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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失业人口的异地就业与求职途径
1.受访者的简要特征。在受访者中,男性占47%,女性占53%;年龄在16-29岁的人口占38.7%,30岁以上的占60.9%,超过劳动年龄的人口占0.4%;平均家庭人口数为3.3,偏高于俄罗斯的平均家庭人口数。这表明,受访者中老年人口的数量较少,因为通常老年人都生活在小家庭中,其家庭人口数一般为1-2人。另外,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与全俄平均教育水平相符。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23.9%,高等教育未完成者占2.8%,受过初级和中级职业教育的占42%,具有高中学历的占23%,初中学历的占7%,小学及以下的占1.1%。在两轮调查中,认为其物质条件属于“中等”的受访者占60%,认为“较差”的占30%,认为“极其差”的占3%,认为“较好”的仅占5%。危机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评定。部分受访者认为近两年来其物质条件“恶化”,2009年这一比例为52%,2008年为37%;同一时期受访者中认为其物质条件有所“好转”的家庭比重则从15%减少到10%。调查显示,受访者失业的普遍原因是被解雇。由于编制缩减,从工作岗位被辞退的比例2008年为28.5%,2009年为27%,最终以临时性、季节性工作替代的相应比例为11.5%和9.6%。
2.异地就业。访谈前有部分失业与就业人口近两年内在其他居民点工作过,这一比例2008年占7.8%,2009年为11.1%,这部分人口中来自中心城市的极少,因为他们能在邻近的市镇找到工作,每天保持通勤式的往返,因此不应将这种状况解释为“外出(异地)工作”。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这一指数有了实质性上涨,这可解释为危机爆发时期失业增多的结果。部分曾在大城市由于危机爆发而失业的流动人口,开始返回到家乡常住地的就业部门求职。正如俄罗斯社会发展与卫生部副部长托比里娜所言:“那些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其他大城市工作过的俄罗斯公民……,现在都回家乡了,因为他们在这些大城市失去了工作……,许多地区,包括基洛夫州、彼尔姆边疆区……失业率都有所增长,就是由于很多人过去都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州工作……,现在这部分人纷纷返回,于是那个地方的失业率便上涨,所以不只是因为危机的严重影响,还在于人们从那些更发达地区失业后的返乡。”据统计,近两年内在失业与求职人口中“经常性的定期外出打工”的,2008年占3%,2009年占3.8%,“偶尔的不经常的外出打工”的相应比例为4.7%和7.4%。这种外出打工的频率,非地区中心的城乡居民比地区中心城市的居民约高出2倍①,但在2009年,中心城市的居民中迁往其他城市的比例有了明显上升,指数已接近农村居民。公民临时性劳动迁移的普及与发展,在俄罗斯国内是一个重要的却很少被关注的问题。这类迁移往往未被包含在移民统计的范围之内,因为其外出从事的是临时性工作,没有变更常住地并且在新住地也没有相应注册。利用部分调查资料可以确定临时劳动移民的规模。根据2001年在俄罗斯7个城市所进行的家庭调查数据,俄罗斯临时劳动移民的规模约为250~300万人[4]。另有资料显示,当前劳动和商业移民的数量共计约450~580万人[5]。对10个地区中心城市的居民关于迁移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外出(异地)工作的家庭占4.4%,很多受访者表示,在最近2年内他们(或其家庭成员)外出目的就是到其他居民点打短工,其中这种类型家庭中有1.7%是经常性外出。至少有2/3的受访者认为,外出(异地)工作是主要的和唯一的出路。部分地区性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研究结论。根据1993—1996年间在利佩茨克的调查结果,在异地打短工的占受访者的3.7%[6]。当然不能依据文中分析的对失业与求职人口的调查资料,来判断这种外出(异地)工作的普及性适用于俄罗斯所有居民,因为这些调查的范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它们能够为我们补充些对这一问题发展过程的新认识。尽管2009年外出劳动人口的比重有所增长,但出行方向却是十分稳定,多数是在本地区内迁移,且首选本地区首府城市,另外近一半人迁移至其他地区。这样人口均匀地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与其他地区之间流动,另有少部分人出境工作。迁移至莫斯科地区成为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和南、北高加索圈居民的普遍选择。乌拉尔地区的居民常迁移至汉特—曼西自治州,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失业、求职人口中却很少有迁移至莫斯科的。地区中心的居民通常较少参与本地区内的劳动迁移(见图1),这个结论也被2005年的调查结果所证实,2005年针对10个大城市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6%的居民选择在本地区范围内迁移。选择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作的在所有居民中都很盛行。此外,大城市居民中出境工作的常见一些,但境外工作的发展趋势正在逐步缩减,2005年在所有外出(异地)工作的受访者中“境外工作”的占16%。
