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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深化,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逐渐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由于市场规模有限、金融一体化程度较低等因素的制约,我国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低下。因此,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理论和成功经验,通过扩大股票市场规模、调整和优化市场结构、疏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系渠道等途径,构筑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基础条件。同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描述了货币当局借助于货币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作用过程,它是货币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发育成熟,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股票市场已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之一,但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还不明显。因此,积极借鉴国外已有的理论与成功经验,构筑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基础条件,对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股票市场
随着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深化,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股票价格指数与GDP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股市已成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同时,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不断变化影响着货币供给与需求,从而影响着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和传导效率。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股票市场关系的研究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类,即通过研究货币供给对投资或对消费的影响来揭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股票市场的关系。从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路径:
1.资产结构调整效应渠道
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以詹姆斯。托宾的q理论为支撑。托宾(JamesTobin,1969)认为,货币供给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收入变化,其间存在着一个股票市价或企业市价变化的问题和一个固定资本重置价格变化的问题,即货币政策是通过影响证券资产价格从而使投资者在不同资产之间做出选择而影响经济活动的。为此,托宾引入一个新概念“q”,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q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投资愿望,q高意味着企业的市场价值要高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相对于企业的市场价值,新厂房和设备的投资比较便宜,因而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获得价格相对低廉的投资品,从而增加投资,经济呈现出景气态势。相反,如果q低,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低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则投资萎缩,经济不景气。
托宾的q理论突破了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囿于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局限性,将货币传导分析推广到整个金融结构,从而将货币部分地内生化。该理论为从资产结构调整角度解释货币政策的传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具体而言,当一国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其货币供应量(M)的增加将导致利率(r)下降,而股票和债券的相对收益率将会上升,经由公众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最终促使股票价格(*)上升,q相应上升,带动企业投资(I)扩张,最终使国民收入(Y)增加。这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表示为:M↑→r↓→*↑→q↑→I↑→Y↑。
2.财富效应渠道
莫迪格利亚尼(FrancoModigliani,1971)在其生命周期消费模型中指出,消费者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将在更长的时间内计划他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以期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决定消费的不是现期收入,而是消费者的毕生资财,包括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和金融财富,股票是金融财富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通过改变利率和股票价格来影响居民的金融财富(w)及其一生的财富量(LR),进而影响其消费需求(C)和国民收入(Y)。财富效应理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描述为:M↑→r↓→*↑→W↑→LR↑→C↑→Y↑。20世纪90年代全球性的股票市场繁荣,尤其是美国股票市场的空前繁荣所引发的消费增长,为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提供了直接的实证支持。S.Ludvigson&C.Steindel(1999)对美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股票财富与社会总消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确实增加了市场中的消费。但计量结果同时也显示,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相当不稳定,而且很难消除这种不稳定性。
3.流动性效应渠道
流动性效应理论认为,企业或居民在选择持有何种资产时会考虑流动性的要求。其原因在于耐用消费品(如汽车、住宅等)的流动性较弱,当发生财务困难而必须出售这些资产时,不可能完全收回它们的价值;而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股票或债券)的流动性很强,在需要时可以很容易地按市场价值出售而收回现金。当预期自己将陷入财务困境时,人们通常愿意持有流动性强的金融资产,而不愿意持有缺乏流动性的耐用消费品。因此,如果消费者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提高,耐用消费品支出就会减少;反之,如果消费者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减小,耐用消费品支出就会增加。
消费者的资产负债状况对消费者评价自己是否陷入财务困境具有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当消费者持有的金融资产与负债相比为数较多时,他们对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的估计比较小,因而就更愿意购买耐用消费品。因此,当股票价格上升时,金融资产的价值将提高,消费者因财务状况比较稳定,对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估计就很低,因而耐用消费品支出将会增加。由此可见,货币和股票价格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对经济的影响过程也就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这一过程被米什金(Frederics.Mishikin,1977)描述为:M↑→*↑→金融资产价值↑→财务危机可能性↓→耐用消费品开支↑→Y↑。
4.资产负债表渠道
