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比研习与启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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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金融危机的成因、传导机制、政府对策及效果

(一)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

20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经济高度繁荣，资本市场也异常活跃。但正是因为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加上金融监管的放任自流，导致了股票市场的暴跌。而股市资金的高杠杆率将其他金融部门也拉下了马，银行出现信用危机。与此同时，受制于金本位制，为平衡汇价，政府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此举更加遏制了有效需求，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面对刚开始的股市崩盘，胡佛政府错误地估计了经济形势，主张“静观其变”，甚至采取了背道而行的财政政策以应对经济危机，导致经济紧缩程度加剧，经济大萧条不可避免的发生了。面对濒临崩溃的经济，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经过几年的“新政”，美国稳定了金融秩序，消费、投资和出口不断增长，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罗斯福新政不仅避免了经济危机带来的全面社会危机，而且通过系统的制度建设，修正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维护了政治稳定，为其后半个世纪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二)七十年代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通过实行减产和禁运，并联合其他第三世界产油国提高石油价格。这次石油减产和禁运严重打击了西方消费国，由此引发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所有工业国的生产力增长速度都明显放慢。此次危机表面上看是对石油消耗的过度依赖造成的，但实际上是美元与黄金的双挂钩体系导致支付能力过剩所引发的通胀危机。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让美国有了无限逆差的可能，并且美国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地位来主导世界经济，并通过无限的支付能力来转移自己的通胀压力。但是，世界经济总量是一个常量，美元的无限增加只可能导致美元成灾，各国都要为美国经济买单。当通胀超过一个临界点时，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将不可避免。对于石油危机，西方政府采取的直接措施就是能源的开源节流。同时，由于石油危机让经济陷入滞胀，美国政府采取了供给学派的调控理论，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美国在实施相关的石油消费政策后，极大地推动了石油节约和替代技术的发展，减少了经济对石油的依赖。金融监管方面采取一系列变革活动后，原来的限制性金融体制开始走向新的竞争性体制。美国逐渐走出了滞胀。

(三)日本“失去的十年”

20世纪八十年代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陷入经济萧条。在1991－2001年的10年间，日本GN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3%，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虽然危机源于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暴跌，但经济的过度开放以及不合时宜的外汇改革导致大量热钱的流入，成为泡沫滋生的温床，而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和国内经济部门竞争力低下进一步造成经济动力的丧失。当经济出现去杠杆化，经济必然会经历重新恢复增长动力的阵痛。日本经济危机的根源原因就在于经济泡沫过大和产业空心化。经济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启动了改革措施，采取了扩大出口、拉动内需，复苏经济的方法，相应的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改革等方面。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处在投资陷阱和灵活偏好陷阱中，即利率的下调无法刺激投资的增加，而实际货币的增加也因为人们持币待购的心理无法使利率下降，此后历任日本政府的刺激政策都收效甚微。目前日本经济依然低迷，日本经济要真正走出衰退还需要从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统筹改革。

(四)拉美债务危机

20世纪八十年代，拉美许多国家陷入债务泥潭，主因是对外债的过度依赖，其次是债务结构不合理，主要集中在短期外债上，再加上资源过度向外贸部门集中，因此偿债期限过于集中和自身经济结构失调导致对外支付手段枯竭，引发债务危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分配不公、基尼系数过大等问题开始凸现，社会落后引发政治危机，而政治上的不稳定又触发了债务危机。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拉美经济改革经历了“稳定性”调整的应急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的结构性改革两个阶段。20世纪九十年代拉美多国经济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导向的改革使拉美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过渡的转变。在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的同时，财政失衡的现象有所减缓。不过九十年代拉美经济并没有恢复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水平。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的“桑巴效应”加剧了拉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危机的滞后效应和扩散使得拉美恢复性增长放缓。由于拉美经济改革的局限性使得诸如收入分配等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拉美经济依然脆弱，受到外部冲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五)东南亚金融危机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典型的货币危机。由于前期的粗放式发展导致投资过热，经济出现泡沫化，同时外资的快速涌入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当经济增长开始减速、投资信心动摇时，固定汇率制度就给游资的冲击提供了加速器。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国际金融炒家对弱国固定汇率的狙击。而这些国家外债过多及债务结构的短期化使得国家短期资本处于较大风险敞口。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东南亚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东南亚国家经济基本上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大都建立在出口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虽然各国均提出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的战略目标，但始终进展缓慢。面对货币危机造成的混乱，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短期的应急汇率措施和长期的宏观经济稳定计划。尽管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干预政策也存在一些失误之处。如泰国政府对汇率制度一再坚持的失误;印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性政策，使原本低迷的经济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但从长期效果来看，东南亚国家都能因时制宜，根据金融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了自主调控经济的能力。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监管法案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力度，并对国内经济的复苏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成因、传导机制及政府对策

