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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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异化劳动的初步探讨

通过对大量经济学著作进行研读之后，青年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虽然已经将劳动视为生产的“真正灵魂”，但他们仍然没有赋予劳动者“真正意义上的任何东西”，反过来，却给私有财产拥有者提供了“满足自身需要的一切”。因而，为了弄清私有财产的真正本质，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把异化理论运用到经济领域，将异化与劳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1843—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阅读了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大量经济学家的著作，并进行了详细的摘录和评注。在这些摘要和评注中，特别是在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密切相关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通过对谋生劳动———即一般商品生产劳动———的独到分析，首次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并对异化劳动进行了初步界定和探讨。马克思认为，人们最初生产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存在产品的剩余与交换，因而尚未引起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脱离。但是，当剩余产品出现以后，原来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虽然此时“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主要仍然是“劳动”，即劳动者直接消费自己劳动所得以满足生存所需，但是同时人们会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满足自身需要之后的剩余产品去交换另一人的剩余产品。在这种物物交换中，“劳动部分地成了收入的来源”，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脱离的异化还只是劳动局部现象。然而，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当产品最直接的用途已经不再是满足自己需要，而是用于交换的时候，劳动就成为谋生劳动，此时异化也就成为了普遍现象。这是因为:“(1)一方面，谋生的劳动以及工人的产品同工人的需要、同他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是不论就哪方面来说，都决定于同工人本身格格不入的社会组合;(2)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生产，只是换取别人生产的东西。”可见，谋生劳动的目的和它的存在已经不同了。在这种生产劳动中，一方面，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并非直接用于自身的消费，而是用于交换;另一方面，与人们的需要越来越多样不同，从事劳动的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工作却越来越单一。由此看来，青年马克思所谓的谋生劳动，既不是那种“生产直接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的劳动，也不是那种“生产偶然发生交换的剩余产品”的劳动，而是一种“生产产品纯粹以交换为目的”的劳动，即一般商品的生产劳动。所以，马克思指出:谋生劳动并非劳动者的“天然禀赋”和“自我享受”，而是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获得生存的基本手段。通过对谋生劳动形成的演进过程进行历史分析，马克思又进一步强调，在劳动成为了“直接谋生”的劳动之后，也就必定会内在地包含着:“(1)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3)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穷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强制，而且对他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如同对社会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4)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尽管，同后来雇佣劳动异化理论有别，青年马克思此时此地关于谋生劳动异化现象的论述，重点在于分析一般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所造成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劳动个人成为整个社会需要的奴隶，整个社会需要则成为劳动个人生存的基本手段。但毫无疑问，马克思早期对谋生劳动四个方面的初步分析已经为随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四个规定的全面阐述做出了材料上的积累和理论上的准备。

二、异化劳动的全面阐述

作为一部尚未完成的早期文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青年马克思“完全经验的分析”的结果，也是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研究的伟大成果。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认真的批判研究”，青年马克思不仅详细阐述了人们熟知的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得愈多，自己却愈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愈多，自身提供的劳动力商品却愈廉价。于是，青年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事实:“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用异化劳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事实进行描述之后，马克思又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异化劳动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深入的剖析。劳动的异化，首先表现为:(1)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相异化。即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已经不是一种归属关系，而是一种异己的关系。劳动产品不仅不再归属于劳动者本人，反而成为控制劳动者自身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越多，属于他自身的东西反而越少，控制他的力量反而越强大。异化不仅表现在劳动结果与劳动主体关系上，而且还直接表现在劳动活动的过程之中，即异化表现为:(2)劳动活动本身同劳动者相异化。即生产本身已经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也就是说，劳动已经不属于从事劳动活动的主体，而已经归属于别人。这种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折磨，表现为肉体上的损伤和精神上的摧残，是对肉体的强制和折磨。劳动者在劳动中不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劳动不再是使人成其为人，而是使人降格为动物。谈完“物的异化”之后，根据异化劳动的前两个规定自然而然可以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3)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异化劳动不仅使得劳动主体同其产品相异化，也使得劳动主体同其生命活动相异化，这就必然会导致劳动主体同其“类本质”相异化，“类本质”变成了对劳动主体来说是异己的本质。这样一来，“类生活和个人生活相异化”，个体同群体和社会相对抗、相分裂。劳动主体同其产品、活动和类本质相异化就必然导致:(4)人同人相异化。即劳动主体不仅与他自身相对立，而且每一个人都同他人相异化。正是通过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此后，青年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辩证关系。尽管私有财产直接表现为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马克思强调，准确地说私有财产也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句话说，一方面，私有财产不仅可以当作劳动借以异化的手段;另一方面，私有财产无疑更应该视为异化劳动的产物。

