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中美国社区银行的演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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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系列报告中的第三部分，分析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监管的变化是以何种方式影响美国金融部门的，尤其是2010年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后产生的影响。该系列报告的第一部分考察了美国前四大银行的情况；第二部分分析了15家地区性银行的面板数据；本文作为其第三部分，审查的主体是美国的社区银行。社区银行在当地社区和整体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当地居民提供传统的银行服务，同时也为附近的小企业提供贷款。不同于大银行与全国性集团所进行的合作，社区银行更倾向于获取当地的存款，同时在当地发放贷款。它们服务于包括农业、房地产和小企业在内的商业银行贷款市场的关键领域。区别于大银行的主要收益来自于交易、风险投资和投资银行业务等非利息收入，社区银行的大部分收益则来自传统的银行业务。②另外，社区银行经常从事个人和非标准的贷款业务，因为它们拥有与社区和客户相关的专业知识、技能，这使得它们被称为“关系型”银行。由于与小企业间的亲密关系，社区银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所有银行（包括信用合作社）相比，小银行的资产里小企业贷款占比最高。③社区银行依赖于与客户的关系，而大型银行更多地依靠基于模型的方法论。关于社区银行，本文给出了一个重要的警告。回顾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贷危机，小银行贷款非常集中于当地市场，很容易受到当地经济衰退（例如当年德克萨斯州石油价格泡沫破灭，以及加利福利亚州的房地产周期）的影响。有迹象表明，社区银行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危机前，它们存款基数中用于发放贷款的比例比大银行更小（大银行因此是在两边都在下赌注），而同时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存贷差进一步拉大；危机后，社区银行已经慢慢开始缩小与大银行之间的差距。我们高度关注社区银行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们的数量正在下降，我们的研究也验证了这种趋势。然而我们也发现，这种趋势仅仅存在于规模最小的银行（资产少于1亿美元）里。而这些非常小的银行只是金融部门的一个小部分，它们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相当有限。

一、社区银行数量不断下降

本文使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关于社区银行的定义。该定义并非仅仅根据固定的资产规模来界定社区银行，同时也考虑了诸如银行使用关系型方法的范围以及开展业务的地理范围等其他因素。如图1，社区银行的数量自2003年（包括以前）以来不断减少。这一下降趋势和始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的整合是一致的。社区银行的减少大部分源于规模最小的银行机构数量的急剧减少。在总资产规模低于1亿美元的银行机构数量迅速下降的同时，大型社区银行（总资产高于3亿美元）的数量却出现了增长。2003年，总资产低于1亿美元（以2009年的美元计价）的银行共计有3255家，占所有社区银行数量的43.7%；至201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为1919家和32.9%。虽然资产在1亿美元和3亿美元之间的银行也出现小幅下降，但这一层次银行在社区银行中的占比却在上升，从2003年的35.6%升至2014年的38.8%。如图2所示，资产高于1亿美元的银行机构数量，呈现了类似比例的增长；而那些资产规模大于等于3亿美元的银行数量，在这段时间里呈现出温和增长，它们在所有银行中的占比增长则要更加猛烈。规模最小银行数量的下降最为显著，并且贯穿2003年至2014年整个样本区间。然而，危机后银行数量的下降并非是银行退出比例的变化所致。McCord和Prescott（2014）所做的一项重要研究中就注意到，2008年至2013年间银行的退出率和2002年至2007年间的并无大的差别。他们的关键发现是，银行数量的减少主要是因为缺少新银行的进入。新银行起步规模较小，要么倒闭，要么最终升级为大型银行。这种缺少所谓“新创银行”进入的状况，是小银行数量最近呈现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两位作者的总结认为，如果能恢复危机前的银行进入模式，那么小银行的数量将增长10.7%。缺少新银行进入的三个可能原因分别为：限制性的银行监管措施、不断下降的利息收入和对银行服务的需求虚弱。McCord和Prescott认为，近期的净利息收入较低确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但并不能确定其就是主要因素。他们还找到了支持“银行监管对小银行来说更像是一种沉重负担”观点的证据：和危机前相比，获准开设一家新银行的进程更慢也更困难了，但这些因素都有着不确定性。第三点，或许也是最可能的解释是，在经济衰退和缓慢恢复期里，人们对银行服务的需求较弱，尤其是对社区银行服务的需求。同样受到衰退因素的直接影响，小银行面临着有关贷款机会的结构性问题。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二、社区银行的总资产