(一)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

2007年末美国金融泡沫再次破灭，不过这次的标的不是郁金香，不是股票，也不是土地，而是次级贷款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衍生品。次级贷款产品的繁荣是建立在房价预期上涨的经济环境下的。当房价开始下跌，房贷的违约增加，银行的抵押资产贬值;保险公司面临高额赔付支付不起;投资银行手中的次贷衍生产品遭到信用降级，投资银行面临破产。

同时，银行坏账损失侵蚀了银行资本，加上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使得融资更加困难，从而加速变卖资产，流动性急剧紧张。流动性紧张导致实体经济难以支撑，从而演变成经济危机。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是美国人的超前消费导致了私人部门的高杠杆率，而对利润的疯狂追求也导致了金融部门的高杠杆率，因此在急剧的去杠杆化过程中次贷危机爆发了。不过，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以及IT技术革命后没有新的技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面对呈燎原之势的次贷危机，美国政府立即采取了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稳定偏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更长期的产业政策和金融监管改革。而且受美国进口需求的减少，许多国家对外贸易明显下滑，资本出现外逃，各国政府纷纷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减少金融海啸的冲击，同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国内需求的增加，更长期的，则是对金融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进与更新。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目前正在不断发酵的欧债危机与之前的拉美债务危机类似，也是不堪负债重负下的金融危机。欧洲是由于高福利体系拖累了国家财政，欧元区各国高额的社会福利开支使得各国的财政经常存在超支的倾向。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一问题可能会被掩盖，而当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这一问题就会凸显。此外，高额债务也越来越拖累经济的增长。由于欧元区货币体系统一而财政各自为政，导致了财政约束力不足，经济实力较弱的南欧国家背负了与财力不相符的巨额外债。

因此，当欧洲边缘国家发生债务违约问题时，由于信任危机的传导，使得危机向核心国家蔓延。从表面看，债务危机是债务国过度举债自食恶果，不过从根源看经济增长的停滞才是根本，而只有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与时俱进才能避免类似危机的发生。欧洲诸国在次贷危机后普遍采取降息的政策以提振经济，并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防止危机的扩散和加深。尽管欧盟、欧洲央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积极协调解决欧债问题，但由于欧元区财政政策的不统一，以及高福利惯性导致常规的紧缩政策得不到有效贯彻，因而仅仅依赖于外部救助很难将欧洲从债务泥潭中拔出。

统一的欧元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移除了障碍，但欧洲缺乏统一的财政联盟，欧盟各国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时都面临着遵守“马约规定”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两难选择。缺乏财政纪律约束的欧洲各国在财政政策的选择上会存在利益的博弈，而欧洲要避免这类危机的再次发生就是必须进行欧元区改革，建立统一的欧洲财政联盟。不过眼下解决欧债问题最快捷的方式还是对债务过重的国家实行债务减记，同时发行欧洲统一债券，增强信用评级。

历次金融危机比较研究的启示

(一)高杠杆率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过高杠杆率。在危机严重期间，在市场压力之下被迫开始的去杠杆化过程，强化了资产价格下降的压力，并进一步加剧了损失、资本下降和信贷萎缩之间的正反馈。如上世纪“大萧条”期间，美国人在土地和股票的买卖上采用的是“保证金”交易方式，保证金比例仅10%;拉美债务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是因为国家部门杠杆率过高引发的;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和美国的次贷危机则是因为房地产部门的杠杆率过高诱发的。而杠杆率的短期集中化也是促生金融危机的原因，短期负债过多使得国家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时缺乏足够的抵御能力。就中国而言，中国目前过分强调投资，比如基础设施领域、地方融资平台以及房地产领域都具有较高的杠杆率和债务短期化，风险正在不断地积累，因此对于投资领域杠杆率的控制，中国需要以史为鉴。

(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大萧条和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其部分原因就是源于社会分配体制的不公平。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收入大幅增加，但收入增加在各社会集团及家庭中的分配是不均匀的，财富和收入在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贫富差距很大。1929年，美国三分之一的财富掌握在5%的人手上，全美大多数人因为失业或收入水平低而减少购买，少数富人则兑换黄金作为财富积累而不去消费，从而引发整个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类似地，八十年代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占到拉美总人口的44%，其中赤贫人口达到2．27亿，基尼系数高达0．535。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对中国的启示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避免过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应该培育社会的中间阶层，确保需求的稳定增长以及社会的稳定。