基于此，马克思得出工人对生产的关系及其解放之途:“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通过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推演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过程的关系问题”之后，马克思立足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视角，对社会形态演进作出了三个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是具有类本质的人自身的阶段，即劳动和人的本质尚未异化的阶段。自从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来满足自己生存所需的时候，人就使得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了。此后，人开启了具有类本质的人自身的阶段，即劳动和人的本质尚未异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是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的必须，是人使自己得以生存的基础。换而言之，劳动是人生存的手段和条件，是人成其为人的标志，人通过劳动，改变了世界的模样，体现了自身的本质力量。第二阶段是人的本质异化阶段，即劳动异化和产生私有财产的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开始出现，氏族社会瓦解，人的本质便发生了异化。在人的本质异化阶段，即在劳动异化和产生私有财产的阶段，作为人的活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但脱离了人自身的控制，而且反过来成为“奴役人”的东西，原本作为主体的人却成了“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对象”。

第三阶段是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人的本质的复归)阶段，即扬弃异化劳动，消灭私有制，“真正人的社会”复归的共产主义阶段。这个阶段人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完成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人的解放和复原”。“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尽管异化劳动的全面阐述暴露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和黑格尔正反合式论调在马克思社会形态哲学论证中的残留，但是上述社会形态演进的三阶段划分无疑有利于经典作家揭露私有财产制的暂时性，也便于他揭示“真正人的社会”复归的共产主义的本质———“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显然，青年马克思已经发现，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必须依靠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而这必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三、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1945年2月，被驱逐的马克思被迫离开巴黎来到了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的三年里，马克思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其中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无疑意义重大。蒲鲁东认为“财产就是盗窃”，资产阶级私有制违反人性，破坏道德，是造成贫困的罪魁祸首，因而只有废除财产才能消灭贫困。这种反私有制的立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已经有所不同。正因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底完成的《神圣家族》中已经指出:以往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这一基本前提被视为政治经济学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任何进一步的研究，蒲鲁东对私有制所做的批判性考察，“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然而，非常遗憾，蒲鲁东尽管从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贫困出发，“进行了否定私有财产的思考”，但他仍然没能因此而有任何新的发现，没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他不过是泄露了批判的批判所讳莫如深的秘密罢了。”针对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这部“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马克思展开了毫不留情的全面批判，撰写了《哲学的贫困》。蒲鲁东认为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地揭示了价值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他们没有能够阐明价值的矛盾本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反比)。对此，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斯蒙第、罗德戴尔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都是立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种价值的反比例上”。

“西斯蒙第把他的主要学说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上，这个学说认为，收入的减少和生产的增长成正比例。罗德戴尔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这两种价值的反比例上，而且他的那套理论在李嘉图时代非常流行，以致后者可以把它当作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来谈。”不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反比并非蒲鲁东“新的发现”，而且蒲鲁东对这一“矛盾的本性”奥秘的揭示“具有纯形而上学的性质”。马克思指出，蒲鲁东首先把“众多”当做“使用价值”，把“稀少”当做“交换价值”，此后他又将“使用价值”混同为“供给”、将“交换价值”混同为“需求”，然后，他再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去代替“交换价值”。通过这一系列的变换之后，“效用”就等同于“使用价值”和“供给”了;而“意见”也就等同于“交换价值”和“需求”了。为了实现“供给”与“需求”这两种对立力量的调和，蒲鲁东又搬出了“决定的自由”:“我作为自由的购买者，我就是我的需要的裁判，是物品适用与否的裁判，是对这个物品愿意出多少价格的裁判。另一方面，你作为自由的生产者，那你就是制造物品用的资料的主人，因此，你就能够缩减你的费用。”在马克思看来，“供给并不只是代表效用，需求也不只是代表意见”;不仅如此，而且“需求者”同样“供给某种产品或货币”，“供给者”同样“需求某种产品或货币”。由此可见，“蒲鲁东先生随便把供给和效用、需求和意见混为一谈的那种对照，不过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无视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而建议其应该看看霍吉斯金《政治经济学》、威廉•汤普逊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和托•娄•艾德门兹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等著作。

与此同时，通过同李嘉图价值论的比较，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撇开资产阶级生产的这个实际运动不谈，想通过“玩弄辞句的企图”，“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基于此，马克思将蒲鲁东的价值论称为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解读”:“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先生一直“向我们推崇的那个公式”———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绝非这位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首创，实际上，“以前李嘉图就明确地论证过。”

总之，为了解决《莱茵报》工作期间面临的物质利益问题，青年马克思研读了大量经济学家的著作。在著作研读和评注过程中，他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对劳动的重视，但同时又批判了他们对私有制的维护;他赞许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对私有制的否定，但同时又批判了他们“具有纯形而上学的性质”。简而言之，从理论形成过程来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对以往经济学思想的批判中产生。正是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认真的批判研究”，青年马克思逐渐从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成长为这个学科领域的“行家里手”。

作者：黄秋生 单位：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