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亚贸易对比与互补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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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与东亚互补性

中国与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1999年,对包括日本、香港特区、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出口与进口分别达到了中国对外出口与进口的47%与55%。加入WTO、制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为中国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关系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关税降低及非关税壁垒的削减,中国与东亚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将会不断加强;在地缘经济、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世界经济潮流中,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及与美国关系上,东亚各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赋予未来东亚经济关系以新的特点,同时也使东亚经济关系的深层发展变得复杂化。为了分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有必要对中国与东亚各国现有的经济特征尤其是贸易特征做较为详细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但与发达国家以及近邻的东亚各国和地区相比,中国劳动生产率依然很低,产业结构也较为落后(张文忠、杨荫凯,2001;国家体改委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1998),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决定许多产业将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将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产生影响。

比较各国行业水平上的劳动生产率或资本生产率的高低可以发现各国的绝对优势所在。然而,自由贸易环境下各国生产分工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优势。立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将有利于加速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利于减少长期存在的国有企业的软约束现象,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充分利用。尽管从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动态变化等方面考虑,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Bhagwati,1958;Redding,1999;Cypheretc.,1998;Krug-manetc.,2000),然而对于目前政企不分现象依然存在、尚处于开放和转轨阶段的中国而言,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具有特别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主要经济体均经历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阶段。各国的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较优势主要由一国的要素禀赋、消费需求和技术特征决定,同时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影响着一国的要素禀赋、消费需求和技术发展。Das(1998)以及Song(1996)等对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间东亚主要国家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表明了东亚各国的比较优势由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同时也佐证了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小岛清的“雁型模式”和关于国际贸易的Vernon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分析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有助于考察贸易结构变化的原因,但目前在产品要素密集型分类方法上存在着不完善之处,①其结果无法表明一国在不同行业上综合优势的大小,难以说明贸易对不同行业所具有的特定要素的影响。为了探讨亚洲经济关系发展对中国经济以及不同行业的影响,本文对1980至1997年不同行业(农业、矿业、化学工业、纺织业、机械电子业、钢铁业及其他行业)的比较优势指数进行了计测,②同时根据比较优势指数,对中国与其他东亚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互补性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与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的进口之间互补性较小,而进口与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出口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构造呈双向互补性。

二、比较优势

一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反映了该国的比较成本优势、资源优势与规模优势。本节将利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东亚各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行对比分析(Das,1998)。RCA指数表达了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的出口所占的比例相对于世界贸易总额中该商品贸易所占比例的大小。该指数可以写成RCAxik=(Xik/Xi)/(Wk/W),其中,RCAxik代表i国在k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Xik为i国k类商品的出口额,Xi表示i国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Wk表示k类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W表示所有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如果某国某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表明该国在该类商品的出口上相对集中,由此可以推断该国在这类产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本文采用的东亚各经济体的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和各年度世界商品贸易总额分别来源于日本国际东亚经济研究中心(2000)和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报告(UnitedNations,1980-1997年)。根据可获得的数据,分成如下7类行业:农业、矿业、化学工业、纺织业、机械电子业、钢铁业及其他行业。其中农业包括谷物、饮料、食品、烟草和动植物油等;原油及矿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金属矿物等;化学工业包括所有化学制品;机械电子工业包括机械、电子、光学产品及汽车船舶等;纺织业包括服装、棉麻、布料等;钢铁业包括钢铁材料;其他行业包括其他未分类的产品及部分中间贸易品。本文中提及的东亚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特区、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表达了东亚主要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所在。中国比较优势最为明显的产业为纺织服装业,其次为钢铁业。20多年来,中国在钢铁业的比较优势渐显,纺织服装业上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维持在4.0-5.0的高水平。与1980年相比,中国农业、矿业和化学工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下降而机械电子制造业比较优势日益上升。由于大多数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分类归于机械电子制造业产品,该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的贸易结构正在不断优化。但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机械电子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仍然较弱。其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不仅远远低于日本、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韩国,同时也低于泰国和新加坡。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将给中国的机电行业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

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日本在机械电子业和钢铁业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由于日本劳动力成本高,自然资源稀少,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较劣势明显。由于日本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扩大,东亚各国竞争力的加强,90年代日本国内经济的长期低靡等原因,1980年以来,日本在机械电子业及钢铁业上的比较优势大幅削弱。1980年日本机械电子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为2.38,钢铁业的比较优势指数为3.46。与当时相比,目前日本在这两类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大为逊色。韩国在机械电子业、纺织业和钢铁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韩国在化学工业上的比较优势也较为显著。1997年韩国在此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为0.99,接近国际上该产业的平均水平。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变化反映了韩国工业化进程。在过去20多年中,韩国在机械电子业比较优势不断加强,化学工业的竞争力得以提高,而农业和纺织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与韩国类似,中国台湾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机械电子业、纺织业和钢铁业。而且在这些行业上,中国台湾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韩国。除钢铁业以外,1980年以来中国台湾在比较优势上的变化方式与韩国也十分接近。香港特区在纺织业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1980年以来,特区在纺织业、机械电子业与钢铁业上的比较优势出现大幅下降的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与香港制造业向祖国大陆转移有关。1980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在机械电子业上的比较优势普遍上升,而在纺织业上的比较优势普遍下降。目前,在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东南亚国家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在纺织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东南亚国家为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农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东南亚国家为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原油和矿业上的比较优势明显。

