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贫困增长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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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困化增长的内涵及其扩展

国际经济学界对贫困化增长的研究肇始于经济增长对一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贸易条件的变化是衡量是否出现贫困化增长的“显示器”。

在巴格瓦蒂看来,由于技术进步或要素积累增加所导致的实际产出的增加有可能使价格贸易条件不利于正在增长的国家,而且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所造成的损失会超过产出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最终使该国的境况不如从前,即出现贫困化增长。一般来说,贫困化增长满足下列条件:(1)国家贸易的增长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增加该国出口品的供给(增加其贸易意愿的程度),而且出口品供给的增加必须足够大,以至能对国际价格发生影响;(2)国外需求对于本国出口品的价格必须是缺乏弹性的,以至于国家出口品供给的扩大会导致其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下降;(3)该国必须是一贸易大国,因为只有贸易大国的进出口数量的变化才会影响其价格贸易条件;(4)该国的国民经济对本国产品出口存在高度依赖。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一国实现经济增长后,尽管出口数量有所增加,但其价格贸易条件以更大的幅度下降,这同时又导致了收入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且,要素贸易条件也将以同样的原因而趋于恶化。这样,巴格瓦蒂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情况下的贫困化增长就出现了。

随着巴格瓦蒂贫困化增长概念的提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又有一些经济学家研究了贫困化增长的各种可能性,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约翰逊。约翰逊提出了贫困化增长的另一种情形,即价格贸易条件不变情况下贫困化增长的小国情形。他指出,即使对于那些面临不变价格贸易条件的贸易小国来说,扭曲的关税同样会使经济增长带来负的福利效果,也就是说,贫困化增长完全可能在价格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由于巴格瓦蒂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情况下贫困化增长的大国情形可能更适合于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践,因此,对于约翰逊情形在此不作详细介绍。

由于切身感受到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实践,我国学者对贫困化增长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廖发达认为,衡量一国外贸是否为贫困化增长,一是应从贸易、经济相互作用的相对长期的动态历史过程考察;二是要以产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为标准。由此,他对贫困化增长的涵义进行了深化:在贸易———经济———贸易的动态过程中,若贸易带动经济的机制不健全、动态效益微弱,产业、经济国际竞争力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根本性提高,不仅贸易长期快速增长难以为继,而且贸易条件将进一步恶化,贸易、经济将陷入恶性循环的增长(廖发达,1967)。这样的增长则为贫困化增长。应该说,对贫困化增长涵义的这一深化和扩展,对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将在下面的论述中体现这一思想。

二、中国对外贸易贫困化增长的实证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初步实现了从封闭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轨,迅速成为世界经济中崛起的贸易大国。尽管要想用短小的篇幅系统地阐述中国对外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但鉴于实证分析的需要,仍有必要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作一简要回顾。反映了1980———1999年中国进出口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以及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和位次。从表中可以看出,自1980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保持了高速增长,平均高达13·78%;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从1980年的13%上升到1999年的33%,这说明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趋重要。与此同时,中国出口贸易占世界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0·9%上升到1999年的3·6%,位次由26上升到9。中国的一些出口产品,如纺织、服装等,在世界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具有世界价格影响力。另外,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摆脱了低收入国家常有的特征,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导的出口商品结构完成了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变(见)。

但是,问题在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取的贸易利益是否越来越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呢?或者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否存在贫困化增长呢?对此,我们将从贸易条件的角度和国际竞争力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

(一)贫困化增长:贸易条件角度的审视

贸易条件反映了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后经济福利的变化。如前文所述,它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贫困化增长的实质即在于三种贸易条件的全面恶化。因此,深入分析贸易条件的变化,即可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经济福利变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1980—1990年,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并无明显的恶化趋势,而1991—1996年则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就下结论,中国从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经济福利是趋于恶化的,因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在两个时期均呈强劲的增长态势。原因在于中国出口贸易量的迅速扩张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所带来的损失。再看一下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动取决于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和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差距。但是,由于要素生产率的具体指数难于获得,在此我们用劳动生产率予以近似的替代比较①。是中美日三国部分制造业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数据。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所选用的行业基本是中国的主要出口部门,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美国和日本相差悬殊,如纺织部门分别只有美国的2·47%和日本的2·31%,而且这种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明显改善。考虑到1990年以来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要素贸易条件实际上是趋于恶化的,至少没有明显改善。

