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论文范文

一、“物质利益”难题对马克思经济哲学形成的影响

通过对习惯和特权的历史发展的分析，马克思开始对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所察觉。他意识到，正是利益支配的不同才使社会出现了贫富对立，进而把社会划分成为不同的等级。马克思还意识到人们都是在利益的驱使下思考、行动，甚至国家官员和立法机关的决策行为也受利益支配。第三次是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的认识又有了新的进展。马克思在大量收集材料、阅读文件后，对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的原因作了考察，立足客观事实对政府进行了谴责。在这里，通过对现实利益问题的考察，马克思触摸到了围绕着社会利益所形成的客观社会关系对国家和法的活动所起的制约作用。正是《莱茵报》时期的现实斗争，推动马克思开始摆脱传统思辨哲学。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在最初摆脱思辨哲学时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马克思己经明确地看到了对利益的不同占有、支配和实现使社会分裂为相互对立的等级，并且，等级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和残酷的剥削现象。因此，马克思认识到利益原则才是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真正核心原则，是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根本原因。

二、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形成的影响

在马克思形成唯物史观的每个阶段上，恩格斯都使马克思的观点更加完备，恩格斯通过历史的分析为马克思不成熟的观点，甚至是抽象的、设想的观点，更好地、重新地奠定了基础，并使之具体化了。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的忠实合作者，而且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并具体地指出：关于国度和社会历史阶段的变化、由思辨哲学像唯物主义哲学的转变、价值立场的改变等这些观点直接影响着马克思的思想。正当马克思的思想处于困惑、苦恼因而求知若渴的状态时，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天才出现在马克思面前，这就是青年恩格斯。此时的恩格斯在思想性上比马克思早熟很多，他的三篇著作对于马克思及时摆脱思想困境并找到努力方向，发挥了远远大于和重要于所谓“三个理论来源”的作用。第一篇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至1844年1月中旬，发表于《德法年鉴》。该文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冲击,呈现在马克思面前的是,对当时最精确的社会理论即政治经济学的入门导论。相形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经济生活所作的考察就显得跟不上时代,因为这种考察已经落伍了很长时间。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把经济联系溶化在人的关系的发展中而马克思恰恰是吸取了恩格斯的这一结论，并把它向前发展了。因此，马克思的人本学才具有了完整性和连贯性，得到了完成。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谈到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时认为，就思想性而言，恩格斯是给予者，马克思是承受者。恩格斯帮助马克思克服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还有些抽象的理解，使他认识到必须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性来批判这一制度。它的探究远远的高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传统,青年黑格尔派对英国和法国主导的这一研究领域研究是十分薄弱,但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分析专长远远超出了当时马克思所达到的程度。第二篇是《十八世纪》，该论文是《英国状况》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写于1844年1月初至2月初，发表于1844年8-9月份的《前进报》。

第三篇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以德文出版于1845年5月。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恩格斯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来考察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对马克思来说,这部著作向他呈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议会对济贫、工厂状况以及童工问题的调查,还有深入的对无产阶级生活的进行各种考察。《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难事”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值得弄清的问题，因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的认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发端于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完成的，因此，研究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不能只限于哲学领域。

作者：张硕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13级研究生

一、传统研究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批判

(一)功利主义者反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政府的强制供给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者认为公共物品虽然是公众所需要的，也不能在市场当中获得，但是如果国家介入，那么这种“家长式”的公共物品供给，就会满足社会中一部分群体的需要，而伤害到另一部分群体的幸福，不是帕累托最优解。第二，政府供给容易出现依附文化，鼓励懒惰，大量劳动者“依附”国家福利而生存，降低社会幸福。第三，政府供给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居民可能利用信息不完全而违背道德享受福利，政府也可能利用公权力获取私利，所以功利主义者反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提倡“小政府，大市场”。