(三)福利主义过分强调公平也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与分配不公截然相反是社会分配的过度公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与欧洲普遍实行的高福利政策不无关联。由于高福利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导致其失业率相对一般国家较高，而高失业率带来的失业保障金等支出持续上升，同期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却在下降，这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更为严重的是，高福利制度带来道德危机，败坏了社会风气，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现阶段发展在强调公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效率。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既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又确保社会稳定。同时，有提升空间的保障需求能激发劳动力的释放，提升生产效率，避免重蹈欧债覆辙。

(四)产业结构不合理是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回顾近百年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我们会发现，金融危机背后往往是因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从而诱发金融危机。比如，日本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因为资源过度集中于房地产部门，导致实体经济外迁造成本国产业空心化;又如，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则是将资源过度集中在外贸部门。这种非均衡的产业结构很容易遭受单一冲击的影响，也容易造成投资的低效率。中国目前资源投资部分潜藏着较大的风险，如基础设施投资过大、传统产业比重过高、三类产业发展失序。产业结构的跛行急需得到调整，未来中国产业应该向新兴产业转移，构建立三类产业比例协调、发展合理的产业格局。

(五)金融危机的处置路径选择

各国面对金融危机，在应对手段的选择上都是按照“即期—短期—中期—长期”的方式进行。首先面对危机，政府的即期手段就是救市，如切断金融的负外部性风险源，对有毒资产进行剥离、去杠杆化，保证市场流动性。短期措施主要是货币政策，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同时辅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减税，加大政府投资，这些都有利于需求的恢复。中期主要是增加生产和供给，确保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部门。从长期来看，解决金融危机最终还是需要从产业结构调整着手，这才是避免金融危机的关键。

(六)金融危机传导主要基于信贷紧缩和资产价格紧缩

金融危机向经济层面的传导主要依赖于信贷和资产价格的急剧变化。如银行危机，原来的货币供给乘数遭到破坏，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减少，出现以信贷标准提高、利率提高为表现形式的信贷紧缩。而资产价格紧缩的传导载体主要是房地产、股票及其它资本品，像美国大萧条之前，股市出现泡沫化;日本上世纪80年代和美国次贷危机前，房地产价格泡沫也非常巨大。一旦资产价格泡沫开始破灭，如果没有外部的干预，资产价格就会大幅缩水，形成金融危机。因此，为了避免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形成，事前需要随时关注资产品价格的泡沫化程度，而一旦初显泡沫破灭的迹象就需要外部的及时干预，避免市场的过度震荡。目前，我国对房地产的调控就是在挤压房地产泡沫的同时，确保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房价的稳定。

(七)金融危机后调控政策选择的有效性和适度性

系统性金融危机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一般金融危机后各国的政策路径选择依次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措施，配合供结学派的增加生产，同时在长期内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革。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应付金融危机的措施包括以下内容:采取紧急措施，稳定金融体系;改变制度框架以有效应付危机;处置无法继续经营的金融机构，强化能够继续经营的机构，管理不良资产，实现重组等。虽然总体战略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每一个国家战略中都考虑各国的客观情况和偏好。在战略初始阶段，优先考虑的应当是稳定金融部门和提出重组方案，同时要有配套的宏观经济稳定计划。不过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因此在经济经过最初的恢复期后，危机发生国家的经济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并开始增长，金融危机初期采取的行政色彩强烈的宏观调控措施就需要及时退出，例如德国模式，否则那些曾经的救命措施很可能会成为经济恢复的桎梏。

(八)金融危机后风险处置模式的选择

金融危机后，风险处置模式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政府主导下的重组模式，主要针对那些特大型金融机构。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对花旗、通用及两房的风险处置方案就是采用此种模式;二是市场化并购，主要针对大中型金融机构。由行业内的优质龙头企业来收购兼并存在重大风险的公司，对问题资产进行剥离的同时，增强自己在某一方面业务的实力;三是市场化重组，主要针对行业内大中型企业，一般不以被重组公司的法人主体资格因原公司破产清算被消灭为代价，重组后存续的公司或者继续保有法人主体资格，或者是在被重组的若干公司取消法人主体资格而新设一个新的法人;四是市场化破产，采用此种模式进行风险处置通常针对那些资产状况严重恶化、失去救助价值的金融机构。

(九)建立金融危机宏观审慎监管模式

历次金融危机都证明，金融风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不仅使微观审慎监管机构难以有效识别它们，而且也使微观审慎监管机构无力管理跨机构和跨行业的风险蔓延。而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群体的“理性”行为，还会导致金融市场濒临崩溃边缘。因此，建立宏观层面的审慎监管非常有必要。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区别主要在于不同的监管目标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不同监管措施上。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防止经济增长受到影响;而微观审慎监管的目的在于控制个体金融机构或行业的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在监管内容上，宏观审慎监管侧重在对金融机构的整体行为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影响力的监管上，同时关注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而微观审慎监管侧重于对金融机构的个体行和风险偏好的监管。

作者：周琼周华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