图3向我们展示了社区银行总资产的变化。从2003年的1.62万亿美元强劲增长到2009年的1.98万亿美元，增长了22.5%（剔除通货膨胀的调整因素，增长率为7%）；之后的2009年到2010年，社区银行总资产规模出现了轻微下降（2.3%）；再之后的数年里，资产规模保持稳步增长。社区银行并未出现其他银行所面临的长期的或大规模的资产损失。我们考察了2010年之后社区银行的资产水平，发现增长率相当的缓慢，从2010年底到2014年末仅增长6.7%，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率，基本保持为零增长。因此，危机后社区银行的资产水平已经恢复，但进程缓慢。社区银行的总资产在增长，而同期银行数量在减少，这也就意味着社区银行的平均资产规模呈增长态势。2003年，社区银行的平均资产规模是1.956亿美元；到2014年，这一数字升至3.419亿美元。这一结果未剔除包含通货膨胀的调整因素（平均每家银行的总资产增长74.8%，而期间GDP平减指数增长23.9%）。2003年到2007年间，社区银行所持有的证券资产呈现稳步下降，由3950亿美元减少到3490亿美元，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也由24.4%下滑到19.1%。2008年开始，这一持有量又开始回升，从2008年的3530亿美元升至2012年的4620亿美元，之后保持稳定。2014年，社区银行持有的证券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为21.8%，而2008年的这一比例为18.5%。虽然小银行和大银行在危机后都增加了持有的证券资产数量，但大银行增长的幅度更大。①这可以归因于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该法案对大银行的流动性提出了强制要求，但未针对小银行提出要求。在美联储实施超额准备金付息政策（IOER）的同时,社区银行的有息资产余额在2008年底开始增长，从350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最高值1250亿美元；之后，该项资产余额恢复下行，2014年为1000亿美元。这和大银行的变化趋势有点类似——危机后，大银行开始增持安全性更高的有价证券和存款准备金。图4详细描述了社区银行的资产组成情况。和地区性银行的情况类似，这些银行资产中占比最大的部分是贷款和租赁，其次是有价证券。临近危机前的几年里，社区银行的贷款和租赁在总资产中的占比稳步增长，2008年后下降到危机前水平；2012年开始，贷款和租赁占比又呈上升趋势。危机前，有价证券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一路下降，而同期有息资产余额在总资产中的比例非常小。2008年后，随着贷款和租赁的总量有所下降，有价证券和有息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变大。其中，有价证券占比从2008年的18.5%上升到2014年的21.8%，有息资产余额占比从2008年的1.8%上升到2014年的4.8%。在样本区间内，所有其他资产的占比都相对稳定，但无息资产有小幅下降。

三、社区银行的负债情况

社区银行的负债结构相对简单，几乎全部都由境内存款和其他借款组成。境内存款占总负债的比例接近90%，而其他借款占比为4%—9%。相比之下，地区性银行和四大银行的负债结构更具多样性。这也意味着总存款在社区银行业务中的比重要高于地区性银行和四大银行。图5显示，社区银行的负债在2003—2014年间处于上升态势。除了2009—2010年间出现小幅下降外，社区银行的负债在考察期内均呈现稳步增长。而2010—2014年的增长放缓，则与其资产增长的趋势相吻合。和总资产的变化类似，总负债在2003—2009年保持了增长，而在2010年出现下降。总负债从2003年的1.46万亿美元升至2009年的1.78万亿美元，2010年下降到1.74万亿美元，之后恢复增长并在2014年达到1.84万亿美元。境内存款的变化趋势与此类似。2003年，境内存款为1.29万亿美元，2009年升至1.6万亿美元，2010年经历了小幅回落至1.59万亿美元，2011年重新恢复增长，达1.62万亿美元，自此继续上升到1.69万亿美元。然而其他借款经历了一个不同的变化趋势，从2003年的1200亿美元增长至2008年的1600亿美元，但之后开始下滑，最终在2012年达到低谷800亿美元。由图6可以看出，危机后社区银行的负债组成情况与危机前有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一个细微的差别是其他借款的占比变小，而境内存款的占比变大。

四、社区银行的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在社区银行的业务模式中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这种业务种类通常是大型银行的专利。有趣的是，图7向我们展示了社区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总量在危机前和危机后都表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2003年，资产证券化业务总量达79亿美元，而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282亿美元：总量虽小但增长十分迅速。由图8可以看出，社区银行的大部分资产证券化业务都属于1—4级住房抵押贷款。2003年，这些贷款占了所有资产证券化业务的64%；2006—2007年，它们大约占了所有资产证券化业务的90%；之后的2008—2014年，它们的占比进一步超过了94%，其中在2011年最高峰时达到98%。同样，1—4级住房抵押贷款也是地区性和四大银行最常见的资产证券化品种。类似的，所有银行中第二多的品种是“其他种类贷款”。这一业务品种在考察期内的社区银行中的占比有升有降。最近，汽车贷款的占比处于上升阶段，并在2014年达到了4.5%。