伯南科和格特勒(BenBernanke&MarkGertler,1995)在分析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认为,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没有考虑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因而是不完全的,甚至像“黑箱”,同时利率渠道的传导作用很难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基于此,他们提出了资产负债表渠道(也称为净财富额渠道),认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潜在借款人(企业或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质量或财富净值而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借贷市场存在着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信息不对称,而正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借款人的败德行为给自己带来损失,其授信额度控制以借款人的财富净值为基准,并采取抵押和担保的方式。企业净值的增加会减少逆向选择和降低道德风险,因为较高的净值意味着借款人拥有较多的担保品,逆向选择的损失将减少,从而鼓励对投资支出的融资贷款。同时,企业较高的净值意味着所有者在该企业投入了较多的股本,而股本投入越多,所有者从事风险项目的意愿也就越低,也不会将公司的贷款投向于个人有利但不能增加公司利润的项目,从而降低了道德风险。因此,当货币供给量增加、股票价格上升时,企业的净值也将随之提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导致贷款和投资支出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描述为:M↑→*↑→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贷款↑→I↑→Y↑。
5.股票市场渠道
RalphChami(1999)等通过分析股票市场的内在作用机理,提出了不同于托宾q理论和财富效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新机制——股票市场渠道。RalphChami认为,企业股东的收益包括股票红利和股票价格上升两个部分,但无论哪一种收入都表现为名义收入,其实际价值取决于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水平的高低。中央银行通过改变货币政策变量(如货币供应量等),影响经济社会的一般物价水平(通货膨胀水平),居民拥有的股票的收益和资本金(表现为名义收入)将会受到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股票的价格便会发生波动,这样股票持有人就会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而改变其对股票投资回报率的要求,公司为了满足股东的要求就会相应调整生产,最终使总产量上升。这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表述为:M↑→P↑→股票除息价值↑→本期股票真实回报↓&消费↓→I↑→资本存量↑→下一期产出↑。
二、我国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障碍因素分析
股票市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与股市的制度基础、市场规模以及各金融市场之间一体化程度高低等因素密切相关。上文在分析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时,实际上隐含了一些基本前提条件:一是规范、成熟的股票市场制度与一定的市场规模;二是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信贷市场之间一体化程度较高;三是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稳定的投资者预期等等。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初具规模,股票市场和资产价格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逐渐显现。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比较晚,在上述几个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股市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并进而成为制约股票市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
1.股票市场规模偏小,缺乏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市场基础
一般而言,大规模、高效率的股票市场可以充分反映全社会资金供求关系及其变化,同时也能将这种对货币政策变化所做出的反应通过其广泛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传递到现实经济中去。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尽管股票市场取得了很大发展,但其规模仍然相对偏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有关统计资料,截止2002年底,我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为1224家,股票市价总值38329亿元人民币,占GDP的37.43%,若扣除不能上市流通的部分,股票流通市值为12485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即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仅为12.19%,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同期美国的120%、英国的138%、香港地区的180%,甚至也低于印度的75%、泰国的92%。同时,股票市场结构不合理。从现代技术管理的角度来看,我国证券市场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层级结构,目前仍然缺乏适应于创业型中小企业的二板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投资者选择余地小;市场的地域分布不合理,广大中西部地区缺乏应有的市场布局;证券交易品种太少,与证券相关的金融衍生工具,如股票指数期货、债券期货等尚未推出,投资者缺乏有效的避险工具。由此可见,规模有限、结构失衡的股票市场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程度有限,难以发挥资本市场对我国国民经济应有的支撑和促进作用,通过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然会受到较大限制。
2.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一体化程度较低
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依赖于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只有当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时,各个市场的资金价格才能有效地引导资金在不同市场之间迅速流动,以达到调节资金供求的目的。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利率(收益率)缺乏内在联系,股票的价格变化尚不能准确反映货币政策的松紧。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思路是优先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从而使货币市场的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我们知道,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以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要高于资本市场,而货币市场滞后于资本市场的现实,使两个市场的利率与收益率存在明显的差异,投资者在货币政策变动时对银行存款、股票等不同的金融资产的收益率难以进行有效比较,从而降低了他们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因此,货币政策试图通过中介目标调控股票价格,并使之达到预期目的的可能性不大。
3.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尚不明显