尽管1997年泰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但从1996年与1997年的比较优势指数看,1997年亚洲各国的行业比较优势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根据1997年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大小,可将东亚主要经济体作如下排序。农业的比较优势由大至小的排序为: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香港特区。原油及矿业的排序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中国、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日本、香港特区。化学工业的排序为: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特区。机械电子业的排序为:日本、马来西亚、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中国、印度尼西亚、香港特区。纺织业的排序为:中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香港特区、日本、新加坡。钢铁业的排序为:中国台湾、韩国、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香港特区。其他杂品的排序为:香港特区、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中国、泰国、日本、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

三、贸易互补性

贸易理论表明:各国应利用技术、资源或规模上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贸易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同时贸易理论也指出贸易虽然能够给一国整体带来福利,但也会导致部分利益阶层受损。东亚各经济体在比较优势上具有差异,其相互间贸易关系的加强必然会加速各国和地区的产业调整。而这一调整对各国造成的影响与各国贸易在行业上的互补性紧密相关。如果两国的贸易具有互补性,即一方集中出口的产品与另一方集中进口的产品相吻合,贸易关系的发展将使两国现有的生产模式得以维持。通过消除贸易壁垒与实现规模化生产可以给贸易双方带来较大利益。尽管具有互补性产业结构的国家在发展水平上通常具有较大差距,在一些产业上贸易不平衡现象尤为突出,但这样的贸易不仅使各国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而且可以避免同行业的过度竞争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降低产业调整的费用。相反,如果双方的贸易互补性较小,即一方集中出口的产品并非是另一方集中进口的产品,两国贸易发展的潜力受到限制。

我们利用如下方法对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互补性进行了计测。国家i出口与国家j进口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用Cij表示,用RCAxik表示用出口来衡量的国家i在产品k上的比较优势,RCAmjk表示用进口来衡量的国家j在产品k上的比较劣势。其中RCAmjk=(Mjk/Mj)/(Wk/W),Mjk为j国k类产品的进口额,Mj为该国所有产品的进口总额。RCAmjk越大表示国家j在产品k上的进口比例越大,说明该国在此产品生产上处于比较劣势。如果国家i在产品k上的比较优势明显(RCAxik大),而国家j在产品k上比较劣势明显(RCAmjk大),则在产品k的贸易上i国的出口与j国的进口呈互补性。其互补性的大小可用RCAxik×RCAmjk来衡量。在多种产品(行业)存在的情况下,两国贸易的综合性互补指数可用各产品(行业)所呈现的互补性指数的加权平均来计测。加权系数为世界贸易中各类产品的贸易比重(Wk/W)。该互补性指数可表达为:Cij=Σk[(RCAxik×RCAmjk)×(Wk/W)]根据这一定义可以推测:当某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类别与另一国的主要进口产品类别相吻合时,两国间的互补性指数就大,相反当某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类别与另一国的主要进口产品类别不能对应时,两国间的互补性指数就小。在世界各国各产品的比较优势均相同时,该互补性指数为1。这一指数间接反映了产业间贸易在两国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如果两国间的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该互补性指数就大。相反,如两国间的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该互补性系数就小。

表达了中国出口贸易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口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与香港特区及日本经济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补性指数均小于1。按照1997年中国出口贸易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口贸易间的互补性指数由大至小的顺序,可将东亚主要经济体做如下排列:香港特区、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表示了1980年以来中国出口与东亚主要经济体进口之间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指数经历了先降后增的过程。1990年以来,中国与原先具有较高互补性的日本及香港特区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大幅下降,而与原先互补性系数较低的中国台湾之间互补性系数不断上升。从整体来看,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进口与中国出口之间的互补性系数具有一定的收敛性。

众所周知,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对泰国、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及香港特区的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然而我们的计测结果表明这一冲击对贸易互补性的影响很小。东亚各经济体出口与中国进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反映了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与中国进口之间的吻合程度。图2和表达了中国进口与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根据所示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大小可以发现:中国台湾的出口与祖国大陆进口最具互补性,其次为韩国、印度尼西亚、日本和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与中国的进口互补性相对较小。从图2所示的变化上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984-1986年与1992-1994年,工业较为发达的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明显增大,而在农业及自然资源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印度尼西亚、泰国及菲律宾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明显减小。我们从图2还可以发现:在1988-1991年中国实行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期间,各经济体的出口与中国进口的互补性指数非常接近,均维持在1左右。这一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对贸易对象国的影响上,与中国贸易互补性较强的国家大于与中国贸易互补性较弱的国家。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的弹性大于对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的弹性。1993年以来,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资本以及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日益提高,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出口与中国进口之间的互补性指数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四、对结果的解释和思考