由此可见,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状况不容乐观,而收入贸易条件则出现明显的改善。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贸易条件的这种变动趋势是在以下情况下发生的:(1)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已完成了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变,但由于按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制成品部门当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相当大的比重(见),尤其是纺织、服装。这说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仍然很高,而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必然进一步强化这种结构,使得这些产品产出的增加必须依赖于更大的出口比率,从而使经济增长出现于偏向出口的局面。(2)由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主导地位,而这些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中国又是一个贸易大国,外贸依存度长期保持在30%左右的高度,中国出口贸易的进一步的扩张必将导致出口价格的下降,从而导致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也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世界市场的容量有限,中国的这种出口结构势必面临来自这些国家的激烈竞争。换句话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量扩张对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作用会越来越小。由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符合巴格瓦蒂贫困化增长情形的四个条件,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则中国有可能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危险。

(二)贫困化增长:国际竞争力角度的审视

国际竞争力是衡量一国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此,我们选用产业贸易竞争指数一国某产业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占该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衡量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状况。如果我们用X表示某产业的出口总额,M表示该产业的进口总额,则产业贸易竞争指数(TC)为:TC=(X-M)/(X+M)如果TC<0,表明该产业竞争力较弱;TC=0,表明该产业虽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不是太强;TC>0,则表明该产业竞争力较强。总之,TC越小,竞争力越弱;TC越大,竞争力越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特定产业外贸竞争力的强弱。是1981———1998年中国出口商品的贸易竞争指数的变化情况。从表中给出的数据,我们观察到,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竞争力呈现下降趋势,工业制成品则有所改善,但出现波动。这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由初级产品向制成品转变的趋势相符。在工业制成品当中,具备一定竞争力的主要是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TC2),而最能体现一国竞争力水平的机械及运输设备(TC3),虽然其竞争力有所上升,但仍呈现出较弱的竞争力。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但外贸产业竞争力并未得到根本上和实质性的改变。如果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衡量,则可以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基本是属于贫困化增长,或者说面临贫困化增长的危险。

(三)中国对外贸易存在贫困化增长危险的原因分析

早期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1)发达国家对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疲软;(2)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口需求持续强劲。而根本原因则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扭曲。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践,既要看到中国对外贸易存在贫困化增长危险的一般原因,更应看到转型期所面临的特殊原因。

1、外贸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政策引致型的扭曲,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存在贫困化增长危险的根本原因。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外贸体制改革是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制度保障,但改革的不彻底性却形成了中国对外贸易贫困化增长的一个特殊原因。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所造成的市场主体虚拟地位,企业缺乏讲求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意识,缺乏提高要素生产率和管理水平的足够的内部动力,而且,政府的预算软约束容忍外贸企业低效率增长(张碧琼,1999)。与此同时,改革也产生了大量的拥有进出口自主经营权的外贸企业,从而使外贸企业过度分散,集中度低,难于形成规模经济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另外,由于创汇能力成为衡量外贸企业绩效的主要指标,更造成外贸企业之间相互压价,过度竞争,从而致使价格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出口损失增加。这种状况最终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面临产出扩张与效率低下的困境。②