20世纪9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通过股票市场财富效应来激活市场,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股票市场的长期繁荣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股市的持续繁荣不仅使投资者因金融财富增加而派生出额外消费支出,而且有助于投资者形成良好的收入预期(在心理上将股票投资收人由暂时性收入转为持久性收入),从而使长期边际消费倾向(MPC)呈现出扩大趋势,消费支出进一步增加。同时,较为合理的投资者结构(在美国,居民个人主要通过各种基金组织参与股市)可以确保个人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分享股市持续繁荣的成果。财富效应之所以在我国股票市场难以显现,主要是因为我国股票市场持续繁荣的趋势不明显,股价波动幅度过大,投机成分较多,投资者难以形成“持久性”收入预期。同时,不合理的投资者结构也制约了财富效应的形成。一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呈现出以散户为主导的格局。据统计,截止2002年底,我国投资者开户数达6884万户,个人投资者占开户总数的99.13%,但由于投资水平不高、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整体投资收益不高,而拥有资金、信息优势的机构投资者却成为股市繁荣的最大获利者。但这些机构投资者通常由少数人或经济主体投资,投资收益分配严重向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大户倾斜,中小投资者难以分享股价上升的成果。根据一般的经济学原理,低收入者的MPC要高于高收人者,因此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大户并未将股票投资所赚取的收益主要用于消费,而是滞留在股市通过循环投资以获取更大收益,财富效应难以有效形成和充分发挥。因此,货币政策变量的变化能够调整的主要是社会资金的分配结构,货币政策难以通过财富效应渠道实现有效传导。
4.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
由于历史的、体制性的原因,我国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被简化为“融资”——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和改革筹集资金,这种政策取向导致股票市场在发展和运行中存在一系列制度缺陷:(1)公司上市制度不科学。目前我国公司上市制度已由审核制改为核准制,虽然不再由政府直接审批,但仍需由券商推荐,并经过专家评审等程序。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仍然存在问题,而上市公司的总量仍受计划的严格限制,股票的供给不能对股市需求变动做出灵敏的反应。(2)股权结构不合理。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是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而组建起来的,现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设置有国有股(含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和社会公众股等,且股权过度集中于国有股,而国家作为公司大股东无法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中“内部人控制”现象相当普遍,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行为也趋于短期化。国有股、企业法人股等不能上市流通,不仅造成市场分割,不利于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与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效率,而且进一步放大了政策变动对股票市场的冲击,扭曲股票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3)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准确地披露法定信息,有的公司甚至隐瞒重大事件或散布虚假信息,以达到上市、资产重组或操纵股价等目的。(4)证券监管体制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证券监管沿袭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监管手段偏重于“政策化”,股市运行的政策性特征明显,证券监管中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运用不协调。正因为股票市场存在上述制度性缺陷,股价严重偏离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货币政策的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激发股市投机或引起股价大幅波动,而不能借助于股票市场影响实际经济活动。因此,从总体上讲,目前股票价格指数与CDP的相关性较弱,股市还不能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三、提高我国股票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对策建议
股票市场的发展拓宽了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传导主体的增加也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复杂,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也随之加大。因此,理顺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实现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的良性互动,已成为各国中央银行普遍关注的问题。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在转化储蓄、刺激消费、优化资源配置和传导货币政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功能将会逐渐显现出来。因此,积极借鉴国外已有的理论与成功经验,构筑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基础条件,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货币政策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1.扩大股票市场规模,调整和优化市场结构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部分,股票市场无疑是未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但要发挥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必须有一定规模的、高效率的股票市场为支撑。因此,应逐步扩大市场规模和优化市场结构,为构建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奠定市场基础。(1)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股票市场规模。一是扩大投资者规模,包括发展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前者如允许社会保障基金、养老基金和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以及大力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发展投资基金对吸引中小投资者,确保他们分享股票市场繁荣的成果和稳定股市、放大财富效应具有独特的作用)。后者包括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居民进行长期投资;普及营业网点,为普通居民尤其是广大城郊居民提供通过购买基金间接参与股市的机会。二是扩大市值规模,包括增加上市公司数量和提高上市整体质量。需要注意的是,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必须兼顾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否则会引起股价的大幅度波动,反而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2)建立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弥补证券市场的结构性缺陷。在市场级次结构方面,建立以场外交易市场、二板市场、主板市场和债券市场为主体的、与“金字塔”式企业层级结构相适应的市场结构体系;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尽快推出股票指数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与渠道;在市场布局方面,适当增加新的交易所和地区性证券交易中心,特别要结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增加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布局;改革和完善B股市场,逐步实现A股市场与B市场的并轨整合。
2.推进股票市场的制度改革与建设