五、贷款与存款的关系

考虑到社区银行为人所熟知的是其传统银行业务——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因此有必要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前四大银行和地区性银行里，我们发现贷款和租赁在危机前的变化趋势几乎和存款的变化趋势完全一致；而危机开始之后，贷款和租赁的变化则和存款不再同步，在前四大银行中，差距甚至变大了。图9的结果有些令人意外，并且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银行。危机前，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差距表明，社区银行并未将其所有的存款借出。这一差距的存在或许是因为它们看到可以将存款投资于其他有更大盈利空间的资产；或者，社区银行担心承担过多的风险，因为它们的贷款集中在当地的社区。2003—2008年，随着贷款的增长速度略快于存款，这种差距略有缩小。然而，2008年存款超过贷款和租赁大约1600亿美元，在2009年随着贷款和租赁从1.341万亿美元小幅下降到1.321万亿美元的同时，存款从1.502万亿美元增长到1.6万亿美元（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消费者将资金转移到更加安全有保障的账户里），两者的差距甚至变大了。2009—2011年，贷款和租赁继续下降，而总存款则回归原来的增长趋势。我们发现，类似于大银行的存款，由于危机中人们出于安全性的考虑而出现剧增。这种趋势同样发生在社区银行，但却是个相当短期的现象。2011年后，总存款开始逐步增长，速度也慢于危机前水平；贷款和租赁在2011年达到最低点的1.219万亿美元后，恢复缓慢增长，在2014年达到1.349万亿美元。这一数字仅比2008年的水平高出90亿美元。之前我们已经发现，前四大银行存贷款之间的差距随着存款的急剧增长而不断扩大；而对地区性银行来说，由于贷款的增速和存款的增长大致相同，因此两者之间的差距在危机中和危机后的水平几乎一样。我们发现，对社区银行而言，2011年以后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差距已经在逐渐缩小，似乎这些机构正在回归危机前的模式，但是速度较为缓慢。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新开业的社区银行很少，同时社区银行的借贷机会逐渐减少，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正如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抵押贷款都被卖给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信用卡借贷市场则由诸如大通银行、花旗银行、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司、美国运通以及发现金融服务公司等巨头主导，类似的势力也许正在影响汽车贷款市场和小企业贷款市场。举例来说，富国银行正在使用新的信用评分度量法来为借款人发放小企业贷款。

六、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利率（之路）。由于依靠传统借贷和吸收存款，利息收入在决定社区银行收益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小银行受到利息收入压缩所带来的伤害比大银行要更大，因为它们无法转换到其他业务条线上。我们考察了它们的收益是否受到了挤压以及在长期的低利率下如何影响净利息收入和资产收益率（ROE）。当最终利息上升时，和大银行比起来，小银行可能会增加收益，因为它们通常所拥有的“核心存款”对价格并不敏感。因此，它们存款利率的增长幅度或小于贷款利率的增长幅度。第二个因素是大银行科技手段的运用以及非银行机构的不断增长。正如Jagtiani和Lemieux（2015）指出的，为了吸引顾客和争夺小型商业借款人，大银行不断增加科技手段的使用。另外，借款人对非银行机构的使用也在不断增长。而后者使用新的科技手段和担保方法为小企业提供更加快捷和电子化的商业贷款服务。这些非银行机构大多是不受监管的，这使它们更有灵活性。这也是危机后监管环境下社区银行所不具备的。尽管面临这些困难，社区银行已经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机会。例如，它们与非银行机构合作，为通过在线平台发起的符合条件的贷款提供融资。与非银行机构的合作关系，或许可以为社区银行提供新的机会。

七、社区银行的收入

图10向我们展示了社区银行的净利息收入来源情况。它们的收入来源呈现温和增长：从2003年的60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690亿美元。尽管有些波动，但这一增长幅度小于同期物价水平的增幅。在2004年和2008年，其收入都出现了一轮值得关注的下降。图11则向我们展示了同期社区银行收入的组成情况。这些银行的总收入几乎完全来自于传统业务，占比超过了90%。这一点有别于地区性银行，后者的传统业务占比大约在80%左右。如果和前四大银行相比，差别则更大：多数时候前四大银行的传统业务占比介于60%—70%之间。正如预料的，非传统业务在社区银行业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要弱于大型银行。这些非传统业务通常包括诸如交易费用收入和投资银行业务收入等，都不属于社区银行的主要业务。同样，样本期内，社区银行非传统业务的占比始终不足2%，这和它们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传统贷款和吸收存款保持一致。资产证券化收入也构成了总收入中一块不大的部分，占比始终维持在4%—8%之间，在2009年达到7.8%的峰值。