(二)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工具理性源于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只注重功利，借助理性达到目标，重视效率而忽视人的情感和精神。“物质和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瑏瑠工具理性主义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政治分析中瑏瑡，把政治行为视作政治市场，将公务人员假设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分析政治活动中的激励问题、寻租问题和外部性问题，运用计量经济学证明政府供给效率较低，而市场供给效率较高，否定政府供给，强调市场供给。认为政府只是传递个人偏好的管道，而不应该承担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无论是自由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还是工具理性主义者在分析时都忽视了公共物品的社会效应。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不同，作为社会福利的代表，公共物品具有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提升社会正义，维护公民基本人权的作用。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其意义更为重大。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公共物品极度匮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差，经济发展受到极大拖累。所以盲目套用发达国家经验对经济发展不利。同时，传统批判忽视了公务人员的利他性，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伦理对人行为的规制，忽视公民、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忽视公共伦理的感召，只强调人行为中的不合作和自利，与社会现实不符。所以，我国仍然要强调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二、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正效应

政府天生就是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者。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提出政府就是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以及私人因为缺乏激励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运用》中提出政府在于建造私人不愿建造的对公众有利的物品。马克思也提出“……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瑏瑢。

(一)人权与公共物品权利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的私法中，也是最难定义的概念。哲学家范伯格干脆直接定义权利为“简单的、不可定义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瑏瑣。按照资格说的看法，权利意味着是否拥有某种资格，或者对某个事物是否拥有某种资格才对其享有某种权利。形成权利有两个要素:第一，别人不能否认你能够享有某物的资格;第二，你享有某物时别人不能让你处于不利的状态或者让你受到打扰。公共物品满足这两大特征是权利对象。人权是一权利束，包含了发展权、知情权、受教育权、平等权、参政权、安全权、社会保障权等一系列权利，而这一系列权利的实现基本上都依靠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利构成了人权的基本内容。鉴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每个人都不可能占有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实质上是享用权。社会公共物品的享用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它和私权不同，这项权利不能排除其他人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所以首先针对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针对的是政府而非他人，“在现代国家中，这种责任直接赋予了政府，并为它设定了一项严格的和特定的义务即政府本身不得破坏或忽视它有责任保障的权利。”瑏瑤对于政府来说，保障人权是其基本责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当中对政府的这一职责也有所论述。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公民的基本福利权利，作为政府，提供充足的、多样的公共物品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

(二)平等与公共物品平等和自由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强势概念。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生而平等。斯多葛哲学学派反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人类不平等学说，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理性，都在自然法的统治之下生活，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英国17世纪哲学家洛克认为“就作为一个人的地位与权限而言，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自明之理”瑏瑥。不平等作为平等的反面，体现了个体在权利上的差异。卢梭认为“不平等使人类失去自由，……，要让人类获得自由，必须先追求平等”瑏瑦。公共物品的享用权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就极易在社会中造成不平等感，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就很容易让那些无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人感觉到不平等，抚慰和劝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不平等感，但是只有最终得到了享用权之后，不平等感才能消除。对于政府来说，消除社会不平等就是大量供给公共物品，让最大多数人得到公共物品享用权。而市场供给公共物品时，收费、隔离等方法限制了未缴费主体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权，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感，造成不和谐。

(三)公共治理中“公共性”和公共物品“公共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主体的公共性，主体必须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其在行为上具有公益性、平等性和法定性;第二是价值观的公共性。私人管理关注私利性，而政府公共治理目标体现公共性，以维护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社会民主和社会责任为目标;第三是手段的公共性。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同群众相分离的公权力，政府公共治理依靠的就是公权力;第四是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对象一定是国家事务、政府事务和社会事务;并且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追求人民主权、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等多元目标，所以政府公共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福利和公众利益。公共物品与公众福利和公众利益紧密相关，第一，公共物品具有提高社会福利的效应。无论收入高低，公共物品的非可分性和非排他性使享用者能够得到完全一致的服务，提升了社会福利;第二，公共物品具有再分配效应。政府通过税收提供公共物品使低收入家庭免费地、完全均等地享受福利，有利于再次分配，可以缩小分配差距;最后，公共物品有利于提升社会公平和正义。公共物品能提供完全一致的消费，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机会和权利，特别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等一些关乎最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上，由政府供给更能体现社会正义与公平。

