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测度与影响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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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02年－2018年中美食用菌双边贸易统计数据，利用Grubel－Lloyd指数和Brlhart贸易指数测度中美食用菌及主要类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发展特征，并对影响产业内贸易发展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水平仍处于较低状态，不同时期产业内贸易对贸易增量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人均收入差异、贸易平衡度和对外直接投资阻碍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而经济规模和经济开放度则是驱动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中国；美国

中国是世界设施农业第一大国，而食用菌农业是我国设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国家精准扶贫、鼓励农产品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刺激下，中国食用菌生产和出口一直稳居世界前列，并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创汇农产品之一。而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美国，既是中国食用菌出口的重要国家，也是中国食用菌进口国之一，双方食用菌贸易具有很强互补性，贸易方式呈现产业内贸易的特征。但是，中美食用菌贸易总体规模比较小，产业贸易模式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研究如何测度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程度，剖析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影响的效应，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现有关于中美产业内贸易研究较多是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①研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标的衡量方法。刘红梅［1］（2012）以Grubel－Lloyd指数衡量中美农产品产业内发展的水平，认为农产品总体产业内贸易比例最高，且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而陈军［2］（2013）、韩灵梅［3］（2014）则采用Grubel－Lloyd指数、Brlhart贸易指数、Thom＆McDowell垂直型和水平型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发现中美总体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和Thom＆McDowell水平都较低，且产业内贸易结构表现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质量不高。②研究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影响因素。耿献辉等［4］（2016）认为人均收入差异阻碍中美蔬菜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唐连生等［5］（2020）实证分析中美水产品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均GDP差异和平均市场规模对其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贸易不平衡程度具有反向影响，贸易开放度影响不显著。目前学者鲜有关注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研究，而中美食用菌贸易是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不能忽视的问题。因此，笔者以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为研究对象，利用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中的食用菌贸易数据，测度2002年－2018年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指数，实证分析影响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因素，为提升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提出政策建议。

1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的测度

测度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的方法主要四种：Balassa（1966）指数、Grubel－Lloyd（1975）指数、Aquino（1978）度量法和Brlhart（1994）边际度量法，且研究者均对这四种常见度量产业内贸易发展指数进行拓展研究，并提出适合自己研究目的指数计量方法。根据研究的目的、数据可得性，本文选择Grubel－Lloyd（1975）指数和Brlhart（1994）边际度量法来剖析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静态及动态变化的特征。

1.1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的Grubel－Lloyd（1975）指数

Grubel－Lloyd（1975）指数可以衡量不同国家及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是由格鲁贝尔（H.GGrubel）和劳埃德（P.JLoyd）共同提出，在测度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忽略时间因素的影响，是一种静态反映某时间点的产业内贸易指标，其计算如公式（1）所示。IITit＝（Xit＋Mit）－｜Xit－Mit｜（Xit＋Mit），i＝1，…，N；t＝1，…，T（1）式中：Xit和Mit代表i产业t时期的出口额和进口额，IITit产业内贸易指数取值范围是［0，1］，且取值越大表明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越高。如果Xit或者Mit等于0，表明i产业的出口或进口之间没有交集，即IITit＝0；如果Xit＝Mit，则IITij＝1。我们运用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itedNa－tionsComtradeDatabase）中2002年－2018年关于中美食用菌进出口贸易额的数据，对两国食用菌产业内贸易Grubel－Lloyd指数进行测度，结果见表1。表1显示了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Grubel－Lloyd指数的特点和变化趋势。首先，冷冻类食用菌、干制类的食用菌、食用菌罐头和全类型食用菌Grubel－Lloyd指数均处于较低水平，其指数值远小于高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的0.5，仅有2015年食用菌罐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0.318），接近0.5的数值。这种原因是中美两国均是世界食用菌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国家，加之两国之间距离较远和食用菌自身的特点，结果形成两国食用菌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低；其次，不同类型食用菌和全类型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变化趋势基本上是相同的，2002年－2005年产业内贸易指数呈现下降的态势，这表明产业间贸易是中美两国食用菌贸易的主要模式；2006年－2011年期间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变化保持平稳的状态。主要原因是2006年我国食用菌出口遭到美国技术壁垒的影响减少出口贸易数量，2010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美两国食用菌贸易出现大幅度下滑，两种作用叠加就形成该期间产业内贸易指数演化的特点；2012年－2018年是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化时最剧烈的时期，2015年食用菌产业内贸指数上升到最大值，其中冷冻类食用菌和食用菌罐头产业内贸易指数分别是0.054和0.318，均是该类食用菌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最大值。这表明，中国食用菌贸易模式中产业内贸易起到重要作用。

