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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国新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
(1)进行能源开发技术创新,利用新技术开发传统化石能源,提高传统能源的开发效率并降低开发成本,促进传统化石能源供给增加和价格下降。
(2)开发新能源,借助技术突破开发以再生能源为主的新能源,用新能源部分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实现能源来源的多样性,确保在新能源革命中的领先地位,为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中胜出奠定基础。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促进新能源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并通过政策引导,形成高绩效的新能源政策体系。
1.2美国新能源政策体系的内容
(1)以能源独立为中心,维护经济发展利益,提升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能源独立是维护经济安全的手段,避免能源过度依赖他国,损害本国经济的独立性和安全,美国《国家能源政策》强调:“将能源安全置于外贸和外交政策的首要位置”,因此,围绕新能源的贸易利益博弈,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美国经济发展利益,防止国际经济竞争力削弱。1973年的石油危机造成传统化石能源价格上涨,技术制约使传统化石能源增产抑制价格上涨难度比较大,成本压力迫使美国向其他国家转移部分制造业,从1974年到2012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余额达到6964.24亿美元,与此同时货物贸易逆差逐年增长,1974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为55.05亿美元,到2008年达到创纪录的8301.09亿美元。美国认为开发和利用新能源,能降低能源成本促进制造业企业回流并减少海外石油进口,增强经济独立性并减少贸易逆差,提升美国国际经济竞争力。新能源政策发轫于尼克松政府的“能源独立”理念,目标在于降低海外能源依存度,巩固和保障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霸权;1991年布什政府的《美国国家能源战略》,把保障能源安全作为维护经济超级大国地位的重心,放在拓展和建设世界能源市场上;2006年的《20062010年创新战略计划》针对新能源发展,提出要在节能提效、增加国产供给、能源多样化、加强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创新[2]。2008年奥巴马政府明确,新能源是引领美国走出金融危机的引擎,要承担重建经济竞争力的使命。美国新能源政策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明确新能源政策的目标是维护美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具体方法是利用技术创新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借助能源安全保障和成本下降避免经济的脆弱性。
(2)以拓展市场需求为中心,利用需求的增长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动力。美国新能源政策注重利用市场力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通过提高强制性能耗标准,扩大新能源产品的市场需求,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美国交通工具消耗了72%的汽油和化石能源,强制能耗标准的提高促进了新能源汽车发展,增加了新能源的消费需求,为新能源发展提供市场支撑。一是持续不断提高汽车能耗标准。2007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规定,到2020年车辆能耗从每加仑25英里提升到35英里,奥巴马政府提出2016年汽车燃油经济性要确保35.5英里/加仑。强制规定汽车新能源燃料比例,2007年提出2022年汽车燃料的22%来自可再生新能源,形成政策引导性消费。二是制定新能源汽车发展计划,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克林顿政府的“新一代汽车伙伴计划”、小布什政府的“自动汽车协议”和“高科技车辆制造激励计划”、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汽车计划”,目标都是要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使新能源产业发展有稳定的市场支持。三是利用政策引导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奥巴马政府推出价值7500亿美元的“汽车折价退款机制”税收抵免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使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从2011年的1.78万辆增加到2013年的9.4万辆。美国新能源政策从培育消费市场出发,契合美国能源消费结构,结合政策引导促进新能源消费市场的扩大,利用市场需求刺激新能源产业发展,使新能源产业发展建立在市场需求之上,其政策的目的不是替代市场做选择,而是引导市场的发展。
(3)依靠技术创新和进步增加新能源供给种类,利用产业规模扩张降低新能源价格,形成稳定的新能源供给市场。美国增加新能源供给有两大手段,一是利用技术创新开发化石能源,增加新型清洁化石能源供给,主要体现在页岩气产业的发展,二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利用新技术开发包括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以及生物质能源,增加新能源供给的种类,通过产业规模降低成本并带动价格的下降。美国在1934年开始尝试开发页岩气,19781992年突破了页岩气开发的资源鉴定、压裂、水管理等技术,1997年米歇尔能源公司的清水压裂技术成功,技术创新迅速转化为产业并实现“页岩气革命”,页岩气产量从2006年的311亿立方米迅速提升到2010年的2011亿立方米,年均增长率达到45%,并带动美国天然气价格的下降,2012年美国天然气价格比2008年下降了80%以上,仅相当于人民币0.4元/立方米,2013年天然气价格大约为欧洲的1/3、日本的1/4[3]。页岩气革命深刻改变了世界能源供给格局,美国由天然气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图1)。