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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与金融危机的关联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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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与金融危机的关联性

一、中美两国家庭资产负债结构的对比分析

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容易出现经济“加杠杆”即杠杆率上升的情况。①根据Bernankeetal(.1999)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技术进步等情况的发生会使得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净资产增加,从而提升他们的融资能力,所以其资产负债表结构会迅速扩张,使得杠杆率迅速高企。而在一国央行为了维持经济和金融稳定从而提高利率等不利冲击因素下面,这种加杠杆的周期就会遭到破坏,从而使得经济迅速下滑,进入“去杠杆率”的阶段。上述这个过程可以较好的解释美国发生在2007年的金融危机。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比分析一下中美两国微观经济部门的资产负债结构,我们以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情况为例进行对比分析。

(一)资产危机前后美国的家庭资产经历了一个迅速扩张到迅速下降的过程。美国家庭的资产分为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包括储蓄公债、退休金、理财基金、股票、现金人寿保险等。非金融资产包括交通工具、首套住宅及其他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的净资产、权益资产等。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的资产结构就有所变化。其中金融资产的比重有所下降,从2001年的42%下降至2007年的35.7%。非金融资产中,首套住房及其他住房资产的比重从2001年的46.9%上升至2007年的48.1%。2001—2007年,美国家庭首套住房资产价值普遍上涨,住房中位数上涨39%,平均数上涨42.83%。美国家庭财富平均数因此增加了85500美元。而住房资产大幅上涨的背后,是房贷利率极低、房产预期价值升高而产生的幻需求。家庭住房资产价值的持续上升使许多家庭财富增加,在2007年二季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64.36万亿美元,不动产的保值和增值作用日益明显,居民的消费与投资愿望更加强烈。不断上涨的资产价值提高了居民的抵押贷款能力,居民将已出现泡沫的资产作为抵押品从信贷部门借出更多资金,使更多资金流入市场,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在“流动性泛滥、投资、资产价格上升、财富增加、再投资”的循环模式下,美国经济显现出一派繁荣。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家庭净财富(总资产扣除总负债)平均数从2007年的595000美元跌至2009年的481000美元,倒退回2004年之前的水平。与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相似,近年来中国的家庭资产规模也在迅速上升。中国家庭的资产也可以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两部分。首先,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居民保险,非金融资产主要包括住房资产和耐用消耗品(如图1-1所示)。从2000年以来,上述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规模都在迅速上升,尤其是从21世纪初期以来更是呈现加速度上升(图1-2所示)。2000—2013年,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绝对量持续显著增长,而从中国家庭资产的结构看,现金和银行存款占据了很大比重,在2000年占比高达80.49%,虽然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但截至2013年仍接近70%。这说明我国居民投资渠道较为单一。股票是家庭投资的另一个重要渠道,从2000年占家庭金融资产13.36%逐步上升至2013年的26.63%。债券、居民保险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整体仍较小。而从图1-2来看,中国家庭非金融资产规模也在迅速攀升,其中中国家庭的住房资产存量在2000—2013年中大幅增长,从19.29万亿增长至153.33万亿。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均有下跌,唯有中国的房地长价格继续保持突飞猛进的涨幅。住房资产过快上涨的直接原因,是土地价格更为惊人的涨幅。房地产开发企业购置土地单位价格从2000年的434.18元涨至2012年的3392.55元,十二年间上涨681.37%。而住宅用商品房每平方米售价从2000年的1948元涨至2012年的5430元,涨幅为178.75%。经过上述对美中两国资产项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与美国在家庭资产规模变化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首先表现为资产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其次在资产项里面房地产占比过高。从美国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的先例来看,房地产占比过高以及房价的过分高企或会使得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而形成金融危机,这也是当前中国有可能发生的高概率事件。

(二)负债根据美国从1983年起每隔三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项抽样问卷调查———消费者金融调查(SurveyofConsumerFinances,简称SCF),2010年约75%的美国家庭拥有债务,该比例比2007年下降了约2个百分点,也是200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值得一提的是,有信用卡债务的家庭占比从2007年的46.1%下降至39.4%,是开展SCF调查以来的最大降幅,该比例甚至略低于1989年调查的水平。但是,债务金额没有明显的下降,由于资产缩水幅度远大于债务下降幅度,总体来看,受访家庭的杠杆率(总负债/总资产)上升了1.6个百分点。从偿债情况看,虽然债务收入比指标没有明显变化,但有逾期60天以上未偿债务的家庭占比突破了10%,为2000年以来的最高值。以上数据均能说明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家庭债台高筑的现实。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根据贷款人的资信状况分为三等:优质贷款、次优贷款、次级贷款,次级贷款的对象是收入较低或有违约记录的个人。2001年之后,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使资金流动性泛滥,只要继续维持超低水平的利率和不断攀升的房价,即使资信状况再差的家庭也不会有很高的违约风险。危机前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一般是ARM(adjustratemortgage)形式,在初期利率较低,到一定时期后逐渐提高,许多家庭预期房价会高涨,在贷款利率尚未提高前抛售房屋,还可以从中获利。于是还款能力较弱的家庭也禁不住诱惑纷纷贷款买房,其中不乏投机炒房者,人人都希望分享房地产泡沫带来的利润。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将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将不动产作为担保发行债券以获取流动资金,开始新一轮贷款发放,美国次贷产业链上的衍生产品越来越多。对比美国而言,近些年来中国家庭部门负债规模的迅速扩张也不容忽视。中国家庭信贷体系包含居民住宅抵押贷款、个人短期信用贷款、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旅游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等各种专项贷款,基本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各种贷款需求。图2显示,从2008年以来中国住户的贷款增长率比收入增长率要高得多。从组成结构来看,消费性贷款占住户贷款总额的比重从2007年的64.62%上升至2013年的65.35%,同期经营性贷款的比重从35.38%下降至34.65%,消费性贷款长期居于主体地位。住房抵押贷款占中国居民消费性贷款的比重长期稳定在80%左右。从债务水平看,中国家庭债务规模大幅扩张,2013年住户贷款总额为198503.79亿元,比2007年增加了291.90%,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的中长期消费性贷款快速增长,同期增长速度从11.64%增长至21.38%。以上数据表明居民以购置住房作为主要负债需求,信贷机构也以住房抵押贷款作为主要的供给,与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借贷市场的特点相似。然而,对于银行而言,个人按揭贷款的风险与收益是不匹配的,贷款收回周期长,房地产市场受宏观政策影响容易出现波动,一旦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滑,居民很可能出现违约行为,银行要为此买单。实际上,贷款购房者无力支付住房按揭,放弃该房屋的现象在杭州、苏州、广州等地越来越频繁。2014年1—8月,苏州地区个人房屋贷款逾期不还案件达到了120件,同比增加68.7%。大多数购房抱有投机目的,在2010年房价高位时买入,且多数是购买第二套房,甚至第三套第四套房。2011—2013年国家出台一系列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贷款利率的政策,减缓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速度,房价有所下跌。在房价高位买入的住房资产的价值低于个人承受的按揭贷款,购房者无法承受巨额贷款,只能违约。

