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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年以来央行对货币政策进行了微调,适度增加货币供给,缓解部分领域出现的信用资源紧张。然而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不畅,“宽货币”未有效缓解实体经济的“紧信用”,尤其是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没有得到预期改善。本文基于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机制和经营现状,从微观视角分析当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不畅的原因,将信贷传导渠道梗阻归纳总结为风险偏好陷阱、可贷资金供给陷阱和信贷供需结构失衡陷阱。鉴于增加货币供给的边际效果不显著,本文认为必须精准施策,管理好预期,健全市场机制。
【关键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不畅
一、引言
2018年以来,央行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但是更加注重把握调控的节奏、力度和工具组合,加强前瞻性预期微调,适度对冲部分领域出现的信用资源配置不足,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央行先后在1月、4月和7月实施定向降准,并搭配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工具投放中长期流动性。总体来看,货币政策取得成效,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市场利率中枢有所下行。根据中国债券信息网和中国货币网公布的数据,中债3年期AAA级企业债利率由年初5.3%左右下降至4%左右,5年期国债利率由年初3.9%左右下降至3.3%左右,1M期shibor利率由年初4.%-4.5%区间下降至2.5%-3.0%区间。市场利率下行,市场对流动性恐慌减少,降低去杠杆导致“踩踏式”金融风险,有利于给国内稳定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然而“宽货币”未能有效缓解实体经济面临的“紧信用”,尤其是给小微、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带来的边际改善并不显著。根据2018年2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8年2季度我国一般贷款利率微升0.01个百分点;受表外融资收缩等影响,2018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上年同期少2.03万亿元。货币供给增加并未流向实体经济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不畅。本文分析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不畅的主要原因,并给出政策建议。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和第二部分为引言和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基于银行经营管理的微观视角分析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不畅的原因;第四部分为结论性评述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传导主要有两个基本渠道,即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信贷渠道是指货币政策调整影响银行信贷资金变化,进而影响国民经济投资、消费,并最终作用于产出。研究普遍认为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但是,对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效率、具体途径,则存在诸多不同的结论和看法。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投放来影响经济活动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该理论源自信用可获得性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信贷配给状态下,货币供给变化可以搭配信贷配给均衡,从而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到实体经济[1]。当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改变商业银行准备金头寸时,商业银行为保持一定的流动性而调整资产构成,引起贷款规模变化,最终实现中央银行调整经济的目标。然而,银行信贷渠道要有效传导央行货币政策,需要条件,包括银行在资金借贷市场具有不可替代性、货币供给变化能够带来银行可贷资金变动,并最终带来信用扩张或收缩[2]。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被认为有两种具体途径,即银行借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3]。另一视角着眼于银行风险承担意愿变化,认为货币政策的调整影响到金融机构的风险态度,进而对其资产组合的风险、资产的定价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银行信贷投放[4]。国内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有显著影响,而银行风险承担对其信贷投放有显著影响[5]。在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在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2018年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为183.27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127.78万亿元、占比69.72%。信贷投放对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在国内尤其受到关注,国内也从多个方面研究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部分研究主要基于VAR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是否有效,基本一致认为信贷传导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6],货币政策效果不佳与信贷渠道梗阻密切相关[7]。也有研究通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冲击反应分析和预期误差项方差分解等方法,论证了信贷传导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8]。