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理念的演化研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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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意味从古希腊时期的家庭就已经开始了，奴隶和自由人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也就是城邦，同样和家庭一样也需要类似的管理活动存在。不同的是管理者角色不同，家庭中的管理者为经济，而国家或者城邦的管理者为政治。古希腊时期，类似于经济类活动的城邦管理层次是不具备的，以家庭为企业单位进行交换与生成。希腊时期政府只有通过管理以促进人类的经济思想，举例说明就是色诺芬，作为历史学家在研究古典希腊文化时候曾经说过，对于促进经济发展中能够起到积极向上作用的只有城邦，并且以城邦国家为出发点在《雅典的收入》中探讨了有关经济问题。色诺芬曾经提倡对在雅典居住的外邦人在经济方面给予照顾，这样不仅可以吸引更多外邦人来雅典，而且还增大了雅典的经济收成，在经济方面给城邦带来收益的同时还使这些外邦人乐于生活在雅典的统治之中。在《经济论》中色诺芬曾建议对商事法院的规章制度进行补充与完善，以促成外贸经济稳定与快速成长。他提倡将重心转为农业而非轻手工业，“作为所有技艺的保姆与母亲的农业，当其兴旺的时期，其他技艺也势必繁荣。”最早把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的西方思想家，后来看作法国重农主义的思想根源。他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是早期政治观点的雏形，但是《经济论》仍然不是他的最主要作品之一。建立有效的融资机制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因为各国政府需要在合理配置几十亿美元资金的经济责任与最需要这些资金的国家和群体的强烈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在国际制度层面，融资机制的参与方提出比较高的责任标准，并质疑太平洋岛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合理、有效使用这些资金。

的确，比如尽管不少太平洋岛国获得了官方发展援助（ODA）的资助，但资金的使用效果却乏善可陈。这也是诸多捐助国质疑太平洋岛国政府吸收和使用资金能力的原因。另一方面，太平洋岛国政府及国内的社会团体对融资机制资助程序缺乏弹性和制度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不满，认为其限制了资金息和五行生克相配为主干的天人互感的哲学体系，通过把自然和人事分为阴阳，并以五行的相生相克来配合四时物候的转移变化，以此形象地说明天象对于人事之影响，进而要求统治者的一切措施必须合乎天地四时的运行规律———“务时而寄政”。还有《吕氏春秋》明确提出“法天地”之口号，探讨君主怎样法天而行、体道而治，从而如何处理好君臣以及君民之间的关系，以实现清平盛世。

从根本上讲，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理论并不是要真正探讨天人关系，而只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道德原则的客观性、天道性，并以人的顺应、协调来求得社会的相安无事。所以，天人合一的意义不仅表现为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更主要的还是一种伦理道德观，表现为一种社会和谐秩序的理解和构建。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观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人类的自我努力，对当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坚持可持续发展颇具启迪。同时，这种天人相谐的思想还有助于现实生活中道德规范的确立与完善，对于人们如何完善自我和升华人生价值，以及在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

先秦诸子的“王道”思想不仅强调天人一体，而且强调人与社会的一体，这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家庭本位、社会本位的表现。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孔子注意到整体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百姓出现贫富差距，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国家就有倾覆的危险。孟子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说明血缘宗法制度发展所导致的家国一体的伦理道德观念得到加强。荀子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荀子•王制）指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群体，并且需要通过礼、法来协调彼此关系，否则就会产生动乱。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五十四章）从个体修养到普及天下，说明治身之道、处世之道、治国之道是前后统一的。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认为世界就一个共存的整体，没有内外之分和夷夏之别，天下一家。还有墨家提出“兼爱”、“尚同”等主张，法家提出“两则争，杂则相伤”（慎子•德立）等主张，无不体现出整体主义的伦理价值观。作为先秦诸子集大成者的《吕氏春秋》，为实现“王治”而兼采众家之长，认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吕氏春秋•不二）深刻指出实现天下一统、整体有序的极端重要性。

先秦诸子认识到社会自身的整体性、社会与自然的整体性，以及他们观察事物及推动事情发展的整体视角，这些都有可取之处。整体主义不仅要处理整体与部分、个体之间的关系，整体主义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见微知著”，在于从动态关系的角度去考察事物本身。整体主义还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参与性，强调人是价值的体现者，社会是以人、民为本的，人、物、事、天是统一和谐的。为了建设成为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应该批判继承和发扬古人重视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培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注意把国家的繁荣、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才能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计较私利、见利忘义的不良倾向，做到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鼓励“先富”带“后富”，最终走上“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作者：余睿单位：遵义师范学院政治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