一、研究方法

确定高等教育学与其相关学科亲疏关系的实质是“学科间性分析”，而引文分析法是“学科间性分析”的基本方法。该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论著等各种文献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本文的引文分析是对高等教育学权威期刊论文的引文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统计，根据引用频度（比例）确定相关学科与高等教育学的亲疏程度。本文的学科分类是以现有的学科门类为基础，结合高等教育学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分为4类13个学科。即教育科学类3个：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心理学；人文科学类3个：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类5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自然科学类1个，理工农医等所有自然科学归为1个学科；其他学科1个，未纳入上述学科类别的其他文献。本文的主要数据源为华中科大主办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该刊是国内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权威刊物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会刊，其论文能代表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状态与水平。为了解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还选择了6个相关学科的权威刊物，对其2010－2012年的论文引文进行了统计。6个学科及其刊物分别是：经济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政治学研究》，文学———《文学评论》，历史学———《历史研究》，哲学———《哲学研究》。前三个属于社会学科，后三个属于人文学科。此外，为探讨高等教育学对整个教育科学的贡献，我们还对《教育研究》2010－2012年论文的引文进行了统计。

二、主要数据及初步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量

从1980年至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共刊载论文4517篇（不包括短讯、动态、通知等），引文35302条，篇平均引文量7．82。从表1可以看到，无论是引文数量还是篇均引文量，30年来总体都呈显著增长趋势，这表明高等教育学吸收已有知识的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分布

从表2看，高等教育学自引率达到45．61％，普通教育学排名第二，为23．56％。作为教育学的两个“同门兄弟”，普通教育学在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担当高等教育学第一相关学科，理所当然。社会学和哲学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达到7．36％和6．74％。社会学是一门对人和社会进行综合性、总体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与多门人文社会学科有交叉性。从宏观社会学角度来讲，高等教育系统属于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分支，现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已经趋于成熟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往往能为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重要帮助。而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的最普遍的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比例在2％到3％之间，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历史学对高等教育学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高教理论一般说来是从高教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两者关系可表述为“论从史出”［5］。文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和法学低于2％，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相对疏远。文学不被重视与高等教育学长期以来对“科学化”的执着追求密切相关，自然科学比例低的原因是两类学科鸿沟巨大，法学比例垫底是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和研究长期滞后的必然反映。最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比例竟排在倒数第三，我们认为，这绝非合理现象。众所周知，普通教育学从创建开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人才培养上，自觉地利用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心理学一直成为与普通教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而高等教育学从一开始就把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这个更宏观的层面，关注更多的是体制、结构、制度等宏观问题，对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忽视，造成高等教育学不怎么研究“教育”的情形。于是，心理学备受冷落就不足为奇了。高等教育学与心理学关系的疏离，直接导致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研究的难以深入。

（三）《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结构变化

《管理工程师杂志》2014年第五期

一、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个案研究

对荀子管理哲学的研究，学者们进行的比较深入，有几篇硕博论文分别从不同研究方向进行了详尽阐述。于海舰《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沿着荀子的哲学观点，如“天人关系论”、“人性论”、“明分论”，来探讨管理的主体、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手段、管理的终极价值等问题。从“明于天人之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关系论突破了“天命论”的枷锁，使人成为管理的主体;“群居和一”的群观念，为管理设定了终极价值目标;“明分论”和“礼法论”为实现管理目的提供了合乎天人的管理方法论;“隆礼重法”的管理思想;从“以礼分施”的君道论等哲学观点谈起，把人的问题分析明白，而后向管理层面落实，详细探讨了“明分论”和“礼法论”在其管理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余森华的硕士论文《＜荀子＞的管理哲学特色研究》，从荀子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修身”思想与自我管理间的关系、“王霸”思想与公共治理的关系、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的关系四个方面，审视《荀子》思想的管理之“用”。阮艳的《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采用历史研究的办法，通过整理和分析《荀子》及相关哲学思想的研究资料，从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前提、管理组织、管理主体、管理方法以及管理目标等五个方面对荀子的“化性起伪”、“明分使群”、“尽伦尽制”、“隆礼重法”、“求治去乱”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另外，此文还将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西方的X理论、马克思•韦伯的组织理论以及管理方法、管理目标等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其差异和通融之处，阐释了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之精华。

