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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制造业增加值出口与中美贸易失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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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制造业增加值出口与中美贸易失衡

增加值贸易的衡量:模型和方法

本文的分析是建立在Johnson和Noguera(2012)的基础上,利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进行的测算。

(一)国际投入产出模型

表1所示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清晰地展示了世界各国、各行业的投入产出间投入系数矩阵,是s×s阶方阵,其元素表示国家i,j=1,2,…,N;s,t表示行业部门;Xij(s,t)表示i国s部门生产的被j国t部门使用的中间投入品;Yi、Fi均为s×1阶矩阵,分别表示i国的总产出和最终使用。这样,相应的投入产出均衡方程可以表达为: 

(二)增加值出口的测算

将上述总产出和最终使用按方向进行分解可得根据Johnson和Noguera(2012)的界定,增加值出口是指一国创造的用以满足其他国家最终需求的增加值。那么i国创造的被j国吸收的总增加值,即i国到j国的增加值出口(VAEij)为: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利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来源于由欧盟委员会资助、多个机构合作研究开发的WIOD数据库,③该表包含全球40个主要经济体1995-2009年的数据,各经济体GDP总和占全球GDP的85%以上,从而能够反映全球主要经济活动。表的编制依据欧盟经济活动分类统计标准第一版(NACE1),包含35个行业和部门,其中制造业部门14个。同时,欧盟统计局(Eurostat)参照OECD对制造业的技术层次划分方法,在NACE1二分位水平上将制造业划分为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四类技术层次不同的行业。据此我们将WIOD数据库国际投入产出表各制造业行业归类到中高和高技术、中低技术、低技术三类行业中,④以便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和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结构分析。

计算结果与分析

本部分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国际投入产出表计算中国增加值出口,并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分析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通过与传统统计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对比来反映传统统计方法的“偏差”,并从技术类别上进一步解构制造业的出口和中美贸易失衡。

(一)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两种核算方法的比较1.总量分析表2列出了1995-2009年两种核算方法下的制造业出口规模和差异率。⑤传统方法下出口规模从1363.25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15440.70亿美元,增长了10.32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8.9%;而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下出口规模从718.88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6811.68亿美元,增长了8.48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7.4%。可以看出,不管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增长速度上,传统的总量贸易统计方法均夸大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夸大出口规模的幅度可以用其与增加值出口的差异率来反映。从表2可以看出,与增加值出口相比,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夸大出口规模的幅度是惊人的,平均高估了一倍,尤其自2004年起,该幅度超过一倍,最多时达到1.4倍(2008年);反过来看,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时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缩小了,平均缩小了1/2,最多时接近60%(2008年)。为了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幅削减关税,积极吸引外资,恰逢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和产品内分工的深化,中国以其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参与其中,大规模进口中间产品进行加工装配,向世界各国提供工业制成品,从而逐渐演变为“世界工厂”。表面上,制成品出口规模增加,但其中增加值出口只占一半左右,尤其自2004年起,该比重小于一半(见表2)。

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出口规模的增加并非完全来自本国国内生产,平均一半左右来源于其他国家,传统总量贸易统计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制造业出口的真实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分工的演变,中国制造业进一步“洗牌”并重新定位,尽管已全方位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但从全球价值链上获益较少,地位较低。2.结构分析从技术类别上看,利用传统方法衡量,中国迅速扩张的制造业出口具有如下的结构特征(见图1):出口的重点由低技术行业转向了中高和高技术行业。具体来看(见表3),在中国制造业出口中,低技术行业的比重越来越小,从1995年的48.42%降低到2009年的25.46%;中低技术行业的比重总体上下降,但幅度不大,低于8%;而中高和高技术行业的比重则快速上升,从1995年的33.32%上升到了2009年的62.04%,成为制造业出口的重心。然而,利用增加值贸易方法衡量,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的比重虽然也稳步上升,但其上升速度低于传统方法下的统计,其峰值仅为45.98%,远低于传统方法下的62.04%。历年来(1995年除外),该比重也均低于传统方法下得到的数据;低技术行业的比重在1995-2003年低于传统方法下的统计数据,2004-2009年则相反,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及传统方法下的统计;中低技•19•张咏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中美贸易失衡术行业比重较为稳定,波动幅度低于3个百分点,且历年来均高于传统方法下的统计数据。图2-图4展示了两种不同核算方法下不同技术类别制造业出口规模的对照情况,可以看出,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衡量,不同技术类别制造业行业出口规模均有所减小,中高和高技术行业减幅最大(见图4),中低技术行业减幅最小(见图3)。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出口增长最多、最快,但是其增加值出口所占比重却越来越小,最小时仅为31%(2008年)。这说明,表面上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中流砥柱”,但事实上其中有很大部分价值是由其他国家创造的,我国获益不多,这与Srholec(2007)所阐述的“统计假象”一致。低技术制造业行业增加值出口所占比重基本保持稳定,约占50%。中低技术制造业行业增加值出口所占比重最大,最大时达到87%,1995-2009年基本呈上升趋势。