3.求职途径。失业与求职人口转向就业服务部门,想在其协助下找到工作。此外,还有其他的就业手段,据调查,有57%的受访者“依靠朋友和熟人的帮助”找工作,还有28%是“依靠亲属”。另外,有47%的受访者通过报纸和电视广播中的广告,有23%的受访者是利用互联网,而采用私人中介服务方式的仅占7%,还有少数想尝试创业的占3%。据调查,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集镇、居民点)寻找工作的超过受访者的80%,在本地区范围内的占14-15%,在本地区范围之外的不超过8-10%①。2008年有73.5%的受访者“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集镇、农村地区)找过工作”,2009年这一比例为71%。受访专家指出,在失业与求职人口中,准备找工作并迁往其他地区(城市)的比重在危机爆发前后并没有发生改变,一直是保持在4%的水平。在这种状况下,2008年近47%的专家和2009年近40%的专家都认为,在他们所在地区(城市、区)这部分人口的比重仅占1%或更低。“地区中心”的居民在“外地”找工作的比例是最低的,在“本市”找工作的2008年占89%,2009年占86%。这与2005年的调查结果相近,2005年针对10个中心城市居民移民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求职者中,有90.3%是在“本市”找工作的[7]。对于非地区中心的城乡居民而言,比较普及的求职方案是在本地区(州)内,这一比例2008年为20.6%,2009年为21.6%,他们多数准备在州首府城市或其他大城市找工作,这也是现阶段准备迁移人口的通用策略。尽管失业与求职人口去其他城市和地区找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就业局就应该只按居住地提供工作。一般地区中心的城市居民最希望提供本市就业机会,但他们之中也有部分人准备去境外工作。2008—2009年的危机并没有促进移民比例的增长,“居住地”这一指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二、限制失业人口移居积极性的因素与迁移方向
1.限制移居积极性的因素。挖掘移民潜力———是移民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由于一系列条件限制,有些迁移的想法并不能实现。因此对调查的数字结果应持一定的谨慎态度,不可绝对化。2008年在失业与求职人口中,有17.7%的受访者愿意经常性或临时性到外地工作,在2009年这部分人口占18.5%。“农村居民”中愿意迁移的占22%,“中心城市居民”中占15%。受访者的迁移意愿会在某种状况下作以调整。在调查中,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提供给您一份工作地点在外地、待遇很好的工作,同时提供住所,您是否愿意接受?”有54%的受访者答案是否定的或是难以回答,回答“当然愿意”的占10.5%,回答“可能会去”的占13.5%,还有22%的人回答“这取决于去哪里”。如果要去的是农村地区,则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前往。在这种情况下,受访者中“具有明确迁移意愿”的,2008年占4.2%,2009年占4.4%。当问到:“您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想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多数回答:“我就是想离开自己住的居民点。”结果发现,居住地越是往东,其迁移意愿表现得越是明显。通常居住在远东地区的居民大多是不愿迁往农村地区的,一般只有俄罗斯南部的居民较喜欢乡村生活。劳动人口的迁移愿意还体现出一定的年龄性特点。统计资料表明,移民的年龄高峰期是17-24岁。超过这一年龄范围,迁移意愿会逐步减小。另有2005年的调查资料显示,打算变更居住地的家庭比重,从18-19岁年龄组的19.9%到45-49岁年龄组的6.4%一直是在不断缩减的。对于45-49岁的人口而言,多数人的子女已步入成年,与家庭联系减少,所以这一年龄段的人生活更为自由些,有可能选择迁移。一般而言,农村人口和中心城市人口往往表现出更积极的迁移意向。通常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强的迁移意向。失业与求职人口迁移意向的强烈程度与受教育水平相关。通常学历越高,迁移倾向越明显(见图3)。同时在每一个学历层次内,年轻人往往表现出更强烈的迁移倾向。迁移意向与失业、求职人口的就业现状和失业年限无关。2005年的研究资料也显示,失业人口的流动潜力比就业人口的要低一些。一般人们不愿离开居住地的主要原因包括:相信能在当地找到合适工作、异地住房困难、不愿中断当地的社会联系、不想进入社会“底层”、已经适应了当地的日常生活与风俗(见表1)。其他原因,比如“没有钱搬迁”、“信息不灵通”等都是次要的。受访者尤其强调这些与“当地”有紧密关联的理由,这在研究大城市居民的迁移问题中尤显突出。