八、盈利性和效率

为了进一步详细了解社区银行的盈利性，我们需要观察其利润占资产的百分比，或者叫做资产收益率（ROA）。从图12我们可以看到，资产收益率呈现出一个熟悉的趋势：危机前，社区银行的ROA在1.1%左右，并且一直在此附近徘徊，直到危机来临的2008年、2009年，这一指标急剧下降到最低点的-0.1%。尽管在2014年恢复到0.9%的水平，但社区银行的盈利能力仍然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社区银行的这一变化趋势和地区性银行以及前四大银行几乎一样。细微的差别在于，社区银行起始的盈利能力更低（1.1%对地区性银行的1.7%），同时降低幅度也不及大型银行（最低为-0.1%,而地区性银行为-0.8%）。虽然社区银行总体的资产收益率低于前四大银行或地区性银行，但他们的ROA比大型银行更加接近危机前的水平。另一个重要的衡量银行业绩表现的指标是效率比。这一指标是指非利息费用与净营业收入的比值，反映每产生一美元的收益要付出多少净利息费用。效率比越低，则银行产生收益的效率越高。图13显示了社区银行的效率比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危机前，这一指标维持在相对稳定的64%；在危机发生时，效率比急剧上升，2009年底增至75%的最高点。这意味着，危机前社区银行只需付出64美分的非利息费用就能产生一美元的收入；而2009年必须付出75美分才能产生一美元的收入。危机后，这一指标重新回到70%左右的水平，比危机前的效率略低。也就是说，危机过后社区银行正在经历一个非利息费用更高而且产生收益更艰难的时期。另一方面，从1984—2011年，社区银行的效率比相对非社区银行呈现出增长态势。有时，非利息费用（效率比中使用的衡量标准）被看作是分析银行监管负担的一个常用手段。然而，以这一方式度量出的监管成本比较粗糙，因为它包含了众多的项目，并且无法直接获得合规成本的明细项。另外，合规成本是一个相当抽象的项目，可以有多种不同方式的理解。例如，它们可以来自合规-人事部的直接雇佣，额外的人力资源被分配到合规部，或者非合规部门的人员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合规部。合规成本并不是自《多德-弗兰克法案》才有的，危机前就有银行必须遵守的监管性要求，例如反洗钱规则和萨班斯法案。因此，计算出合格的“监管成本”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然而，一项旨在调查社区银行直接成本和生产效率的研究表明，《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增加了社区银行的监管成本。另外一种分析监管成本的方法是调查。如FDIC、KPMG和圣路易斯联邦银行都曾为了分析社区银行的合规成本而开展调查。三项研究全都发现，监管要求会对社区银行的业务产生影响。FDIC的研究指出，社区银行的员工出现了增长，这些人是2002—2012年间为了应对新的监管要求而新雇佣的。KPMG2014年对社区银行的调查发现，监管和立法压力是阻碍社区银行快速发展的最大障碍。Peirce等人的研究发现，合规成本和合规业务的员工人数都已经增长了，同时小银行更加关注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新的抵押贷款规定，小银行正在重新考虑是否应该提供房屋抵押贷款和房屋净值贷款的服务；另外大约25%的被调查银行正在考虑兼并。调查还表明，尽管《多德-弗兰克法案》能够降低社区银行的成本，但它们仍然能感觉到相当明显的监管压力。进一步看，考虑到新规则将被监管机构和法庭强制推行，监管规则的总体实施效果或许会随着目标的更加明确而有所变化；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述这些研究表明危机后的监管规则已经对社区银行产生了影响，但结果并没有前面论述得那么悲观。另外，监管规则还起到了维持稳定的积极效果，例如《多德-弗兰克法案》。

九、结论

由于对社区银行的保护已经成为一个持续热议的话题，因此详细考察这类机构在危机中的表现以及长期生存的可能性，显得很重要，尤其是在危机后金融监管变革的大背景下。小银行数量下降的趋势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银行在金融危机中遭受了重击，危机后开始慢慢恢复，但总的来说整体水平仍不及危机前。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批评直指该法案缺少刺激社区银行发展的健全措施，同时该法案还相信，保护该类机构能解决经济发展的难题。就社区银行的倒闭而言，许多人注意到社区银行的数量已经在下降，这也得到了我们的验证。但这种下降趋势主要局限于那些资产规模最小的社区银行，并且这种趋势很大程度上源于没有新的市场参与者进入银行体系。考虑到我们发现危机前社区银行的存贷差更大，同时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在2011年后恢复的相对更好，因此事情变得更加有趣。另外，社区银行的资产收益率（ROA）恢复也显著优于美国的大型地区性银行和前四大银行。上述两项指标表明，在危机后的金融监管环境下，社区银行的表现相对更好。针对大银行的监管政策对社区银行产生的无意识影响是一个合理的担忧，但应该是在有利于全银行业和整体经济的前提下对这些监管负担的影响进行衡量。展望未来，关注社区银行在更传统的利率环境下的反应和变化将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它们未来的表现。

作者：马丁·尼尔·贝里 尼古拉斯·蒙塔尔巴诺 单位：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