年12月13日,世界贸易组织102个成员国签订了“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在以下方面达成协议: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运行;外国公司享有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取消边界服务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投资项目中比例超过50%。不难看出,该协议生效后最直接、最大的赢家将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亚洲国家在遭受金融风暴蹂躏践踏出现了严重危机后,不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苛的借贷条件时,“经援”便变成了化缘式的乞讨。IMF向泰国、印尼、韩国、俄罗斯等受灾国提供的援助,绝不是“免费午餐”,一个重要的药方就是,被援助国必须承诺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外资更大程度地参与金融产业。援助的结果是,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外资尤其是美资金融大鳄,龙骧虎视,等待下一次最好的机会进行蚕食鲸吞。难怪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要指责美国藉IMF贷款之名,行“经济殖民主义”之实,企图操纵别国经济。而韩国人也认为,美国意图透过IMF操纵韩国经济甚至将1997年12月3日视为本世纪初日本入侵实行奴化以来的第二个国耻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论上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透过提供短期贷款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时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加上该组织的极大部分资金来自美国,令人不得不怀疑美国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幕后策划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给有经济问题的国家时,对贷款国规定甚严,必须要他们做到合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游戏规则。
结论
如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理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也同样处在中心-外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金融霸权国处在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外围,金融霸权在中心国内部的更迭(如欧元挑战美元)并不会改变这个体系。中心国与外围国的关系是主宰与依附、主导与顺应的关系,这也决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不平等,也决定了两者属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金融霸权已成为目前危害发展中国家金融健康运行的最大威胁,如何防范金融霸权主义,增强本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刻不容缓的跨世纪课题。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因为金融霸权的存在而割裂与发达国家的联系,经济金融的相互依存毕竟是大局,但也不能机械效仿西方特别是美国模式,盲目地走金融自由化道路,否则未享其利,先蒙其害。要避免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最关键的一点是阻断剥削的渠道,即在本国经济尚不能有效抵御外部冲击时,不要过早开放本国金融市场,适度的资本管制是必要的。马来西亚、台湾、韩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出台资本管制措施,也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在金融自由化和所谓的资本主义思潮的全球化面前可以静观待变,不必完全进去或谨慎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