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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亦然,如2007年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管制清单规定,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激光器、水下摄像机及推进器等美国高科技产品不得对华出口。美国这种“愿买者无从买,可卖者宁不卖”的举措严重影响其贸易比较优势的发挥,是导致这些年来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症结所在。相反,随着要素禀赋的积累、学习过程的深化,中国产业的升级是不可避免的。中美贸易必定会逐步从要素禀赋理论所描述的产业间贸易,向新贸易理论所解释的产业内贸易格局转变。近些年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高科技产品,如计算机通信类产品,所占的份额却不断攀升。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统计,200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先进技术产品额高达897亿美元,占据美国从中国进口额的30.3%。[(见表1)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促成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逆差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有学者认为,外商对华投资的动机包括两方面:一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目标定位在欧美市场;二是既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又占领中国国内市场。由此必然会形成两种效应,即出口扩张与进口替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这两种效应产生的。发达国家原来在国内生产、国内消费,现在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产品再对投资母国进行“返销”出口。美国作为世界上进口能力最强的国家,自1998年起就已经成为在华外资企业的主要出口对象。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对美的出口中占据的份额远远高于从美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从而增加了中国对美出口额(见图2)。据经济学家彼得•鲍泰利统计,2004年中国出口企业中,完全由中国人控制的企业出口仅占总出口的40%,外资企业则占据了60%。2009年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出口6722.3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出口总值的56%,其中仅美资企业就出口700多亿美元,大部分返销美国。另一方面,在大量出口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者在中国生产的产品直接进入国内市场,这无疑大大缩小了我国的进口规模。以液晶显示板为例,2009年夏普、三星、奇美等跨国公司加快在中国第8代国内液晶显示板的生产布局,当年中国液晶显示板进口同比下降20.7%,该项商品下的贸易逆差净减少59.5亿美元,具有很强的进口替代效应。[9]国际直接投资者这种运营方式至少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之一。
东亚等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转移,是导致双方贸易失衡的一大问题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一枝独秀”,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疲软,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将生产力转移到中国大陆。国际产业转移引起贸易地理流向改变,本来是东亚国家或地区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口的流向,改变成中国大陆向发达国家出口。而这种改变进一步使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差额状况发生改变:东亚各国或地区的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造成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正如有学者所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增加是伴随着对NIC-4逆差的下降而出现的,中国在美国市场份额的上升主要是以相邻工业国份额下降为代价的。如2000年,日本是美国计算机设备最大供应商;而2009年日本下降到第4位,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计算机设备进口的最大供应商(见图3)。许多学者研究认为,中国计算机出口迅猛增长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大量外国计算机设备出口商将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这种历史性转移使中美贸易顺差基数很大,以致长期以来难以改观。
现阶段中国特有的加工贸易方式,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根本原因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拉迪认为,导致中美双边贸易失衡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既非中国货币低估,亦非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将美国和其他外国商品拒之门外,而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制造品的首要装配基地,而这又主要是由于外国企业将其装配业务从亚洲其他地区转移到中国所致。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产业分工不断深入的国际背景下,伴随着大量的外商FDI和国际产业转移而来的是中国加工贸易方式的形成。外商对华FDI主要集中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而国际产业的转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的转移,使中国进口原材料、零配件与出口市场相分离,这样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商品“加工工厂”。从2001年以来的中国海关统计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一直以来占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
据报道,2009年中国外资企业出口的73.4%为加工贸易,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84.1%;外资企业中的加工贸易形成的贸易顺差占加工贸易总顺差的84.2%。同年,中国加工贸易顺差占总顺差的135%,2010年更是高达176.35%,加工贸易顺差占中国贸易总顺差的比重非同一般(见表2)。而在中美贸易过程中,外资企业出口占据中国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加工贸易方式居主导地位。厂商从东南亚和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大量的原材料、中间产品、零部件等,经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特别是在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中,往往是日本制造核心技术,韩国、中国台湾负责加工包装,最后将用工最多的劳动力加工程序放在中国大陆完成,贴上“MadeinChina”的标签出口美国,形成对美国的大量顺差。
中美消费投资结构差异性,是双方贸易严重失衡的又一深层次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包括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是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成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形成了一种以投资为主导并且以高储蓄率和大规模的外资流入为依托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需求在外,资金在外,原材料在外”的增长。高储蓄与低消费必然导致内需不足,企业只能开放海外市场,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商品的出口,增大对外贸易顺差。与中国相反,美国居民高消费、低储蓄,政府大规模支出。美国的超强消费远远超过了其国内的供应能力,这必然会导致其经济结构上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最终造成长期以来美国大规模进口以致对外贸易逆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消费日益成为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借贷消费在消费增长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形成了以借贷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由个人信贷消费的增长和政府支出的不断增长所构成的消费能力的增长超过了生产能力的增长,在宏观上表现为进口大于出口,形成了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
中国应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对策
(一)努力减少储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中国消费率低说明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大。因此,应以内部失衡的调整作为内外平衡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具体而言:一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健体系,同时大力发展教育金融业务,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及服务体系,包括养老、医疗、住房的改革,尤其要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进度,努力让全体人民都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以此消除居民不断攀升的预防性心理。二是进一步加快财政税收改革步伐,减少企业储蓄,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财政支出与扶贫力度,提高农民收入和购买力水平,“向农村要消费”。三是进一步扩大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规模,推广信用性信贷、抵押性信贷以及担保信贷等信贷性消费,为提高居民消费提供更为有效的金融扶持,适当借鉴美国的消费信贷体系,促进中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健康有序发展。
(二)进出口兼顾,优化对美进口商品结构
坚持进出口并重,积极扩大进口,进一步完善鼓励进口的政策措施,包括进口信贷、进口信用保险、进口税率调整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中国要根据国内市场需求,改善进口商品结构,扩大原材料、居民消费品、农产品、节能环保产品以及医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要扩大对美国的进口,并把扩大从美国的进口与促进中国产业升级,尤其是设备升级的目标结合起来。当然,在发展中美贸易的过程中,也要进口与出口兼顾,在力争扩大进口的同时,为出口留下空间,以保持中国贸易健康平衡发展。
(三)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积极开展品牌合作、技术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以此提高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档次;要力争延长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逐步从产业链的低端(加工制造)向产业链的左端(包括研发、设计等)和右端(包括营销、售后服务等)延伸,以此提升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与此同时,还要注重产、学、研相结合,不断提高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培育自主品牌。只有这样,才能限制低附加值的加工产品对美国出口,在中美贸易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四)抓紧时机,协调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平衡发展
中国要转变招商引资“重数量、轻质量”的局面,逐步实现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优化型的飞跃。要采取措施,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选择具有导向性、外溢性的高新技术产业、龙头企业,引进少占地、低能耗、低排污的环保项目和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长、税源贡献大的项目来华投资,实现从“招商引资”向“选商投资”的过渡。21世纪中美经济互为枕头,中国对美投资也正当其时,要抓住中美合作的主流,培育、挖掘优势产业,扶植具有实力的中资企业更多地在美国投资设厂,以实现“当地生产、当地销售”。要大力发展对美国承包工程,对美国劳务输出与合作。这样,不仅能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而且也能规避美方贸易壁垒。同时,还要加强中国投资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企业投资者及有关对外投资中介机构的跨国管理能力,以便更好地为中资企业加大在美投资设厂提供有力支撑。企业若要成功“走出去”就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可预见的风险做准备,投资美国的中资企业一定要熟悉美国的国情,要有游说功夫,吃透美国投资指南,加强法律意识,努力规避风险。
作者:马萍师范铮单位:吉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