增加供给种类也是美国新能源发展的方向,光伏太阳能是重点,贝尔实验室诞生了美国最早的太阳能光伏产品,石油危机后美国制定“光伏十年计划”(19741983年),随后美国能源部制定“光伏研究五年计划”(19871991年)突破多晶硅材料和太阳能电池技术,奥巴马政府支持举办全美高校新能源创业大赛,支持太阳能发电技术的应用,并将新能源创新中心从2010年的3个增加到2012年的6个,鼓励太阳能产业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在政策支持下,美国太阳能发电成本快速下降,2013年的成本只有1977年的1%,成本下降到0.11美元/千瓦时,而更具有雄心的“SunShot计划”提出,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成本要下降到0.06美元/千瓦时,到2030年要降到0.038美元/千瓦时以下,根据波士顿信贷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太阳能发电成本持续降低,到2025年太阳能发电将占美国发电量的12%。总之,清洁化石能源和多种新能源出现,增强新能源的市场供给能力,扩大市场份额使新能源产业获得规模收益,并强化对传统化石能源的市场竞争力,在实现能源结构转化的同时,也促进能源价格的下降。美国新能源政策体系建立于石油危机时期,经历多届政府的补充和完善,在奥巴马政府的强化下,形成独具特色的政策体系。美国新能源政策体系最大特点是利用市场力量,从激活消费需求入手来进行推动,促进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和进步,结合美国能源消费特征和世界能源供给选择突破口。在新能源发展过程中,重视宏观政策引导,结合市场功能放大政策效果,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政策支撑体系,覆盖了新能源的技术研发、生产促进、消费鼓励等环节。新能源政策制定注重前瞻性和超前性,并能承担时间成本,呈现政策规划起步早、内容全面细致、措施具体易行、目标明确清楚、重视跨期盈利等特征,借助产业发展收益降低政策成本,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新能源产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美国新能源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是积累了大量与新能源有关的技术专利。2009年的新能源技术专利申请量比2008年多200项,2010年比2009年增长了67%,达到1881项,2011年达到2331项,而在2012年前三个季度已达到2278项。页岩气开采技术突破在2000年前后,目前太阳能技术进步迅速,与太阳能有关的技术专利申请,2009年比2008年增加了60%,2010年比2009年增加了134%,2011年又增加了50%,可以预期未来太阳能产业将迎来高速增长期。二是增强了美国的能源独立性。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页岩气产量增加使美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到2030年将下降到6%,石油进口从2000年的5.1亿吨下降到2013年的2.55亿吨,对外依存度从63.7%下降到50.5%(图2)。三是能源贸易逆差减少。在20世纪90年代,能源贸易逆差峰值时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52%和经常项目逆差的85%,2012年能源贸易逆差占货物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下降到40%和61%。新能源发展投入了大量资金,是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重点,美国定会利用新能源产业的比较优势,借助国际贸易和投资渠道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通过贸易利益的获取来降低新能源政策成本并提高其收益。
2新能源贸易与美国利益的获取
国际贸易利益(TheGainsfromtrade),按照《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的解释,是“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收益和损失有关的问题”[4],即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对国民经济福利的影响,体现为国际竞争力和要素收入在贸易前后的变化。国际贸易利益来源于产业竞争优势,核心是要素质量和禀赋结构,需要指出的是,要素种类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加,技术创新能力和贸易规则影响力也是要素重要组成部分。能源贸易的最大特点是自然资源、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影响贸易流向,贸易规则控制力影响贸易利益的分配。与能源有关的自然资源分布具有天然属性,但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和生成与政策引导有关,贸易规则控制力与历史制度累积相连。
2.1中美两国贸易利益获取方式比较中美贸易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济联系之一,其最大的特征是贸易结构变化迅速、贸易规模巨大、贸易利益摩擦频繁且与国际投资交织。中国通过发挥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借助加工贸易释放,获得技术积累和贸易顺差,要素禀赋结构迅速改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形成;美国运用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优势利用完善的市场机制,依靠领先的产业竞争力,并结合对贸易规则的控制,通过产品结合贸易规则来获得国际利益。中美两国贸易利益获取方式存在差异,美国利用要素质量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借助国际贸易制度获得利益,体现为要素收益率比较高;中国要素质量不高但量大,借助要素成本依靠产品价格竞争优势,获得规模经济收益,体现为要素总收入量大。能源产品并不是中美两国主要的贸易标的物,但能源贸易能影响一个国家生产成本和国际竞争力,围绕能源贸易的利益博弈成为近年来中美贸易新热点。美国试图利用新能源实现“再工业化”并促进经济复兴,遏制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希望新能源的发展有助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减少环境污染,把新能源产业培育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双方贸易利益诉求的差异和市场地位的不对等,美国把新能源贸易作为贸易利益获取的新来源,并发动一系列贸易摩擦,试图从中美贸易中获取更多的好处。