2、改革主要遵循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关注的是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以促进出口。这种理论导向的结果,一方面使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与国内的生产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偏离(尹翔硕,1998);另一方面则有可能掉入比较利益的陷阱(洪银兴,1997)。因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扩大出口的要求必然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增加(见);但产业升级的要求却使国内生产趋向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这样出口商品结构和国内生产结构的偏离,既有可能强化现存的产业结构,从而延缓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这实际上是静态比较利益和动态比较利益的问题),使比较优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没有明显提高;同时,也使出口得不到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出口增长的持续性得不到保证。中国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恰好能说明这一点。据统计,2002年中国加工贸易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为55.3%,仍占主导地位。但加工贸易对生产技术水平要求不高,因而在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高级化方面作用不大;而且,加工贸易附加值低,数量的扩张对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从而弥补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作用也非常有限。

3、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必然受到国际环境的约束。贸易大国的定义即在于它能影响国际市场价格。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其出口扩张本身可能带来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且,在垄断竞争的国际市场上,中国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其比较优势也很容易被一些因素所削弱,如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跨国公司的内部转移定价以及以环境技术壁垒和反倾销为特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等等。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存在贫困化增长危险的外部原因。

三、中国对外贸易规避贫困化增长的现实选择:竞争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将能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一味囿于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掉入比较利益的陷阱。比较优势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暂时的贸易利益,但却无力改变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以避免贫困化增长。新贸易理论发现,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可能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都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这无疑为发展中国家从事对外贸易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实际上,新贸易理论家们所言及的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即是竞争优势的反映。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以及技术优势的综合状态。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竞争优势表现为比较优势;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则表现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也表明,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可能从一开始就与比较优势脱节而以非价格竞争优势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实际贸易模式完全建立在竞争优势的基础之上。

所谓竞争优势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就是将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本国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培育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结构创新等途径实现一个国家出口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或者说,是一种以竞争优势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张碧琼,1999)。

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存在贫困化增长的危险。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必须摆脱传统的比较优势的束缚,从竞争力的角度涵养竞争优势;同时实现出口结构与国内生产结构的协调发展,走出贫困化增长的困境。因此,实施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规避贫困化增长的现实选择。

(一)贸易结构调整中的技术依赖型经济目标

所谓技术依赖型经济是指新要素比例模型(先进国家出口较高技术水平的产品,进口较低技术水平的产品;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则与此相反)出现以后,一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模仿不断发动技术创新的发达国家、并严重依赖发达国家新技术进口的现象。从技术扩散链条所处的环节来看,中国的贸易模式正在由典型的H—O模型向技术依赖型经济转换。应该说,这种转换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形成。因为技术创新是形成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无法提高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技术依赖型经济的形成,一方面可以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换代,加快出口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从而实现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使国内产业为出口增长提供强力支撑;另一方面,国内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吸收贸易带来的先进技术,通过“干中学”逐步形成竞争优势。当然,技术创新的路径有多种,既可以通过贸易引进、消化和吸收,更要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

(二)外贸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促进制度创新和结构创新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是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外贸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其目标应该是促进制度创新和结构创新。首先,深化企业制度改革,改进、改善外贸系统自身的运行机制;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构造以股份制为主体的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现代企业制度,确立企业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使企业能够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从事生产经营和参与国际贸易活动,从而改变传统体制下外贸企业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和效益的状况,实现外贸增长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其次,促进外贸企业的组织结构创新,获取规模经济效应。传统体制下,外贸企业分散经营,过度竞争,严重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从提高外贸企业经营效益的角度上来讲,组建大型外贸企业集团,适当提高行业集中度可能是一种现实选择。

(三)积极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为更多地分享贸易利益提供制度保障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贸易大国,中国的贸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环境的约束。因此,积极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为贸易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无疑为中国更多地分享贸易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更好地发挥贸易大国的作用,同时积极维护自己的正当贸易利益。另外,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也必须适时调整贸易政策,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关税减让、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改革以与国际规则接轨。当然,也必须考虑到产业的具体情况,在世贸组织框架范围内采取适当的保护政策。

(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综合经济战略

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方针政策不仅包括贸易政策,更涉及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是一项宏观的综合性工作。如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