由于表外业务的兴起和壮大是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虽然表外业务不直接体现为表内信贷投放,但是研究表明表外业务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9]。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并生产信贷放大作用,因此有研究认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对货币供给和信贷政策的传导渠道能否产生积极作用[10]。本文研究的主要突破在于从商业银行微观视角出发,深入到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机制、资产负债配置、经营行为和当前现状,更加系统、细致剖析当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为何不畅,为政策制定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三、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不畅原因分析
本文认为当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面临三大陷阱,即风险偏好陷阱、可贷资金供给陷阱和信贷供需结构失衡陷阱,导致“宽货币”并未能有效缓解“紧信用”,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边际改善效果不佳,货币政策难以取得预期成效。
(一)信贷传导渠道面临“风险偏好陷阱”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面临“风险偏好陷阱”是指当前“宽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增强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意愿,进而引导商业银行提高杠杆和加快放贷,阻碍“宽货币”转化为“宽信用”,主要原因:1.商业银行还深陷在“去化存量风险、严控新增风险”的泥沼。近年来在流动性充裕、市场利率超低的环境下,银行风险承担意愿大,加快扩张,积累了大量风险。2011年末至2016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由4278亿元增加至15122亿元,增长2.5倍;不良贷款率由1.0%提高至1.74%;拨备覆盖率率由278.1%下降至176.4%;关注类贷款比例达到3.87%。2017年末不良贷款余额17057亿元,比2016年末增加1935亿元。未来仍然存在诸多风险爆发点,不良贷款率存在攀升压力。由于存量风险常规处置难度大,去化进度缓慢,而核销呆账、转让不良资产会减少损益,影响经营业绩,因此商业银行倾向于“以时间换空间”,严控新增风险,逐步消化存量风险,弊端是在相当长时期内银行承担风险意愿都会被抑制在低水平。2018年第12期下旬刊(总第718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12,2018(CumulativetyNO.718)2.商业银行资产风险分类面临巨大的监管压力。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意愿更多受到监管政策影响而不是货币政策。中国银监会在2017年颁发《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重点关注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比例超过100%、关注类贷款占比较高或增长较快的情形。不良贷款真实暴露情况被作为监管评级的重要评价因子。2018年监管机构要求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计入不良贷款,个别农商行不良率迅猛超过20%,引发市场恐慌。各地监管机构针对商业银行资产风险分类真实性、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剪刀差、不良资产转让洁净性等做了全面检查,实施严厉处罚,提出整改要求和时限。在巨大监管压力下,商业银行加快真实风险暴露,但是部分银行面临补提拨备拖累利润增长、不良贷款率突破董事会目标、银行形象受损等不利局面,为此不得不严控新增风险。3.银行风险偏好政策调整存在滞后性。商业银行初步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通常在年初制定全年的风险偏好政策,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尔后经营管理层再根据董事会批准的风险偏好政策制定经营发展目标和风险限额。虽然2018年以来货币政策有所调整,但是商业银行一般不会在年中调整风险偏好及风险限额。同时,基层支行绩效考核政策通常是年初制定、一年一调整,因此也有滞后性,从董事会传导至基层支行的不良贷款考核要求不会因货币政策调整而在年中做出变化。总体看,因为存量风险处置化解缓慢,新增风险暴露多,而又受到巨大的监管压力,商业银行处于“去化存量风险、严控新增风险”的阶段,风险承担意愿跌入低谷,货币政策调整并不能改善这种局面。
(二)信贷传导渠道面临“可贷资金供给陷阱”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面临“可贷资金供给陷阱”是指当前“宽货币”政策虽然增加了货币供给,但是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头寸增加并未转化为可贷资金供给的相应增加,而是用于去杠杆和修复流动性,资金更多投向货币工具,主要原因:1.可贷资金供给盯住存款增长,而存款增速放缓,存款增长预期不乐观阻断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虽然存贷比已经不再作为监管指标,但是鉴于各项存款是商业银行最主要、最优质的负债资金来源,因此存贷比仍然是商业银行重要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和考核指标。因此,存款余额是决定银行可贷资金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存款增速放缓,甚至部分中小银行存款余额下滑,已经成为常态。根据2018年2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截至2018年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78.3万亿元,同比增长8.1%,比1季度末低0.3个百分点。货币政策调整并未能抵消存款增速放缓对商业银行可贷资金供给的负面影响。2.“宽货币”带来的增量可用资金头寸首先被用于去杠杆、修复流动性,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强监管、去杠杆给商业银行流动性带来巨大压力,表外资产回归表内、压缩同业负债匹配长久期资产的规模、新增流动性指标等,需要商业银行重塑资产负债表,缓解流动性压力。2018年以来宽货币带来的增量可用资金头寸更多用于补充流动性、改善结构,留在金融体系内部,而不是用于信贷投放。