对于周易管理哲学的探讨，就所涉及问题而言，应该说比较全面，但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宏观而不具体，从外部即儒家研究《周易》管理思想，或者说用一般儒家的管理思想看《周易》经传管理思想，未深入到经传内部。黄新根的博士论文《＜周易＞管理哲学研究》在吸收前贤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周易》经传出发，通过解读《周易》卦象符号和文辞，全面系统地探讨《周易》经传的管理思想。把经传管理思想分开研究，指明《周易》管理思想是其固有的，与西方管理思想不同，有自己的特色。文章客观理性地分析了经传管理思想的优与劣，提出真正建立《周易》管理学必须扬长避短，融合中西管理思想。黄宝先《＜周易＞的管理哲学》一文，从其管理体制———科层制出发，从“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几个层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他认为，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周易》管理哲学思想的精华，只是思想太超前，没有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难以推广。张耀天的《周易管理思想初探》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趋势，从“道器不离的形而上学论”、“以和为贵的管理目的论”、“大道至简的管理方法论”及“以人为本的管理价值论”几个方面阐述周易管理思想，并理顺了周易管理哲学的基本体系。许尔忠《＜周易＞的管理哲学智慧》一文，从整体性管理思维、进取性的管理理念和变易性的管理方法三个方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思想，认为这些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管理思维、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形成，还给现代管理许多重要启示和直接浸润。对《中庸》及其思想的研究，多与儒家管理思想或是孔子管理思想融为一体。黎红雷的《“中庸”本义及其管理哲学价值》一文，认为中庸一词有“中正、中和、时中、用中、平常、不变、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4］等多重丰富内涵，同时蕴涵着“正—反—中”的中庸辩证法。把中庸辩证法运用到管理活动中，正确处理“为己与为人”、“正己与正人”、“修己与容人”、“行己与安人”的辩证关系，便形成“立己立人”的中庸领导智慧;正确处理“王霸杂之”、“恩威并施”、“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辩证关系，便是“德法兼济”的中庸管理智慧;正确处理“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便是“义以生利”的中庸经营智慧。以此说明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重要价值。严金梅、胡春蕾《中庸之道与现代管理》一文认为过犹不及与适度原则、和而不同与原则性和灵活性、“时中”与“权”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中庸思想在管理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同时他也认为，中庸在管理中存在很大局限性，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使用。

二、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核心概念研究

对核心问题“仁”的研究几乎没有独立成篇的论文，大都与儒家其他管理思想融为一体，这里不再单独陈述。对“义利观”与儒家管理哲学及现代管理的研究比较深入，不同思想家的义利观都得到了归纳和发掘，研究深度也不断加强。李朝秀的硕士论文《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探微》从义利观的社会背景、理论来源入手，详细阐释其内涵、特点、儒家不同观点的共性与差别，并论述了其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文章认为，利和义是分层次的，达到“义”之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也是不同的。高晓红的《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一文认为将义利观的主要内容归纳为:重义兼利、重义尚利、先公后私和先天下之公利。叶世昌《儒家义利观和现代企业管理》认为正统儒家的义利观可以“义以生利”和“何必曰利”［5］八个字为代表，其反映了贵义贱利思想。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具有相对性，要进行具体分析。对“人性论”的研究也较为深入，黎红雷《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管理学意义》一文，从现代管理角度，重新审视先秦儒家的人性理论，论述了先秦儒家“性善论”、“性恶论”、“人性可塑论”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异曲同工之处。文章认为，强调塑造人性以实施管理，正是先秦儒家人性理论的独特之处。易想和等人撰写的《何为人性?如何人性?———儒家人性论的管理意蕴及当代价值》一文，从儒家人性论的演变历程及哲学根源、管理意蕴及伦理困境、现代价值及伦理向度三个方面论述了管理中人性的重要性。认为其管理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修己安人三个方面，现代管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伦理向度。对“道治”与管理哲学的研究，张贵明《论“道治”管理哲学与C管理模式》一文认为，道治是对德治和法治的统合与超越，因其建立在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之上，是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人本管理思想，而成为科学管理基础之上人本管理———C管理模式中最重要的哲学智慧。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意义与当代价值研究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一文，从“安人”、“教化”、“修己”三个方面论述了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文章认为，儒家管理的基本精神: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导向，以正人正己为途径”，对于现代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李玲等人撰写的《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梳理了儒家“仁”学思想、中庸之道、“德主刑辅”、“义利观”的现代价值，具体阐释了在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与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和崇尚人本价值的理念;“中庸之道”倡导管理者道德修身，在管理中感悟和把握平衡的艺术，揭示了管理依循的途径及追求的终极境界;现代管理中“正人先正己”的原则传承于“德主刑辅”的管理理念，体现了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儒家“义利观”蕴含着义与利两种价值取向的辩证关系，它鞭策着管理者见利思义，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警示自身。