国际贸易理论对影响一国贸易的主要因素的主要观点有:本国与外国的技术差异,本国与国外的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国内需求结构与国外需求结构的差异,历史和其他偶然因素,跨国企业经营,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及运输成本等。根据RCA指数的较,可以发现要素禀赋在东亚主要经济体贸易中的重要作用。日本在机械电子业的比较优势取决于日本在资本以及技术上的优势;中国在纺织业上的比较优势是因为中国具有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泰国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取决于其具有相对丰饶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原油和矿业上的比较优势则依赖于其丰富的天然气、石油和矿产等自然资源。

东亚主要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与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在农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其农业在就业人口和国内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均明显大于在农业上处于比较劣势的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特区。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农业就业人口分别占国内总就业人口的50.3%、41.2%、17.0%和40.4%;农业在国内生产中的比例分别为9.8%、16.1%、9.1%和18.7%。而同年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特区农业就业人口分别仅占国内总就业人口的1.8%、5.3%和0.3%;农业在国内生产中的比例分别为0.2%、1.7%和0.1%。

产业政策和历史原因影响着一国的比较优势。中国和韩国在钢铁业上能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两国对钢铁业的扶持不无关系(大野健一等,1997)。东亚主要经济体代表性行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各经济体经济发展和开放政策带来的技术进步、要素禀赋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资本,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加速了各经济体技术和资源禀赋的变化。关税减少等政策激发了各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本国比较优势的发挥,进而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过程中,东亚主要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化基本呈现了Kuznets总结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出现了由农业向制造业的转移,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区出现了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迹象。东亚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变化反映了东亚各经济体产业结构的变迁。中国在农业和矿业上比较优势下降,机械电子业的比较优势不断上升。而日本等较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上升不明显,甚至出现了下降。

贸易互补性依赖于产业结构、消费需求和资源禀赋。贸易互补性指数反映了贸易双方出口供给与进口需求之间的产品吻合程度。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阐明:一国的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由该国的生产和供给特征共同作用决定。中国与日本之间贸易互补性强主要是由于两国在产业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国之间的贸易以跨行业贸易(垂直贸易)为主。中国的出口与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口之间的互补性较弱主要是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与这些国家相似所造成。应当指出,尽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农业、原油及矿业在中国国民生产中的比重还较大,但从行业整体上看,中国在农业和原油及矿业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国内的大量需求使中国成为农产品和原油的净进口国。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与中国进口之间互补性较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尼西亚具有丰饶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其在农业和原油业的比较优势恰好与中国在这两个行业上的劣势相吻合。

加强中日经济合作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中国的出口与日本的进口之间,还是中国的进口与日本的出口之间,均存在着一定的互补关系。中日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两国在产业结构、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很大(胡鞍钢,2001)。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可以增加两国的有效需求,提高两国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各自的比较优势得以更加充分的发挥。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低靡,近年来两国贸易间的行业互补性指数有所下降。但中日两国贸易上的双向互补性关系依然存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有利于日本对华出口的增加。中国的进口与日本出口之间的互补性指数的动态变化(尤其是1990年和1991年的经验)表明:如果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减缓,日本出口与中国进口之间的互补性指数将明显下降,中国对日产品的需求将会大幅减少。中国出口供给与日本进口需求之间的互补性大,日本经济复苏对增加中国出口,加速中国经济发展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可能会扩大中国与上述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之间在制造业主要行业上的比较优势较为接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对较小。中国与东盟之间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上存在着竞争关系。由于东盟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在主要制造业上相对于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明显,因此与东盟的合作关系不会对中国制造业带来大的冲击。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泰国等的天然气、石油、木材和粮食的需求将会增加,中国与东盟各国结成自由贸易同盟对改善东盟国家的贸易条件有利。由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的出口与中国进口之间的互补性大于中国出口与上述国家进口之间的互补性,中国与东盟及韩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发展可能会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双边贸易逆差扩大。

五、结论

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近20年来,中国在钢铁和机电行业上的比较优势指数不断提高。但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目前中国在纺织业和钢铁业以外的诸行业中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在农业、原油和矿业、机械电子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及东南亚主要国家,在化学工业及机械电子业上的比较优势远远低于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

2.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构造呈双向互补关系,对日经济关系的加强可以导致中日贸易的明显增加,更好地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

3.由于中国的出口与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的进口之间互补性较小,而进口与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出口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与上述经济体合作关系的加强将有可能导致中国在双边贸易上的逆差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