根据2018年2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截至2018年6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1.7%,比3月末高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超额准备金增加约7000亿元。3.对短期同业批发融资依赖较高的商业银行,随着同业业务监管强化,必须调整资产负债结构,降低同业负债的规模和占比,所形成的资金缺口消耗了“宽货币”带来的增量可用资金头寸。根据2018年2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8年上半年中资大型和中型商业银行通过回购、拆借净融出资金136.82万亿元,同比增加28.46万亿元、增幅26.26%;中资小型银行通过回购、拆借净融入资金32.67亿元,同比减少11.45万亿元、降幅25.96%;证券、保险和其它金融机构通过回购、拆借净融入资金100.50万亿元,同比增加39.82万亿元、增幅65.62%。数据表明中资小型银行大幅减少同业净融入规模,银行体系资金流向非银金融机构,因此银行增量可用资金头寸进入了货币市场,用于降低同业杠杆和同业负债。总体看,由于存款增速下滑、同业业务监管强化等原因,商业银行需要重塑资产负债表,导致“宽货币”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增量可用资金头寸首先用于降杠杆、修复流动性,而不是增加信贷投放,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存在“可贷资金供给陷阱”。
(三)信贷传导渠道面临“信贷供需结构失衡陷阱”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面临“信贷供需结构失衡陷阱”是指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和存贷市场割据、信贷市场分化、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信贷供需结构失衡,货币供给增加无法转化为有效的信贷供给,主要原因:1.信贷供需结构的“量”和“价”失衡,即信贷供给的“量”增加,但是信贷供给的“价”也更高,而不是“量增价降”。一方面2018年上半年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下行,但是存款利率并未随之下行,主要原因是货币市场与存贷市场割据,存款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基准利率为锚,同时受利率市场化影响,大户存款单独议价和公开竞标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导致存款利率不断上涨,且存款利率易升难降,存在“棘轮效应”。另一方面银行内部构建存贷款FTP曲线,指导分支机构营销业务和实施定价。由于稳存增存难度上升,存款利率上涨,银行会提高FTP曲线,从而激励分支机构吸收存款,并提高贷款利率定价以稳定息差,因此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后,贷款定价反而上行,出现信贷供需结构“量”和“价”背离的非均衡状态。这种非均衡的典型表现为银行有可用资金头寸和剩余信贷额度,但是受贷款资金成本刚性制约,各家银行竞相追逐高回报的优质客户,导致银行贷款放不出去,同时需要资金的企业却又不能获得贷款。2.信贷市场分化、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信贷供给的客群配给结构与客群需求结构失衡。由于信息不对称、实体经济经营状况的分化,导致信贷市场严重分化,商业银行在大力营销大型国企、上市公司、优质龙头民企等同时,对小微、民营企业等实行信贷配给。银行追求的优质客户没有信贷需求,有信贷需求的小微、民营企业客户又遭受信贷配给,从而阻碍货币供给增加转化为有效信贷供给。
四、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是否顺畅对信贷政策传导机制和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当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面临风险偏好陷阱、可贷资金供给陷阱和信贷供需结构失衡陷阱,导致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不畅,导致2018年以来货币政策未能在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取得预期效果。由于问题的症结在于信心不足、结构失衡,因此建议精准施策,而不是大水漫灌,如下:
(一)管理好预期,维护金融机构和市场信心重点是树立并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预期、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的预期、监管强度保持合理适度的预期等,特别要防止监管政策叠加、市场剧烈波动造成金融恐慌和踩踏。
(二)提高对不良贷款容忍度,支持商业银行加快风险化解处置在推动商业银行真实暴露风险的同时,要给予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更多的容忍。支持小微、民营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尤其容易新增风险,因此要避免简单针对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双升”大幅扣减监管评级得分、实施监管谈话等。同时,丰富市场化处置不良资产的渠道,包括不良贷款转让、不良贷款证券化等,坚持“导”而非“关”和“堵”;督促商业银行降低利润目标,花费更多利润用于核销呆账。
(三)加快推动商业银行负债多元化,降低对存款的依赖存款增速放缓成为趋势,应增强商业银行向金融市场、央行融入资金的可获得性,包括扩大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放宽金融债的发行审批;丰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工具;适当放宽同业负债的比例限制等。
(四)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大力发展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的资产证券化,切实推动资产证券化由审批制转向备案制,减少挂钩监管要求的各类限制;扩大资产证券化的发行和投资主体;丰富资产证券化的资产种类。
(五)改善企业融资条件,增加有效信贷需求,降低融资成本包括积极通过贴息、降税等财政手段,减轻企业的负担;大力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减少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借助中小企业局等政府主管机构的力量,搭建企业和银行之间的桥梁,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作者:谢熹 张德常 单位:重庆三峡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