从1985年8月到1992年9月，我在美国留学了7年，先后在法学院和人文学院学习法律和法学，对美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有一些切身体验，我觉得这对我国目前法学教育改革也许有些借鉴作用。下面谈的，仅仅是我个人的经验和分析，国此不全面之处还请其他学友指正。

一、法学教育和研究的分布

美国的法学教育是相当分散的。这首先要定义一下法学。我所说的法学包括一切法律现象有关的研究。由于这一极其宽泛的法学概念，因此，许多学科中与法律有关的课程和科研都包括在这一法学教育和研究之内。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法学研究，即作为学术性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并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在法学院中进行，而是在其他系、科或法学字附属的研究所、中心进行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由于美国的法学院的性质所决定的。法律训练和教育在美国属于职业训练，是早是由律师事务所进行的，后来才正式进入大学；进行大学后也一直是作为一种职业训练学校，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律师，学生一毕业就可以进行法律实务的操作。由于这一目的，法学院集中力量进行种种律师技能训练，即使有学术性探讨也是作为培养合格和优秀的律师而附设的，在法学院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法学院对学生的主要要求是了解法律（包括判例），了解运用法律的必要程序和技巧，对案件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当然，在今天，要成为一个好的律师，良好的学术背景也是重要的，学术研究的成果有时在实际案件中起到重要作用；但一般说来，并不很重要。因此，在法学院，从教授到学生所关心的都是“什么是法”，而不关心“什么应当是法”，即使讨论“法应当是什么”，也往往局限于对前例或成文法的不同理解，很少有人局限于在法庭提出“全新”的理解，即使任何新理解，也都必然适应某种旧框架，即旧瓶装新酒。这种制度和训练在功能上保证学生遵循现在的法律，保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并进而对美国法律政治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保守的（不带贬义）法律教育制度。

由于法学院的这种性质，可以想见，它相对缺乏一种对学术性的法律研究的制度性激励机制。因为就业问题是首要的，学生都侧重于实用课程，对学术性法律问题关心较少。绝大多数学生都只关心必修的法律课程和与自己职业兴趣有关的选修法律课程，关心毕业后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对法哲学、法史之类的课程很少关注，甚至包括美国宪法这样的必修课程也关注不够（毕竟毕业后能有几人专门从事宪法诉讼呢？）

当然，法学院的收费也是重要因素。美国法学院的收费比起其他学院的收费高得多，课程相当重，不少学生依靠政府教育贷款完成学业。由于学生觉得花费很多钱修一些不能直接和马上见效的课程太不合算，因而对理论性课程的需求自然相对降低，并进而影响有关的理论性课程的供应。

此外，美国的法学院教育是研究生教育，学生进入法学院前所学五花八门，对进院学生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知识要求—这种纷繁的本科背景固然有我将在后面论述的好处，但毕竟也限制了在统一层面上进行进入更高学术理论教育的可能。

出现这种现象的更深层的制度原因是市场经济。市场要求的学生是实用型的，能打赢官司，并不关心律师的理论素养和功底的深浅。当然，美国的普通法传统和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潮，认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这对于美国法学教育和研究无疑起潜移默化、且重大深远的影响。

农林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共有农林高校39所，其中“985工程”高校2所（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部直属高校6所（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211工程”高校9所（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地方所属高校30所。长期以来，农林高校以“农”为特色，在农业科技创新、研究破解“三农问题”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社会对农林高校的认识普遍存在一些偏差，以为农林高校就是专门研究农业科学技术，对农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不足甚至存有误解。因此，从全局把握和全面了解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及特点十分必要，这也是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所在。一方面，有利于各农林高校深入了解各自的现状、特色与优势，有利于制定措施扶持学科发展，并带动学校整体实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可以为相关科研管理部门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统筹兼顾地调整学科建设，明确发展重点，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

一、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现状

农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悠久，有的可以说是伴随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一起成长起来的。以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为例，其前身可追溯到1920年金陵大学设立的农业经济专业；农业经济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则开始于1936年。此外，早在20世纪初，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便开始了有关土地利用、土地经济与政策和农政学的研究。正是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农林高校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基础较好，特色也非常鲜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农林高校迎来了大发展、大提高，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此，本文分别从学科建设、科研机构、科研人才、科研项目以及科研产出五个方面梳理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现状①。