(二)中美制造业贸易失衡:重新审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能够合理地反映一国出口真实水平,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结构上都能对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做出一定程度的纠正。接下来,我们利用这种方法衡量双边贸易,重新审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以期有新的发现。1.总量分析图5对比了两种核算方法衡量的中美制造业贸易差额,1995-2009年,利用传统贸易统计方法衡量的中美贸易差额从1995年的281.03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290.60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2009.57亿美元,15年内扩大了715倍;而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衡量的中美贸易差额从146.86亿美元增长到1095.69亿美元,增长了948.83亿美元,扩大了646倍。中美制造业贸易差额的扩张是惊人的,但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缩小了中美制造业贸易差额,平均缩小了46%,尤其自2004年起缩小了一半以上。2.结构分析尽管从总体规模上看,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缩小了中美制造业贸易差额,但是将制造业细分为不同技术类别后,分别利用两种方法对中美制造业贸易差额进行核算和比较可以发现,技术类别不同,中美制造业贸易差额表现出不同的差异(见图6-图8)。

与传统统计方法相比,运用增加值贸易方法核算的中美贸易差额在低技术、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上有所降低,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降幅最大,低技术制造业行业次之;而在中低技术制造业行业上,增加值贸易方法核算的中美贸易差额高于传统方法下的统计数据。表4进一步展示了用两种方法核算的中美制造业贸易差额结构的差异和变化。按照传统统计方法,1995-2009年,中美贸易差额主要体现在低技术及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上,15年内两者平均占比分别为42.93%和41.56%;此外总体上低技术行业的占比呈下降趋势,而中高和高技术行业占比却持续上升,自2003年起超过低技术行业成为中美制造业贸易失衡的“重灾区”,2009年达到60%。而依据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中高和高技术行业比重没有那么高,考察期间其平均占比为31.64%,低于低技术行业(41.54%),高于中低技术行业(26.82%)。对比两种方法核算的中美制造业贸易差额结构的动态变化可以发现:在以增加值方法核算的中美制造业贸易差额中,低技术行业占比也呈下降趋势,但不及利用传统方法核算的占比下降幅度大;中高•22•和高技术行业占比呈上升趋势,也远不如传统方法核算的占比上升快;而中低技术行业占比波动很小(在四个百分点以内),历年来均高于传统方法核算的贸易差额。总体上讲,按照增加值贸易方法核算的中低技术行业在中美制造业贸易差额中的比重提高,中高和高技术行业的比重降低,而低技术行业比重的下降变缓;2005年以来,中高和高技术行业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重点行业,但其比重仅略超低技术行业。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增加值贸易角度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和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问题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利用增加值贸易方法核算的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远不如用传统统计方法核算的那样大,也就是说传统统计方法夸大了中国出口规模,总体上高估幅度超过一倍;分技术类别的分析表明,传统统计方法尤其夸大了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的出口规模。平均来讲,在中国迅速扩张的制造业出口中,增加值出口所占比重仅有一半左右,其中,中高和高技术行业出口中增加值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而中低技术行业出口中增加值出口所占比重却不断增加。这可能就是当前新型国际分工下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结构的真实写照:中高和高技术行业由于没有掌握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而获益较低,而中低技术行业拥有比较优势而获益较高。

从增加值贸易角度分析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可以发现,不论是在总体规模上还是在结构上,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得到的数据与本文的计算结果均存在显著差异。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相比,总体上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程度,缩小幅度达46%;从结构上看,最近几年,尽管中高和高技术行业仍然是中美贸易失衡的重点领域,但是与传统统计方法相比,其比重大大降低了,同时利用增加值贸易方法核算时,中低技术行业的比重有所提升。这说明:一方面,当前产品内分工越来越细化时,以贸易差额衡量贸易利得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在中低技术行业上拥有优势,在中高和高技术行业上处于劣势,因此,从获益角度看,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中低技术行业的比重会提升,而中高和高技术行业则相反———这也有待从全球价值链要素获益角度进一步验证。

由上述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尽管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不断增加,但其中增加值出口所占比重并不高,尤其是中高和高技术行业,说明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还有待提高;第二,随着产品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要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量的扩张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产业链环节上的提升和对价值链上关键、核心环节的把握,因此,政策上应关注对具体经济行为的引导;第三,面对当前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及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可能引起的中美分工格局新调整,既应关注贸易格局背后的利益分配,也应重技术创新,以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构筑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获益能力。

作者:张咏华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