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借贷危机浅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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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初以来,央行一直以调整法定准备金率的方法来向公众传递一个信息:央行准备以货币政策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以应对日渐增大的通货膨胀.然而这一猛烈的工具终于在今年的十月开始展现了其所带来的恶果:由于法定准备金的提高使得银行贷款的门槛因此而相应地提高,而以往收到银行青睐的中小企业将难以借到贷款,因此,更多的企业为面对周转上的难题不得不向民间的融资机构借款,作为向低门槛的资金来源的交换条件,这些资金往往附加着高利率.而高利率对于货币供给人而言,它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民间将资金投入于融资机构的数量远远超过于人们的想象.据统计85%以上的温州家庭都或多或少的投入于此,这个数据的可靠性未知,但即使这样说也毫不过分.甚至有的公司或机构放弃其原来的本业转而进军于资金市场,这样的结果促使借贷的资金链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资金网,而资金网的漏洞则在于某一个环节的出错使得其整个全局的瘫痪.这一悲剧终于在”十一”期间所发生,形成了民间信贷的危机,为什么是温州?因为在温州商品交易的数量极为庞大使得企业对流通性强的货币需求变得同样庞大.而银行贷款的门槛提高,促进了民间融资机构的疯狂增长:他们像不受限制的细菌那样充满了整个空间.与之相同的还有安阳市,该市的民间借贷危机也在一步步地蔓延之中.至于为什么上海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一则可能与其资金来源广泛有关,二则与之产业结构有关,三则应与监管环境有关,此处便不做多叙述.

如果有人以二分利息借款,你还会将钱存进银行吗?如果将之提升至五分呢?提升至一角呢?这三种情况所对应的年利率分别是24%,60%,120%.有的时候它甚至高达一角五分(年利息率180%).如此之高的报酬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在正常的生产条件下20%-30%的剩余价值率已然是社会生产力的极限.”一旦达到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将践踏世间的一切”,虽然其不能使人践踏世间的一切,但也足够使人疯狂到头晕目眩.有的家庭甚至拿出养老或教育的费用来投入其中,而这对中国传统性质的消费或投资来说,简直是不可理喻的.

我们以法律所允许的民间借贷利率来说,这个数字就将是26.6%,它是年利率的四倍,超出的部分将是不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法律既不保护借方,也不保护贷方,但却又没禁止它----你不能在公布出官方利率的同时插手于市场利率;即便插手了也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管.实际的借贷利率往往要高出这个数字,但在此我们仍然以它计算.现在看看商品市场,为了满足再生产的过程或者是短期周转的过程,企业会对流通性强的资金产生需求.这个需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企业本身的扩展或经济的发展往往会有所增加,但短期内却可视作为不会改变的.设这个需求为M且为不变,倘若企业能向银行贷款的话,所需偿还的资金为(1+6.65%)M,对于一个经营良好的企业,12%-20%的利润都可以接受,何况与这部分的需求往往只占到企业的一小部分.但是如今银行的资金来源掐紧,为解燃眉之急则得向民间的融资机构借款,偿还这笔借款将需要(1+26.6%)M,倘若仅仅如此的话企业也只是转让或亏损了部分利润来获得这笔资金的使用权;然而事实上这笔资金的来源却不简单,它的来源通常是经过了若干环节的,也就是说企业所背负的债务总值将是(1+26.6%)M,每增加一个环节n就将加一;事实上当n等于3时这个总额依然为M的两倍,此时我们在着眼于可贷资金市场,除了借贷资金链的两端之外的所有环节的每个人,不仅扮演着供给者的角色,同时也扮演着需求者的角色.由于此时的需求与供给都有所增加,使得在可贷资金市场中的货币曲线发生了变化,总供给增加了ΔS=M-2M,而与此同时总需求增长了ΔD=M-M.此时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量发生了变化,供给的增加远高于需求的增加,这个值应当是[(1+26.+%)-1]M.此时的实际利率已然低于最初的利率甚至可以为一个负值.这个意思大致可以看成资金的借出方甚至以倒贴钱的方式来借出资金.但是为什么直到危机出现之前名义利率还在不断地上涨中呢?因为此时的利率将不再是一个因变量,它的增加将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可贷资金市场上来.由于过高的利息从而吸引了更多的资金供给者与投机者,这无疑是一个错误的”激素”,它让人们都以为利率的增加是合理的,同时还是会持续增加下去的,这样的预期不仅使人觉得储蓄变得如此多余,甚至让他们出于预防动机而保留的资金都流向于投机的投资当中去,而当借方发现所需偿还的资金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负担不起而破产倒闭时,整个民间借贷金融体系便由此崩溃.

既然需求没有增加,而供给量却又是如此之大,那么首先不谈利息的支付问题,而是要问作为带出的本金到哪里去了呢?事实上温州大小企业规模在今年并未扩大,生产成本也没有增加,反而市还面临着普遍亏损的处境;然而大小企业买房造房却一再疯狂,一旦投资于高泡沫的房地产业,资金来源是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未收到利润前资金链未跟上的话,则需要多方借款来填补缺口.而门槛低的民间融资,则是正好用于拉广资金来源的绝好渠道.

更令人所惊讶的是,本应做到监管作用的银行不仅未对此加于干涉管理,甚至还加入高利贷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去.由于市场利率的诱人使得握有决策权的银行管理人员轻易地将资金贷给他人,从贷出的账面上来看这些资金被用于生产经营,但如上所说到的一样它们并未用于投入再生产中,反而倒是不少本应用于生产的资金被撤出转而同贷款一起投入到投机放贷中去.这样表面上看起来繁荣的温州市场于暗处渐渐衰退.

在这次危机爆发之前许久就已出现了预兆,在四月就有企业老板出逃温州,遗憾的是这仅仅被当作是一个罕见的个案,而民间借贷仍然在如火如荼地升温当中.央行收紧了钱口袋,更是让民间借贷机构趁此机会招揽资金.这些机构借出资金时的极低门槛放大了伴随着高回报率的高风险,最终如同沾满油的纸般一点即燃,而出资人的资金就在此中灰飞烟灭.

不仅温州和安阳,其他的城市如深圳,成都,鄂尔多斯等市,民间借贷机构也在不自然地疯狂增长.全国人大财经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说道民间借贷危机”规模和风险是可控的”,这一点是否能够做得到呢?政府需要做的绝不止在事后紧急划拨以千亿计的救市款便能结束的.民间借贷的不正常发展反映了金融改革的不成功,金融体系的落后.整个民间借贷行业的不规范与缺乏监管,银行管理人员的监守自盗,还有相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与制度不完整,都使得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埋下了看不见的隐患.而银行的利息过低,银行的贷款倾向于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都为粗管滥放得不良民间借贷机构提供了生存土壤,倘若不由源头上治理的话,这些”可控”的危机失去了控制,将危害到的就不仅仅是温州了.我们并不是不需要民间借贷,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民间借贷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