2.潜在迁移的方向。对于那些“为了工作”而准备迁移的人口而言,对于迁移地点的选择一直是很稳定的。潜在的移民流向可分三个部分:有25%-30%的人口选择所在州的范围内迁移,40-45%的人口选择在莫斯科地区、圣彼得堡或这些城市的组合,近30%的人口根据推荐地域选择去俄罗斯的其他地区。地区中心城市的失业与求职人口,基本上是认同迁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而选择在本地区内部迁移的很少,不到13%。相反,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认为去这两个“首都”城市,不如选择去本地的中心城市更理想些。受访者潜在的迁移意向贯穿着“梯度迁移”理论,即地区中心移民迁往首都,而农村地区和边远区域的移民迁往地区中心。
三、失业人口迁移的预期工资与住房要求
2008年,俄罗斯的平均工资是17300卢布,2009年尽管爆发了危机,平均工资数额还是有所增长,达到18800卢布[8]。关于失业与求职人口的调查材料包含了受访者当前或最后一份工作的工资收入信息。2008年这个数目是9600卢布,2009年是12700卢布。同俄罗斯平均水平相比,受访者的工资收入是比较低的,可以说是“较差的工作”。47%的受访者认为,“较差的工作”特点就是低工资、不及时发放。此外,也有可能是受访者说低了自己的工资收入,只说了纯收入等。调查显示,城乡人口的工资水平是有差异的。来自中心城市的受访者,2008、2009年的工资分别为11000卢布和13500卢布,来自农村地区的受访者相应为8400卢布和10700卢布。这样很多农村居民的收入实际上是处于最低水平的(见表2)。大部分受访者都属于低收入人群,2008年有86%的受访者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年这个比例为83%。为此他们愿意变更居住地,以获得一份“高收入”的工作。这个“高收入”的标准2008和2009年依次是平均每月收入36500卢布和39700卢布。来自中心城市的受访者对工资的最高期望比农村居民的要高一些(见图4),但最低的“迁移价格”也要每月超过30000卢布。平均来看,受访者的工资期望值与当前工资收入之间的差距2008年和2009年分别为3.8倍和3.1倍。对专家的调查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专家认为,为促进求职与失业人口的迁移,2008年、2009年迁入地工资应平均高于迁出地工资的4.4倍和3.7倍。专家所赞成并由就业中心提议的平均工资数额相应为35900卢布和34400卢布。我们可能会质疑期望工资数额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只有在确认预期收入会有实质性提高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准备去“异地工作”。如果移居另一个城市需要通过租房来解决居住问题,那么这种条件就不太现实。危机没有扩大,甚至缩小了迁移人口中低收入人群的比例(见表3)。这样,就业局提议的工资额度与这种期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2009年2月《俄罗斯工作》提供的空缺岗位的分析表明,其中87.6%的岗位所提供的工资低于20000卢布。多数工资较高的工作都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受访专家指出,以上的工资期望标准与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其差距在5000-10000卢布之间。处于最低水平、只能维持生计的工资比重2008年占39.9%,2009年占44.2%,因此多数空缺岗位无人问津。3/4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很高的专业技能。根据专家提供的资料,提供住房的职位不超过5.5%。所以,除了工作和工资外,住房问题也是在迁出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一些人口流动性很高的国家,住房问题主要是通过租赁形式解决的。许多家庭甚至一辈子居住在租来的住宅里,换房取决于各种需求的变化,比如家庭构成有了变化、空间不足、更换了工作等。在前苏联,几十年来一直是通过公民证制度和户口登记制度把人与住房紧密地联系起来。