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取向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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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挑战

从我们对经济新常态内涵的科学认识来看，可以明晰我国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必然引领经济进入“新常态”,这其实也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具体体现和必然结果。我国经济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均在10%以上），成就斐然，难能可贵。然而，现实中却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制约了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客观上而言，以高能耗、低效益、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大了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压力，而这种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压力的加大显然难以继续承受过高的经济增速。另外，根据2014年我国经济7.5%的增速测算，到2020年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全面小康社会,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的实现，是完全没有悬念的。与此同时，我国现阶段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人口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红利消失最为典型），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力资本要素成本的上升倒逼我国经济必须实行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方式转向创新驱动。由此看来，这些客观经济生态环境的转变必然会使得我国经济从过去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转向现阶段的中高速增长，从过去粗放型为主的结构不合理模式转向资源要素密集型为代表的结构优化模式，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隐含风险转向不确定风险，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使得我们跟新兴市场相比，已经没有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和发达国家相比，暂时还不具备先进的技术，处于“不上不下”的状态。但在这个阶段，由于人均收入提高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了，这必然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加剧，人和自然关系不协调加剧。这样的经济新常态下会有很多的矛盾，这些矛盾会通过连锁效应引起方方面面的矛盾。

具体地说，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阶段的我国经济基本格局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略见一斑，内源是金融危机后国内大量行业产能闲置，内需乏力引起的经济增速下滑，外源则是次贷危机后出口下滑，外需不足。进一步地反观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驾马车——国内投资，我国投资基本由三大部分组成，制造三分之一，房地产四分之一，基建四分之一，现阶段这三块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而房地产、基建还会受到政策的高度影响，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前景比基建更差，而制造业已经产能过剩了。纵观我国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发现，事实上存在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政策的拉动，这在房地产和基建上尤为显著，政策推动房地产和基建，整个经济形势就好，一旦政策出现松动或者松动的预期，整个经济形势就不容乐观，这就是现阶段的经济基本格局。因此，我国必将面临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也即经济增长动力转变的切换期，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以及为挽救金融危机而投放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进行消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使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发生了变化，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新旧动力”的切换，老的已无法继续，新的还没有实现，这个阶段是比较痛苦且无法逾越的，这是一个过程。

（一）经济增速放缓。我国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14年上半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26.9万亿元，增速下滑至7.4%，其中，第一季度增长7.4%，第二季度增长7.5%，第三季度GDP增速更是创下了以往五年多来21个季度内所有GDP增速的新低，仅为7.3%。

（二）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资产质量下降，隐含风险暴露。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出于对经济形势的乐观预期，以及在大发展时期迫于与同业拼规模、比速度等压力，金融业倾向于低估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各类风险，一旦经济增速放缓，货币流转速度下降，前期隐藏的风险也就很容易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其他潜在风险也不容低估。以就业为例，企业的用工意愿大幅度地衰弱了（PMI分向指数2长时间处在50%以下），存在较大的就业风险，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而已。这里存在一个误区，大家普遍认为就业风险主要来自于现阶段不能创造新增就业，而事实上就业的风险并不在于创造了多少新增就业，而在于是不是能够稳住现阶段现有的存量就业，如果经济继续下行，企业家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丧失了信心，可能会出现解雇职员的现象，从而导致社会大规模失业的出现。所以，就业的真正潜在风险来自于现有经济能否保持就业存量，而并非就业增量。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就业潜在风险较大，一旦风险爆发，大规模解雇职员现象到来，后续大规模的问题就会爆发，到那个时候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了。因此，从政府宏观政策层面上来说，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维持总量框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结构性的政策能够有针对性地加以实施，也即经济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取向如何？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也是有效应对经济新常态的关键。

二、经济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取向

从前述分析可知，当下，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速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和改革所激发的活力交织，以及传统增长引擎动力减弱与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模式并存的特定阶段，外部各经济生态环境变量之间的匹配关系也正在发生由“量”到“质”的变化，整个经济运行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和新常态。我国经济新常态呈现的特征，以及出现的种种挑战，给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经济呈现新常态的过程中，我国的货币政策必须改变传统的旧思路，开拓新思路。一方面货币政策需要继续保持定力，在维持总量稳定的基础上盘活存量；另一方面是要继续激活并用好“降准降息”这种常规货币政策手段，稳定金融环境；最后需要在我国经济增速下降和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进行定向微调、促进结构优化，为经济的转型升级服务。如总理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平稳运行不靠强刺激，靠强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政府不会采用强刺激的调控手段，只会不间断地进行深化改革。而改革的核心是从制度层面打破制约未来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对冲潜在增速的下行压力，尽快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常态。具体而言，我们的货币政策调整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保持定力，在维持总量稳定的基础上盘活存量在存量稳定下，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回笼过去提供给传统劳动密集型、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行业的流动性，严格控制对传统“两高一剩”、“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运用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盘活存量贷款，支持再贷款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同时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职能，加大对新兴产业、创新驱动行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和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和创新驱动行业等重点领域。事实上，前一段时间央行的货币政策行为也证实了这一举措，2014年4月和6月，央行两次实施定向降准，分别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2个和0.5个百分点，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二）继续激活并用好“降息降准”这一最基本的常规货币政策手段，稳定金融环境在通胀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继续激活并用好“降息降准”这最基本的常规货币政策手段，适当做好并将“降准降息”操作行为作为宏观调控的正常手段，稳定金融环境。正常货币政策工具需要使用，而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经常性的使用，而不要一旦央行运用“降息降准”的常规货币手段就误以为是大规模刺激。这也是央行为什么决定2014年11月22日开始对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进行非对称降息的调整，这正是体现了央行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的货币政策取向。

（三）通过定向微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宏观调控框架必然会进行适当的调整（最主要的调整可能是由过去的“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向），这也必然要求央行货币政策行为由原先的“总量调控”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方向转变。譬如，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央行货币政策可以而且需要进行适度微调以稳定产出缺口，但更多地则是需要将重点投放于“通过盘活现有存量、优化增量继续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央行还需要契合我国现阶段深化改革创新的时代背景，寓改革创新于政策调控之中，将货币政策调控与深化改革创新紧密结合，进一步完善调控模式，疏通传导机制，改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更充分地发挥金融在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作者：潘锡泉 郭福春 单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金融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