二、家庭杠杆率变化引致金融危机的机制分析

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的不同变化会引起杠杆率的变化,而杠杆率的变化会进一步地引致金融危机。从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的家庭负债/家庭资产(即其家庭杠杆率)平均数从2001年12%上升至2006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4.9%。这和上述分析所示美国在金融危机前其家庭资产和负债规模的迅速膨胀有关,尤其是其负债规模的迅速上升,速度上大大的超过了资产规模的上升。杠杆化运行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杠杆效用在金融领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若滥用杠杆效应,过度提高杠杆率,便会酿成金融危机。通过美国金融危机,可以发现家庭部门的杠杆化伴随着资产泡沫的形成,居民形成良好预期,认为经济必然会繁荣,就业和收入情况必然会改善,带来消费、投资、和信贷需求旺盛。居民预期资产价格上升,愿意承担债务风险,以借贷追求收益。另外,不断下降的利率也使家庭部门杠杆化更加容易。为遏制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国经济过猛减速,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采取降息措施刺激经济,至2003年6月,联邦基准利率仅为1%,大大降低了居民的融资成本。借款者中不乏没有稳定收入、资信状况不佳的个人,构成了庞大的次级贷款市场。这类贷款的利率通常比优质住房抵押贷款高300350个百分点,但违约风险极大,在资产预期价格走高和低利率的环境下,借款人尚可维持较低的违约率。2006年,美国房地产按揭贷款不断增加,次级贷款市场迅速发展。信贷机构为了分散风险,将抵押资产证券化抛售给各种风险偏好的投资人,因此出现了抵押支持债券(Mortgage-BackedSecurity)、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贷款违约保险(CreditDefaultSwap)等一系列金融衍生产品。2006年初,近65%的次级贷款抵押资产被证券化,过度包装的金融衍生品将杠杆效应从家庭部门传递至金融部门,债务危机从美国居民部门向银行体系、保险公司、对冲基金蔓延,再扩散至全球金融市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是利率降低和资产价格下降,其本质是信用危机导致以家庭部门为起点的各部门杠杆率过高,进而引发流动性危机。美国金融体系监管不力,未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居民可获得信用泛滥,当资产价格逆转,人们纷纷抛售资产及金融衍生品以换取美元,相对于庞大的资产而言货币稀缺。资产价格降至某个临界点后出现流动性枯竭,最终导致公众恐慌及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危机后政府采取的救市措施表明政府不得不增加杠杆率为家庭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去杠杆化买单。由此可见,家庭部门的杠杆效应会影响其他部门,若家庭杠杆率过高,金融市场系统风险增加,房价及利率的微小波动被放大,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三、小结

家庭部门杠杆率过高是金融危机的一大诱因和征兆。美国、日本、西班牙、希腊等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都存在资产价格迅速上涨、私人部门杠杆率迅速抬升两大特征,并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破裂。然而根据本文的分析,中国目前无论在房地产资产泡沫还是家庭资产负债杠杆率的增长方面,都与美国等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状况非常相似,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从政策上面进行调整,以应对潜在的金融危机风险。首先,要预防房地产泡沫的继续扩大和泡沫的突然破灭。虽然目前国内外对于中国是否存在房地产泡沫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从房价收入等指标来看,中国存在一定的房地产泡沫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介于美国等国爆发金融危机都是从房地产泡沫的迅速扩张和泡沫开始,中国目前应该重点关注房地产价格的走势,特别是重点城市的房价,不应该轻易取消限购等政策措施,而且应该加快应用房产税等市场手段平抑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而且从本文以上的分析来看,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也是家庭资产负债杠杆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稳住房地产价格,使之在短时期内不会大幅波动应该是当务之急。其次,要积极拓展居民的投资渠道。中国居民之所以积极投资房地产是因为缺乏合理的投资选择渠道。为了抑制房地产投机和由此导致的家庭资产负债表的迅速攀升,除了上述限购等强制性政策之外,还有积极地辅以合理的投资渠道。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开放资本市场建设,建立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综上所述,虽然中国目前有潜在的金融危机风险,但是只要我们采取积极的政策应对措施,就可以化危机为转机,积极地推进中国的金融市场建设,进一步地完善中国市场经济。

作者:顾淳 单位: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