2.2美国从中美新能源贸易中获得利益的途径
(1)利用气候变化问题向中国施压,为美国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开拓市场,通过市场扩张获得贸易利益。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占据道义高地,还能实现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增加美国贸易利益的获取,因此,奥巴马比前任美国政府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通过主导节能减排的制度性安排,刺激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增加新能源技术与产品的需求,将美国多年积累的技术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2010年美国国务院声明:“奥巴马政府致力于领导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工作”,并以“负责任大国”强制要求中国节能减排,拒绝中国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以停滞全球减排进展“对中国实行捆绑来对抗欧洲的压力”[5],迫使中国接受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节能减排。2009年宣布,到2020年中国新能源消费比例将提升到15%,2014年又宣布,到2030年中国新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例将达到20%左右。2013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37.6亿吨标准煤,而新能源占比仅为9.8%[6],因此要提高5.2%和10.2%才能实现2020年和2030年目标。仅就实现2030年目标而言,我国的新能源使用增速就不能低于0.74%。经济发展模式粗放和节能技术积累不足,为美国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出口中国提供契机,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制减排和“碳关税”政策,又扩大了中国对美国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挤压了中国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市场空间。美国利用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2009年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规定,中国不能在2020年以前对高碳产品实施减排,届时美国将对中国高碳产品进口征收“碳关税”,胁迫中国进一步向美国开放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市场。根据美国商务部预计,到2020年中国新能源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是美国2015年前实现“对外贸易倍增”计划的着力点。
(2)借助与新能源有关的专利技术输出中国,通过知识产权获得贸易利益。根据世界银行低碳发展报告显示,降低电力、交通、建筑、钢铁、化学等工业领域能耗的60多项关键技术中,有70%不为中国所掌握,引进和使用这些新能源技术需要支付巨额的知识产权费用。美国以技术合作为手段,影响中国的判断和选择,为技术专利的输出鸣锣开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美两国签署了包括《中美环保科技合作协议》、《中美化石能技术开发和利用合作协议》、《中美能源与环境合作倡议书》、《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在内的系列新能源技术合作协议,为美国的技术输出和索要高额知识产权费用创造条件。美国利用页岩气技术优势,以“中国储量”为诱饵,增加技术服务对华出口。美国能源署评估,中国页岩气储量为1275万亿立方英尺,技术可开采量位居全区前茅,但技术瓶颈使我国不得不使用美国技术服务。根据《页岩气十二五规划》,资源调查是我国页岩气开采工作中心,而在《中美关于在页岩气领域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中美两国在资源勘探和技术研发方面进行合作,由此,美国相关评估标准和技术专利使用将为美国带来丰厚的收益。业内人士预测,到2020年美国政府来自非传统油气行业的专利技术使用费收入将超过1100亿美元,中国将是最大的潜在市场。中美两国在页岩气开采技术上的差距非常明显,美国已经完成对核心技术的专利和标准控制,美国通过知识产权侵蚀中国产业发展利益,在这方面,我国的DVD产业有过深刻的教训。
(3)利用贸易摩擦制约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挤占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获得市场替代的贸易利益。近些年来,利用市场机制和科技金融结合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7],我国在太阳能和风电等新能源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对美国相关企业形成严峻挑战。2010年我国生产了全球50%太阳能电池产品,出口9GW创汇202亿美元,其中出口美国56.3亿美元,《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太阳能产业发展步伐已经超过美国。为了帮助美国企业抢占市场,利用中国太阳能产品对美国市场非对称性依赖,2010年10月15日美国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发动“301条款调查”;2012年5月18日,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双反”调查,认定中国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对我国出口光伏产品征收31.14%∼249.96%不等的反倾销税;2014年1月23日,再次进行反倾销反补贴的合并调查;2015年又对中国产品征收26.71%∼165.04%的反倾销税和27.64%∼49.79%的反补贴税。