（一）学科建设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农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普遍取得了较大成效，据不完全统计，在已有的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法学、文学、哲学、历史学以及艺术学8个学科门类中，农林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普遍覆盖了5-6个学科。而在28个主要人文社科一级学科覆盖面上，农林高校覆盖最多的是华南农业大学，共覆盖了14个。在国家重点学科上，由于农林高校本身的特性，在“985工程”和“211工程”农业高校中拥有农业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国家重点学科，最多的是南京农业大学，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分别是农业经济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学科在其他高校亦有分布（见表1）。正是依托学科的发展，农林高校博士、硕士学科点数量增长迅速，从现有的数据看，南京农业大学的博士、硕士学科点数量最多（见表2）。

（二）科研人才

人才是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保障，农林高校的师资队伍就是其科研人才,其中高级别职称、高学位的人才发挥着促进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重要作用。一般而言，高级别职称人才数与学科实力呈正比例关系。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高级别职称人才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两个学科上，正高、副高职称的人数比在这两个学科上比较平衡。而在其他诸如哲学、法学、史学、艺术学等学科上，正高职称人才数量普遍较少甚至没有，副高及副高以下职称人才较多，两者比例严重不平衡。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社科类教师有393人，占全校教师总数的26.99%，其中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共有在岗正高职称教师共31人，两院副高职称教师共46人，两者比例约为1:1.5，两院正高职称教师占全校人文社科类正高职称教师总数的65.5%。在人文、外语等学院中，正高职称教师很少，而副高职称教师数量较多，两者比例悬殊。这种现象在农林高校中比较普遍。除教师队伍外，农林高校自身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人员也是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为例，在校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均超过1000人，他们参与课题研究、撰写科研论文，综合起来的力量不容小觑。

（三）科研机构

摘要:人类社会的发展总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由于受到历史因素和学术思潮的影响，对马克思所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很多研究学者认为这只是马克思偶然提出来的，没有必要当成必然性去研究，甚至把它当成孤立事件去理解。然而，在坚持以人为本、自由、平等、和谐的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用发展的眼光去细细品读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思想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人的自由发展;当代价值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形态与社会关系，二者相互统一又相互区别。马克思经常把社会形态与社会关系看作是两个具有相同意义的范畴，把社会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作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当前，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对我们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美丽和谐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的形成

(一)第一阶段《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经济学的研究是手稿的一个重要内容，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创作了《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异化劳动，从四个方面来解释了异化劳动的表现，第一次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

(二)第二阶段《1857－1858经济学手稿》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更加努力专注深入去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依次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即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过程中的独特文献，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源地。

二、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深化与实践价值

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科学意识，不但让当时社会的苦难劳动人民深深自我反省与认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且对现在我国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带来激烈的竞争压力，同时也挑战和提供了新的动力与思路，从而让我们平稳地度过每一个紧急危机，在实践和发展中表现它重要独立的思想价值。

教育事业的发展少不了教育科学研究。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么教育科研就是教育事业前进的动力。撰写教育科研论文是教育科研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教学领域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索，但是怎样才能使研究成果为教育改革服务呢？示范是一种办法，但范围有限；口头介绍是一种办法，但口说转瞬即逝。应该说，最好的办法是把自己探索的结果写成教育科研论文，发表在刊物上。通过写论文的方式来传播教改成果，范围广、时间长、其影响也大得多。

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如果我们能坚持经常写教学后记，写教育论文，坚持经常回顾、总结自己的教育教学过程，那么我们就会从中得到许多的有益启示，从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撰写教育科研论文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的过程。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并不是从“写”开始的，而是从“做”开始的，用“写”来指导“做”，用“做”来充实“写”。“做”的过程，既是探索的过程，又是积累写作材料的过程。

基本常识：

1.实践性与理论性

教育实践是检验教育科研论文科学可靠与否的唯一标准，教育科研论文还具有理论性的特点。它既要尊重客观事实，同时又要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上升到教育学、心理学、现代教育理论的高度，力图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得出科学的结论。

2.针对性与创造性

针对性，是指论文研究的问题、论文作出的结论都是人们当前的现实生活中非常关注的。创造性，是指论文要求有新观点、新经验。此外，有新颖的材料，有新的角度，新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创新。

3.科学性与逻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