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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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剩余价值而言，古典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的理论探索，试图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解决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威廉•配第将租金视为剩余价值真正的形式或一般形式，亚当•斯密将利润和地租视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大卫•李嘉图则从利润的角度认识和把握剩余价值。这些不同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它的某种特殊形式直接等同，这导致了他们理论上的重大缺陷。例如，大卫•李嘉图不能回答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同价值规律之间存在的矛盾，这成为他理论体系解体的原因之一。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力商品的分析，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从而科学地说明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问题，破解了李嘉图体系的矛盾。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马克思区分了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和一般形式，避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缺陷。马克思说:“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古典经济学家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学中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

②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些基本经济范畴的同时，赋予了这些范畴科学内涵，由此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变革，使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说根本性的超越。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根本性的超越，其首要原因是马克思找到了分析纷繁复杂经济现象的支点，即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商品。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7世纪将人口、民族或者国家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后来他们从这些生动具体的实存中分析出一些抽象范畴，如分工、货币和价值，但没有将商品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的特点就是按照正确的逻辑思维方法通过概念、范畴的展开进行，而逻辑范畴的推演必须从最简单、最抽象、最基本的概念谈起，因为任何一个复杂事物中最简单的东西也就是最抽象的东西，它虽然抽象，但却是复杂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概念就是他用理论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起点。“商品”是一种怪诞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它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③的物:说它可感觉，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一种突出表现:“庞大的商品的堆积”;说它超感觉，主要是由于它“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④马克思以桌子为例来说明这种怪诞，在他看来，桌子的怪诞不是源于它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源于价值，而是源于商品形式本身，即商品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属性需要以一定的物质载体反映出来。物质载体在反映商品的社会关系本质时，造成了对商品本质的一种遮蔽，使私有制下的分工交换关系采取了一种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从而产生了商品拜物教。正是这种商品拜物教现象，使古典经济学家就此止步。他们将商品形式视为人类永恒的形式，没有追问商品的价值为何要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即商品所内涵的社会关系本质为何需要借助于其他商品表现出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而消除商品拜物教，马克思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两种不同质的商品之间能够互相交换，它们之间质的等同性，也就是说两者之间能够互相交换比较的第三者是什么?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由交换价值进一步发现了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属性，它们分别由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生产出来。正是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使马克思避免了大卫•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缺陷。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马克思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的分析入手，才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和怎样形成价值的问题，并进一步由商品的内在矛盾研究了价值形式，考察了从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成的发展历史，为科学的货币理论乃至他整个的政治经济学找到了最基础的逻辑起点。从外在表现上看，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黑格尔把握问题的逻辑理路:从概念入手，通过概念的逻辑自我展开环节完成对于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这好像仍然是一个“头脚倒立”的体系，但马克思认为，这是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也就是说作为科学上正确的叙述方法，它不同于充分地占有材料进行分析的研究过程。因此作为已完成对黑格尔“头脚倒立”体系颠倒过来的马克思来说，商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最准确概括。这一点和黑格尔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说就是“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正是由于这种根本的不同，商品内涵的这一社会“基因”伴随着马克思对商品概念的具体逻辑展开过程，在深层次上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

经济学研究与人的价值立场休戚相关。由于理论旨趣的不同，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目的上具有根本差异: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财富如何增长的问题，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③虽然古典经济学家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的阶级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相反，他们对经济生活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层面，例如从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去研究经济范畴。这就使他们抽象掉了物与物之间发生关系的历史情境，客观上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世化和永恒化了。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④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不是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要揭示财富增加的源泉，而是通过对这种经济关系的研究，揭示这种“物”的关系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怎样改变这种“物”关系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特殊性。“商品”的本质不是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而是它具有价值。而价值的实质是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它体现的是在私有制下由于劳动分工的存在，商品所有者在社会分工纽结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他的私人劳动同时内在的具有社会性质。但是要把这种社会性质体现出来，需要通过市场的交换来完成。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和价值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二者的纽结点就是货币，正是货币把价值的本质最深刻的体现了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是私有制和分工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实现的一种方式。资本的出现，则标志着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出现，它的存在以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为前提。正是借助于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资本实现了增殖，由此货币摇身一变而成为资本，而资本生产关系在本质上讲是一种权力关系，它以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为基础，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劳动者虽然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然而它自身却一无所有。资本家以这种支配关系和权力关系实现了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马克思正是通过恢复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抽象掉时间维度和社会关系维度的经济范畴，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存在状态。由此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是以商品为起点，依商品－货币－资本的演进逻辑分析资本的产生;进而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剖析资本周转、循环和流通的本质和规律;最后从整个资本主义总生产的高度通过分析利润的分配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这样马克思透过物的表层分析内在的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主线，由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构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劳动力”的分析，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并为工人如何摆脱这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合理因素的过程中，以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变革和理论立场的转变。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说:“《资本论》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

①如果我们从方法论的层面审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超越关系，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二是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方法论。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看，马克思在宏观上主要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微观上主要运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二者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首先从宏观上来看，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建构了一个圆圈式的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架构。以《资本论》为例:从总体上看，《资本论》是由三个不同等级的圆圈构成一个大圆圈。《资本论》共分三大卷，第一卷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经济)的总过程”。这三卷中的每一卷各是一个独立的开放式的圆圈，分别论述一个圆圈的内容，同时这三个圆圈之间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体。这三个圆圈的关系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关系。第一个圆圈是第二个圆圈的基因，而第二个圆圈是第一个圆圈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个圆圈是对第一、第二个圆圈的否定之否定，是在更高基础上向第一个圆圈的回归。因此可以说这三个圆圈是由三个不同等级的圆圈构成的一个大圆圈。其次，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来看，马克思主要运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②运用抽象力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是借助于抽象概念的具体展开，形成一个既不重复又不可分割的概念范畴的结构系统。而这种“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③的方法被马克思认为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感性具体在观念上是“一个混沌的关于表象的整体”;而理性具体在观念上则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研究中就娴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则不懂得这种辩证研究问题的方法论。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了规律。”④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了经济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经济学初步具有了科学形态。例如亚当•斯密，他超越重农学派将创造价值的劳动局限于农业劳动的做法，将劳动一般规定为财富的源泉，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他缺乏彻底的抽象分析能力，他在《国富论》中前后提出了四种各不相同的价值论，在价值论上摇摆于正确与错误之间。第一种说法是认为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第二种说法是认为价值决定于商品能够买到或支配的劳动量。“任何商品的价值，对拥有它但不想自己消费它而是要用它来交换其他商品的人来说，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支配的劳动的数量。”

①第三种说法是认为价值决定于收入，由于忽略了不变资本，产生出错误的斯密教条。第四种说法是把劳动耗费说成是等量的安宁、自由和幸福牺牲的观点，即价值是由劳动者的主观感觉所决定的。斯密这些互相矛盾的价值论一方面源于他试图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但另一方面，他又囿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表层，只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

②由此可见，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经过改造娴熟地应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形成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正如马克思指出“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后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③如果我们把这种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放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中来分析的话，我们发现这种方法的运用与马克思理论的根本旨趣是密切相关的。不那么严格地说，马克思全部理论的根本旨趣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下解放出来，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消灭这个人剥削人的制度，并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为之终生奋斗的理想和追求，但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却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把握基础之上的。简单来说，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资本家私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无论如何发展都最终不能解决的，因此必然会发展到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获得彻底解放的新阶段，这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使雇佣劳动……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④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价值追求与科学精神是他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其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根本原因，也因此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诸多规定而又多样统一背后革命性与科学性有机统一的思想整体特征和鲜明特色。

作者：赵义良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