贸易摩擦恶化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环境,2012年美国的“双反”调查是中国新能源产品在海外遭受第一次贸易摩擦[8],随后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跟进,新能源产品成为我国出口产品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次数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系列贸易救济案。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快速丧失,2012年光伏产品对美出口下降30.5%,价值仅为38.74亿美元,2013年下降到16.76亿美元,光伏产品出口总值从2011年的358亿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122.89亿美元。美国对国际市场的中国新能源产品打压,造成我国企业经营困难,2013年中国光伏龙头企业无锡尚德宣布破产,剩下的光伏企业多数经营困难。同时,美国趁机抢占市场,提升企业经营业绩,SOLARBUZZ公司的报告显示,2014年美国太阳能产品价值近200亿美元,预计未来五年年均增长将超过30%。市场扩张刺激美国新能源投资年均增长8%,RECSolar计划在2015年投资5000万美元扩展产能,新建两条300MW的生产能力,美国获得企业规模扩展带来的贸易利益[9]。
(4)利用新能源技术改变市场地位,获得规则控制带来的贸易利益。新能源改变了美国在国际能源贸易中的市场地位,国际能源署预测美国将在2020年前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2030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而2011年以前美国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现在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国际能源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前,传统化石能源主要供应者是OPEC、俄罗斯、西非,中美作为能源需求方有共同的贸易利益,美国成为能源供应者后,中美两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贸易利益获取将发生改变,对国际能源格局和价格施加影响,成为美国获取贸易利益的重要手段。长期国际石油贸易使用美元定价,是“石油的单一使用美元计价”产物,也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天然气贸易迄今尚未形成单一货币定价的全球统一市场,“页岩气革命”强化了美国对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影响力,为美元统一全球天然气市场定价提供了机遇,美元主导全球能源定价将会进一步加强美元霸权[10],经济实力与美元地位的失衡将会持续,对日益国际化的人民币形成压力,控制与贸易有关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美国贸易利益的重要来源。全球能源贸易长期独立于GATT和WTO主导的全球贸易体制之外,国际能源贸易市场地位加强,为美国将能源贸易纳入WTO框架提供机会,而美国对全球贸易体制的控制由于能源贸易的纳入而增加收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国际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市场地位的改变使中国在保障能源安全时不得不忍受部分经济利益的流失,新能源贸易强化美国对能源市场和贸易规则的影响,加大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难度,为美国利用规则获得贸易利益提供了机会和空间。
3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美国利用新能源贸易从对华贸易中获取大量贸易利益,其贸易利益获取带来的启示包括:第一,贸易利益的获取要尊重市场规律。美国利用新能源政策促进新能源产业竞争力的形成,关键在于利用市场经济规律,从市场需求端入手做足文章,在国内外拓展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市场。没有市场需求的产业不可能获得贸易利益,因此,贸易利益来源于市场需求,其获取必须尊重市场规律。第二,贸易利益获取的基础是要素质量。产业核心要素质量的高低决定产品市场竞争力,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是影响贸易利益获取的关键,并决定该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式,美国拥有新能源产业发展所需的两种高质量核心要素,即突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丰富页岩气储量,能通过新能源技术和产品释放产业竞争力获取贸易利益。第三,贸易利益获取方式要多样化。与中国单独依靠产品出口获取贸易利益不同,美国针对不同的贸易伙伴,实行知识产权和商品贸易两种方式交叉使用,避免方式单一带来的贸易利益获取边际效用递减,多样化的贸易利益获取方式能充分发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价值。第四,贸易利益获取要系统化。美国获取新能源贸易利益,充分利用舆论道义、市场需求和贸易规则的力量,并结合累积的金融霸权和国际贸易制度,形成内外联动的贸易利益获取与维护机制,贸易利益的来源具有多元性特征,非系统性的做法只能部分获取贸易利益。第五,贸易利益获取要跨期均衡。贸易利益的获取要注重长期均衡和对经济发展方式的促进,美国新能源产业培育支付了短期成本,但获得了能源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升级的收益。应该说美国新能源政策是非常成功的,改变了基于传统化石能源带来的国际竞争力不足,利用新能源发展带来的机会,不但改变了能源结构还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在以新能源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和与新能源有关的贸易利益获取带来有益的借鉴。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起步晚,在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系列促进政策作用下进步迅速,成为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太阳能光电产业和风能设备产业的世界市场上占有率领先。