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的本质及风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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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融资工具，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以来迅速发展，并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的视角对资产证券化进行解读，资产证券化的本质是对虚拟资本的进一步虚拟化。资产证券化、虚拟化不断升级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在当前我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必须做好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审慎推进资产证券化进程。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资本虚拟化;实体经济

资产证券化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经过迅猛发展，现已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上与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并列的第三种主流融资工具。［1］因有助于金融机构资产出表和风险转移，资产证券化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金融市场的需求，但是随着其规模的快速扩张，相应的监管措施却没有跟上，系统性风险不断加大，从而为之后的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目前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研究，要么从实务角度着眼于资产证券化的产品结构设计、相关法律和财务问题，要么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着眼于资产证券化在美国影子银行或次贷危机中起的作用。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资产证券化的本质、分析其在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作用，并就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应注意的问题提供借鉴。

一、资产证券化的起源和发展

在西方经济学中，资产证券化通常是指将当前流动性较差但具有预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重新组合成证券，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从而进行融资的过程，即“以基础资产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通过结构化设计进行信用增级，在此基础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过程”。［2］资产证券化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其时恰逢美国经济刚刚经历70年代的石油危机，由于银行业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金融业在信息科技的推动下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为减少以储贷协会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错配问题，降低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以住房信贷为基础资产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y，MBS)应运而生，并迅速将基础资产扩展到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等，进而创造出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CDO)等结构更为复杂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和金融衍生品。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前，MBS和ABS总余额超过了11万亿美元，占美国债券市场总余额的36%。［3］资产证券化逐渐成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用来规避资本监管要求和获取资本收益的一种重要工具。从资产证券化的类别上来看，资产证券化主要有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出现最早，也是主要的资产证券化形式。从基础资产上来看，银行资产证券化可以划分为七类:住房抵押贷款、房屋股权贷款、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其他消费者贷款、商业和工业贷款、租赁贷款及其他贷款。银行将发放的贷款汇入资产池中，打包成资产证券化产品出售给投资者。投资者购买了这些证券后，又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与其他有价证券不同的是，由于资产证券化采取结构化的设计方式，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在信用评级机构全程参与下，不断调整证券设计结构，再经信用增级机构进行信用增级，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甚至同国债相当，近似于安全资产的AAA级评级。根据美国证券行业杂志《AmericanSecuritizationForum》的报道，2005～2007年间，美国金融机构创造的信用有将近一半被证券化。［4］19

二、资产证券化本质上为资本虚拟化

马克思将社会总资本分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产业资本按资本在其循环过程中的职能不同，可以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商业资本则分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产业资本同生产直接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为保证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有一部分资本独立出来，不再作为生产者的附带活动，而是作为一种特殊投资的业务而独立起来，这些资本为商品经营业者和货币经营业者所有，虽然并不能创造价值，但是“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于市场的扩大，并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资本能够按更大的规模来经营，它的职能就会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5］312从而，银行业等货币经营业的目的是在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同时，获取一部分剩余价值，其经济上的表现就是生息资本通过借贷，使资本所有者获得相应的利息收入。借贷资本价值不等于实业资本。生息资本是对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其所代表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不等于现实资本价值。在信用制度下，证券作为收益的支取凭证，或者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代表货币资本价值的虚拟。资产证券化将银行贷款或者未来收益等资产再证券化，因此，它作为一种证券形式，是一种从虚拟资本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来的再虚拟资本。同时，资产证券化这种虚拟资本，作为金融市场上一种重要的资本商品，也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用以获取收益的生息资本。当虚拟货币和现实货币的规模相匹配时，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并不断扩大，建立在产业资本扩大基础之上的虚拟资本、生息证券得以繁荣发展。但这种信用衍生是通过人为地分离和转移信用风险来制造或消除风险敞口，而整个系统的风险是无法消除的。因而，资产证券化作为信用衍生品的一种形式，其本质不过是虚拟资本的再虚拟化。［6］当虚拟资本和社会再生产相适应时，信用扩大可以加快资本周转速度，刺激经济繁荣;当虚拟资本的规模超过一定限度后，市场信用泛滥，产业资本过剩，导致市场上商品供过于求，资本回流延迟，使得再生产过程停滞，银行信用收缩，引发危机爆发。经过危机的洗礼后，信用重新回到与再生产相匹配的状态，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开始。资产证券化的虚拟化过程是一级一级逐步深化的。为提振美国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就成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也称房利美)，提供长期低利率的住房抵押贷款，增加了社会信用，构成一级的虚拟资本市场。随着20世纪70、80年代银行利差减小，为减少短借长贷的资金期限匹配问题，以住房信贷为基础资产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应运而生，这是在虚拟资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虚拟化，构成了二级的虚拟资本市场。此后，证券化的目的逐渐从转移利率风险发展到规避资本监管要求和获取资本收益，进而在资产证券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创造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二次方、三次方，形成第三级的虚拟资本市场。随着资本的虚拟化程度的日渐加深，资产证券化的目的逐渐由对冲风险发展为套利和投机，市场风险和泡沫也在不断累积。泡沫累积到经济难以支撑时突然破灭，引发金融危机，风险由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传导，最终引发经济危机。

