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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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wande等（2005）最早从国内外利益集团游说竞争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国外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的游说活动显著降低了其所在行业的保护水平。进一步来说，Gawande和Krishna（2005）考察上下游生产者之间的游说竞争对贸易保护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上下游企业游说竞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难题。此后，Chang和Willmann（2006）通过将厂商异质性引入标准的PFS模型，分析了国内企业和出口厂商的利益冲突对关税形成的影响，也得到类似结论。另外，Freund和Ozden(2008)把“损失规避”心理纳入行为人的效用函数，按照其模型推导出的a值也有所降低。但是，上述研究只能在一定程度减轻a值过大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该“悖论”，必须更深入地考察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虽然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企图从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出发寻找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但是原始的PFS模型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悖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对政治过程的描述过于简化。正如Gawande和Hoekman（2006）所指出的，在PFS模型中，政府被简化为单一的政治实体，而在现实中，利益集团通常向多个人开展游说活动，显然，这一“稻草人”是不合理的。据此，Gawande和Hoekman（2006）认为，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结果具有事前的不可预测性。于是，他们在PFS模型基础上引入了游说成功的概率，但是，由于参数的取值现实中根本无法获得，因此，我们也就无法通过该理论对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进行预测。本文在Grossman和Helpman(199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多个政治人，其中，利益集团向多个政治人捐资，而均衡的贸易政策则由这些人按照多数制投票决定。为了正文表述方便，我们以美国政体为例说明贸易政策是如何制定的。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3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定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计划和政策的预期决策规则，每个利益集团决定向哪个议员捐资并确定捐资额度，以最大化集团成员的联合福利；第二阶段，贸易政策制定机构对于贸易政策提出议案（下文简称为政府），并提交国会投票表决；第三阶段，根据利益集团的捐献额，国会议员进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献额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值，投票结果按多数制确定。

一、基本假定

（一）产品市场1.供给假定本国是一小国开放经济，本国有m+1个生产部门，生产m+1种可贸易产品，以第1种产品X0为计价单位，产品X0仅使用劳动要素以规模收益不变技术进行生产，投入产出系数是1。劳动供给足够保证产品X0的供给，劳动力在本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不能跨国界流动。

（二）政治市场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定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计划和政策的预期决策规则，每个利益集团决定对每个投票人的捐资额度，以最大化集团成员的联合福利；第二阶段，根据利益集团的捐献额，投票人按多数制进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献额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值。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均衡贸易政策。

二、结论

通过在Grossman和Helpman(199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多个政治人，本文考察了贸易政策制定机构规模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现有文献没有考察贸易政策决策部门规模与贸易保护水平的关系，而本文分析结果则表明，贸易政策制定机构规模越大，贸易保护水平越低。第二，原始的PFS模型假设只有一个政治人，这不仅有悖于现实，而且无法回答现有文献提出的质疑，即政府赋予社会福利的相对权重a估计值过高的问题，而本文模型可以解决该问题。

当然，本文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首先，为了集中分析a值估计过高的问题，本文仍然以美国政治体制为基础，今后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政治体制下贸易政策的差异性，尤其是将模型扩展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望得到有益的启示。其次，本文限于篇幅只分析了理论模型及其结论，可以考虑通过利用跨国数据，检验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差异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作者：王永进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