1.2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Brlhart（1994）边际度量法

仅用静态产业内贸易指数不能充分表征国家之某一时期的产业内贸易发展真实情况，为此，Ham－ilton＆Kneist（1991）最早引入以贸易流量来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的动态度量方法，在此基础上，Brlhart（1994、2000）创新提出测度边际产业内贸易发展程度的Br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其公式为：MIITit＝1－｜ΔXit－ΔMit｜｜ΔXit｜＋｜ΔMit｜，i＝1，…，N；t＝1，…，T（2）其中，MIITit是i产业t期的Br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ΔXit和ΔMit分别表示i产业t期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变化量，MIITit取值在0和1之间，其数值越趋近1，则表明i产业t期的动态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反之，则贸易增量大部分来源于产业间贸易。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比传统的静态产业内贸易指数更适合于产业调整问题分析。为了更好揭示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动态变化特征，我们计算了2002年－2018年中美食用菌Br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结果见表2。从Br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测算结果看，在整个样本分析期间，中美食用菌及相关产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相对比较小，只有6.25％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是大于0.5，表明中美食用菌及其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严重失衡，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食用菌出口大国的事实。中美食用菌及产品动态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动幅度比较大，最大的变化值是0.832（干伞菌蘑菇），说明中美食用菌及产品贸易模式不断发生变化。从冷冻类食用菌（071080）动态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测算数值中发现，中美冷冻类食用菌贸易只有2015年－2016年是产业内贸易引致贸易额的增加，同时有6年时期冷冻食用菌贸易增加值完全是产业间贸易所引起的。干木耳、干制菌类和食用菌罐头动态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化趋势基本很平稳，且变化特征相似，表示产业间贸易模式是它们贸易额增加值的主导因素。其中原因是食用菌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营过程需要大量劳动力，中国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形成中国生产食用菌99％以上出口的格局，同时中美对食用菌及产品消费偏好差异、关税制度和农产品绿色壁垒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2影响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

2.1模型设定及说明

笔者拟从国家层面角度和产业角度分析影响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因素，并借鉴BalassaandBauwens（1987）、Greenawayetal.（1994，1999）、Cabraletal.（2008）、邵桂兰和王蕾（2018）、王绍媛和陈杨（2019）等学者对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选择了中国与美国人均收入的差值绝对值、经济发展规模、经济开放度、美国对中国农业直接投资和贸易不平衡性这五个影响因素，并建立以下经济分析模型。lnIITijt＝β0＋β1lnDIFPijt＋β2lnESijt＋β3lnFTijt＋β4lnFDIijt＋β5lnTBijt＋εijt（3）模型中，i代表中国，j代表美国，t代表时间，β1、β2、β3、β4和β5代表估计参数，εijt为随机误差项。为了弱化异方差性对模型分析结果的影响，将模型（3）中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主要变量解释及数据来源说明如下：

2.1.1被解释变量

产业内贸易指数（IITijt）。考虑中美食用菌及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化的特征，若选择动态贸易指数会导致模型分析结果的偏差，因此本文选择2002年－2018年中美食用菌贸易总额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为被解释变量。

2.1.2解释变量

2.1.2.1人均收入差异（DIFPijt）。需求相似理论认为，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差异越小，国家消费需求就越趋同，产业贸易模式在贸易中占的比例越大，二者呈负相关性。本文以中美两国实际人均收入的产值绝对值来表示人均收入差异水平。

2.1.2.2经济开放度（FTijt）。产业内贸易交易成本随着贸易壁垒的增加而增强，通常情况下，贸易国家间的经济自由化水平越大，且差异较小，则产业内贸易水平程度就越高。本文采用中美两国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对经济开放度进行衡量。

2.1.2.3农业直接投资（FDIijt）。美国对中国农业领域的直接投资，可以提高我国食用菌产业生产规模，扩大食用菌产品种类，尤其是美国农业公司在我国境内利用中国农业资源从事食用菌生产经营活动，并将食用菌产品出口到美国。这些情况均可以提升中美食用菌产业贸易水平。本文采用美国对中国农业实际直接投资额衡量农业直接投资，用FDIijt表示。

2.1.2.4经济规模（ESijt）。HelpmanandKrug－man（1985）认为在垄断竞争条件下，经济规模是影响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国家不生产任何产品，那么该国产业内贸易则不会存在。理论上认为经济规模与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用中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值代替经济规模。

2.1.2.5贸易平衡度（TBijt）。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进行国际贸易有可能实现贸易双方利益最大化，但是遵循比较优势理论不能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原因是贸易双方比较优势程度上存在差异，双方贸易则获取不同的利益，结果造成贸易发展程度上的失衡。贸易失衡一般会减弱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程度，其计算公式为：TBit＝｜Xit－Mit｜Xit＋Mit，TBit取值范围（0，1），其值越小，中美食用菌贸易越均衡。

2.2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笔者选取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为研究对象，考虑数据可得性，样本时间跨度为2002年－2018年，使用计量分析软件为Stata15［6］。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指数是依据UNComtrade数据库商品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得到；中国和美国GDP、人均GDP的数据取自IMF数据库；中美食用菌进出额的数据来自UNComtrade数据库商品贸易统计数据；美国对中国农业直接投资数据取自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数据库。