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未被真正研究过,引起关注的只是一些关于农村人口流动和大城市发展的行政限制[9]。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以及在多方面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迁移意愿,因而只有少数人实现了迁移。取代户口登记制和行政限制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是一些新的因素,这主要包括不同类型住房的价格差异、与工资水平相比过高的租房费用等。当前俄罗斯的房屋租赁市场还不算复杂,出租方与承租方相互关系简单。私有化的实施,使大多数俄罗斯人迅速成为了住房的所有者,但这也成为人们变更工作与生活居住地的最大障碍。对于苏联居民而言,获得住房是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而且这也是一种珍贵的财富,因此只有极少数人会放弃它。另外,不动产买卖中存在的一些欺诈手段以及高额的中介服务费用,限制了人们对住房的自由处置。同时信贷系统的不健全也加剧了这一难题。因此在研究移民意向时需要特别关注人们的住房问题。多数受访者认为,迁移问题应结合住房条件考虑,临时性地解决住房问题,比如住在“廉价宿舍”或“公有住房”只适合少数人。(对于有和没有迁移意向的人而言,目标需求是不同的)(见表4)。这样一来,危机并没有影响受访者的住房需求,“仅提供工作”或“简易解决居住问题(如提供宿舍)”仅能吸引少数的失业与求职人口。针对2009年2月《俄罗斯工作》提供的空缺岗位的分析表明,仅有5.3%的岗位包含有“提供住房”的信息,这与专家的回答相近,2008年和2009年平均仅有4.8%的岗位提供住房。因为多数岗位的工资收入并不高,所以不能解决租房问题,因此这些空缺岗位对于迁移人口而言缺乏吸引力。必须组织居民迁移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居住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多年。问题在于,如果国家提供援助的话,有些人是很愿意移居这些地区的。欧洲地区的居民中,包括乌拉尔地区,2008年愿意迁出的占3.5%,2009年占5.2%。另外,相应有20.1%和21.6%的受访者提出,这要看国家的援助力度。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居民中,有意向移居欧洲地区的2008年占4.6%,2009年占5.0%。同时,相应有23.2%和17.9%的受访者表示,“暂时还没有这种迁移想法。”这样一来,愿意在国家协助下迁往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失业与求职人口的比例,与那些想迁往欧洲地区的东部居民的比例大致是相等的。人们对行政干预的反应取决于政府提供援助的力度。援助手段就是提高迁移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2008年受访者认为,能够吸引他们迁往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平均工资是每个月65000卢布(相当于当前工资水平的6.6倍),2009年认为应达到每个月68000卢布(相当于当前工资水平的5.4倍)。不同居住类型的居民对工资需求的数额大小稍有差异。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居民认为,为了制止人们迁往西部,该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应高于全国工资水平的4倍。2008年有77.9%的受访者认为,为促进居民向东部迁移,同时保留住东部本地居民,国家最有效的援助手段应该是“提高工资水平”,有63.5%的人则认为,“提供好的住房”才是最好的援助。2009年相应的回答分别占78.8%和61.7%,其他的援助手段,如“提供信贷方面的优惠”、“分给一块土地”、“协助搬家”、“发一大笔搬迁费”等,受访者认为这些都是效果甚微的。
四、结论
危机背景下,促进失业人口的国内迁移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调查显示,危机期间俄罗斯失业与求职人口并没有降低对异地就业的高工资标准,并继续期待解决住房问题。尽管俄住房已经商品化,但仍存在着体制性障碍,缺少大规模的公寓式住房建设[10]。因此,住房问题一直是阻碍俄失业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另外,危机期间俄罗斯各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并未做出实质性调整,导致国内失业与求职人口的迁移积极性不高。因此,在促进国家内部流动和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方面,国家的经济干预功能还需进一步强化。
作者:刘春怡单位:东北电力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