但受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惯性的影响,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具有极强加工出口贸易特征,体现在利用引进国外先进的核心零部件结合我国的加工、组装,形成成套设备出口欧美发达国家。但国内新能源开发不足造成设备需求有限,2009年我国太阳能光电产业产值占全球30%,但新能源包括太阳能在内仅占我国发电总量的0.5%。我国新能源设备过度依赖国际市场需求,造成新能源产业对外贸易摩擦不断和利益流失,国内新能源开发不足造成高污染高能耗,面临碳关税和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传统的新能源发展促进政策存在不足,政策过于集中对新能源设备的生产制造补贴,而对新能源利用缺乏支持,对技术研发投入不足,造成新能源产业缺乏国内市场支撑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的被动局面,贸易利益获取仅局限于出口产品获得规模收益,而在知识产权收益和贸易规则影响方面的收益几乎为零,贸易利益的获取呈现出片段化和零散化,无法形成系统性的贸易利益获取方式。
不过,我国的新能源产业还是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的,贸易利益获取有限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创新发展思路能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贸易利益的获取。
其一,发展新能源产业要尊重经济规律。贸易利益的获取最终要服务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优化,新能源政策是对“市场失灵”的克服,只有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才能发挥政策的杠杆作用。发展新能源贸易的根本目的是获取贸易利益,不是单纯为了出口而出口,要提升政策的贸易利益获取功能。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贸易顺差被视为贸易利益获取的来源,片面的贸易利益观导致注重出口而忽视国内市场开发,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质量提升作用有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我国进口核心零部件出口成套新能源产品设备,被锁定为出口加工平台和价值增值地,形成贸易顺差在中国而贸易利益在外国的局面,恶化了我国的贸易环境。因此,创新新能源出口促进政策,核心在于提高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强贸易利益的获取能力,不能简单依靠出口量的扩张。
其二,市场需求是获取贸易利益的关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需求决定产出,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获取贸易利益的基础是市场需求,因此,拓展有效的市场需求是获取贸易利益的关键。按照2013年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激活国内市场对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政策引导着力点应倾斜到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应用,发挥国内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结合国际市场的需求形成有效需求的规模,利用规模经济来增加贸易利益的获取。在巩固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占有的基础上,结合全球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需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条件和能源结构,开发适应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技术和产品,形成新的市场需求。要改变国外市场过分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的不利局面,借助市场多元化分散风险,形成稳定持续扩大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贸易利益的获取。
其三,贸易利益获取方式要多样化。新能源贸易利益获取,既可以通过产品出口方式获取,也可以通过技术专利输出的方式获得,还能结合国际投资的途径取得。改变我国获取新能源贸易利益过于注重新能源设备出口的不利局面,利用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和人力资本优势,开发并形成与新能源有关的技术专利,借助知识产权贸易获得贸易利益。结合我国当前推进的“一路一带”计划,将新能源贸易利益获取与我国企业走出去相结合,借助国际投资带动新能源产品的出口,针对中亚和非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把我国新能源产业优势与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优势结合,投资建设光伏发电站和风力发电站,借助新能源的开发来获得投资收益,通过投资收益来回收贸易利益,避免单纯产品出口带来的市场摩擦,实现贸易双方真正的互利共赢。
其四,贸易利益获取的系统工程。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贸易利益争夺,结合我国新能源的发展,要注重新能源政策的整体化,完善“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出台、机制体制建设、政府职能转变”的机制,结合国际市场形成包括技术研发、市场开拓、规则控制、利益获取与维护在内的系统性安排。根据我国新能源产业现状,合理利用现有国际经济体制进行贸易利益博弈,运用我国新能源技术进口大国的市场地位,借助合理的反垄断进行知识产权定价博弈,结合能源进口大国地位对国际能源格局和价格施加影响,把握人民币国际化机遇推行能源贸易的人民币定价,削弱美国的金融霸权对我国能源贸易利益的侵蚀,迫使美国在新能源贸易利益博弈中让步。利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节能减排的压力,联合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落实对发展中国家新能源发展援助,减少现存国际经济制度对我国贸易利益获取的不利影响,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利益。
作者:段世德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