2.3实证结果及结论

2.3.1模型适用性检验

在对模型进行定量估计之前，首先要对模型中时间序列参数进行适用性假设检验，采用ADF方法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一般检验结果要求是I（0）或I（1）是平稳才可以对模型做进一步分析。据检验结果分析，在10％的显著水平上，变量lnIITijt、ln－DIFPijt、lnESijt、lnFTijt、lnFDIijt和lnTBijt的一阶差分检验值均小于10％的标准值，即表明模型中所有变量均是I（1）平稳序列。因此，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通过检验。

2.3.2实证结果分析

对式（3）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的（1）列（2）列采用的是稳健标准条件下的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表明分析影响因素个数的差异，影响因素对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同时揭示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相互关联效应。第（1）列结果显示影响因素与产业内贸易关系与预期的效应基本相同，其中人均收入差异（lnDIFPijt）在10％显著水平上表现出显著的特征。而美国对中国农业直接投资（lnFDIijt）影响效应则是减弱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其对产业内贸易指数的系数是－0.805，这意味其他条件稳定时，美国对中国农业直接投资每减少1单位，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指数将增加0.805单位，二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这种情况可能是美国对中国农业直接投资提高中国食用菌生产技术水平，促使食用菌产品差异化程度扩大，最终形成贸易替代效应。第（2）列估计结果表明：忽视人均收入差异和经济规模影响因素时，其他影响因素对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作用程度得到扩大，且效果比较明显。经济开放度（lnFTijt）数值由1.464增加到2.601，且在10％的显著水平上表现为显著状态；美国对中国农业直接投资（lnFDIijt）和贸易平衡度（lnTBijt）系数分别由－0.805和－0.526变化到2.414和－0.796，同时它们在1％的显著水平上表现为显著的。为了检验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分析结果的稳定性，我们利用广义矩阵法（GMM）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同时把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结果也纳入表3中。回归结果表明，二者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及大小是完全相同的，差异的是解释变量标准误差均增大，解释变量（lnDIFPijt、lnESijt和lnTBijt）显著性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对于用lnTBijt作为工具变量的2SLS的分析结果而言，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系数大小和显著水平变化更加剧烈，例如人均收入差异（lnDIFPijt）的系数由5.26增加到11.412，且在1％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这表明模型稳定性检验要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否则会影响模型稳定性的判定。

3结论与政策启示

笔者以食用菌产业内贸易为研究对象，利用2002年－2018年中美食用菌贸易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产业内贸易指数变化特征、产业内贸易指数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效应，得到以下主要结论：中美食用菌及主要类型食用菌产业内贸易Grubel－Lloyd指数比较小，且数值远小于0.5；对于动态产业内贸易指数而言，中美食用菌Br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只有6.25％样本是大于0.5，表明食用菌贸易增量是由产业间贸易模式所导致；通过对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人均收入差距、美国对中国农业直接投资和贸易均衡性指标阻碍中美食用菌产业贸易发展，而经济规模和经济开放度则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为了推进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3.1采用积极有效措施，提高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为了降低人均收入差异对中美食用菌产业贸易发展的阻碍作用，可以通过改变人均收入过分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提高人均收入在中国分配结构中的比重，扩大居民部门经营活动增加值，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增加财产性收入比例，有效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同时要有效控制居民收入差异程度，积极促进消费结构调整，使产业内贸易程度得以提高。

3.2通过资源配置和资源再生途径，扩大我国经济规模在我国经济发展动能调整的背景下，必须不断地扩大有效经济总量范围，有效降低无效经济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主要措施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动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切实处理供给侧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促进有效需求的实现，并使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较为稳定的环境。以经济规模扩大改变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模式，提高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

3.3增大经济开放度，降低贸易不平衡度，提高食用菌产业内贸易水平经济开放度促进中美食用菌产业内贸易发展，而贸易平衡性则是降低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水平。因此，中国应该努力改变与美国贸易的不平衡性，增强从美国进口食用菌产品的力度，提高食用菌产品出口质量水平；提高中美食用菌产品贸易开放度，降低关税、技术和非技术壁垒对食用菌贸易影响，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提高食用菌贸易进出口抗风险能力。

3.4转变直接投资理念，提高美国对中国农业直接投资质量通常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农业直接投资应该是促进食用菌产业贸易发展，而研究结果却发现直接投资阻碍食用菌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其原因可能是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生产国内消费的食用菌类型上，降低出口到美国食用菌数量和质量。因此，在引进美国农业直接投资时，要采取鼓励措施，引导外资流向提高食用菌产品质量的领域，提高食用菌生产技术水平，使食用菌经营过程逐步转变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增强中国食用菌产品竞争力。

作者：周路 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