股票市场的效率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传导货币政策效率的高低,我国股票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因此,应推进股票市场的制度改革与建设,为完善我国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筑制度基础。(1)调整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在规范和发展股票市场的基础上,弱化股票市场的政策性功能,积极培育和发挥股市在优化资源配置、转化储蓄、刺激消费等方面的作用,为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构筑新的渠道。(2)进一步改革公司上市制度和股票发行制度,由核准制逐步过渡到注册制,真正让市场选择上市公司和决定股票的发行规模与价格,有关管理部门主要审核公司提供材料的真实性以及是否达到了规定的最低要求。同时应取消所有制歧视,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实行同一标准。(3)通过减持国有股等途径优化股权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对经营者的约束功能,并可考虑建立内部审计委员会制度;设置中小股东保护机制,改变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完全外在性,使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采取多种方式逐步解决国有股、法人股的上市流通问题,改变国有股“所有者虚位”现象,建立国有股东“用脚投票”的机制。(4)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并建立信息披露的事后跟踪制度,对上市公司及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应予以追究和惩处。(5)建立和完善政府监管、证券业自律、社会舆论监督等多层次的证券监管体系,强化证券监管;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协调配合,以适应“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混业经营发展的需要;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适应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要求。与此同时,通过倡导理性投资与长期投资、设立官方股价指数平准基金等途径,构建科学合理的股市稳定机制,减少市场波动的频度与幅度,消除因股价异常波动而产生的股市“幻觉”。总之,应通过上述制度建设使股票价格能较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及其变化,最终使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紧密联系起来,并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3.开辟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联系渠道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是一种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是金融业有效运作的市场基础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内在要求。因此,应积极开辟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联系渠道,提高金融市场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一体化程度,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协调运作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1)建立规范的证券融资渠道,有条件地使银行业与证券业、证券市场与信贷市场的资金互相融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控制资金供求量。如鼓励和引导银行信贷资金通过合法途径进入资本市场、让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到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等,实现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提升金融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2)进一步扩大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规模,完善股票质押贷款办法,允许更多券商进人银行间的国债回购市场。这样不仅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体系的巨大存差,而且有利于放大券商在二级市场中的运作能量,使股市行情得以延续与强化,从而不断吸引场外资金进入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进而促进资本市场“财富效应”与“资产结构效应”的形成与发挥;(3)进一步放宽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将传统的存贷业务扩展到投资银行业务,允许商业银行在企业兼并重组和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等方面发挥其作用。
4.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
新增长理论和许多国家的实证经验表明,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R.Levine&S.Zervous,1996,1998),R.Harris(1997)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活动水平确实有助于解释人均GDP的增长。同时,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对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带来了严重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泡沫经济”、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因此,资产价格客观上已成为影响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经济变量,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结构的调整,资产价格日益引起各国中央银行的关注,有些国家甚至将其作为重要的货币政策监控目标。实际上,资产价格作为一个经济变量,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经济信息,在目前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诸多国家货币当局的观察视野中,资产价格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信息变量。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在规模与结构、规范化程度和证券监管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股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尚不具备充分发挥股票市场各项经济功能的市场条件。国内的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不明显,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并不显著,而且各个时期的财富效应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中央银行不能将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决策的参考指标,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作用应该是中性的。但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并不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能完全无视股票市场的发展及其影响。事实上,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出来。因此,如何考虑股票价格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做出相应的调整已是我国中央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在短期内我国中央银行可将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参考指标和信息变量,货币政策应关注(而不是盯住)股票市场的发展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并借助于股票市场这一传导渠道影响实体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在将来条件成熟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把保持股票市场的基本稳定作为自己的调控任务之一。从理论与实践来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丰富与发展。本文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金融稳定,并且在经济金融发展中应逐步赋予金融稳定更加丰富的内涵,金融稳定既要包括过去常说的物价稳定,也应包括银行体系的稳定和汇率稳定,将来还要包括资产价格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