三、资产证券化虚拟化不断升级引发美国次贷危机

最近的这一次金融危机起源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并成为后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其蔓延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所少见的。在本轮金融危机中，资产证券化扮演了重要角色。回顾次贷危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信用扩张所蕴含的系统风险。

1．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就是虚拟化的升级过程。为推动经济增长，也为了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贫者有其屋”，美国政府机构房利美向低收入群体提供长期低成本抵押贷款。但是随着金融行业竞争加剧，存贷款净息差减少，长期贷款的持有成本增加，为转嫁风险，缓解短贷长借的利率期限不匹配问题，金融创新出现，将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进行发售。最初证券化的贷款都是还款能力较强、信用比较好的优质信贷，因而这些信用良好兼具高收益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受到金融市场欢迎。在此基础上，又打造出资产支持证券(ABS)、贷款抵押凭证(CDO)、违约掉期互换(CDS)等金融衍生品。随着这些金融产品的结构设计越发复杂，它们和基础产品(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的距离越来越远，更多的只是在金融市场内部相互持有和买卖，其产品定价也更多依赖于复杂的模型计算而无法确定其真实价值。同时，金融市场的火爆又反过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随着市场趋于饱和，贷款门槛逐渐降低，贷给不具有稳定收入者的次级贷款数量大为增加，房价的长期持续上涨催生出大量泡沫。因此，当2003年美联储货币政策突然收紧，3年内连续17次加息，导致2006年房价迅速走低，人们手中的房屋资产急剧缩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在住房抵押贷款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资产支持证券在市场上遭到抛售，其价值大为缩水。“商品资本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的那种属性，在危机中和一般地说在营业停滞时期，将会大大丧失。虚拟资本，生息的证券，在它们本身是作为货币资本在证券交易所进行流通而言，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这种信用的缺乏迫使证券所有者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种证券，以便获得货币。”［5］558这种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到以ABS作为抵押担保品的再回购(Repo)市场和ABCP市场，引发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缩紧，信用停滞，金融危机爆发。

2．经济虚拟化使资本从实体经济中抽离出来。资产证券化市场和其他信用衍生品市场的繁荣也有其现实基础。自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一直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刺激经济增长，美国选择以金融业来带动经济发展。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资料，自1950年以来，金融、保险、房地产业(FIRE)部门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由1950年的约10%持续上升到1990年的约18%，首次超过制造业，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更是达到约30%的历史高点。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1950年为61.78%，2007年则为33.99%，其中同期的制造业由27%下降为11.7%。［6］到2007年，美国的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6.15%，而制造业仅为11.56%，其中仅金融、保险、房地产(FIRE)部门占服务业的比重就达到32.1%，成为对服务业发展贡献最大的行业。金融业的空前发展制造了经济繁荣的表象，但是社会资本是有限且稀缺的，在大量资本流入金融业的同时，必将有大量的资本抽离生产制造业。而随着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萎缩，经济繁荣的泡沫也终将破灭。“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5］555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日益金融化和虚拟化，商品资本的规模远远超出了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所需的规模，就为危机埋下了伏笔。

3．法律监管放松助长经济虚拟化。同时，法律监管上的放松鼓励了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快速发展。1999年美国出台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结束了美国银行、证券和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允许并提倡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合并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以增强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这种混业经营鼓励了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机构之间相互持股和并购的浪潮，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空前繁荣和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但监管却没有同期跟上，出现监管真空，从而为危机的形成留下了诸多隐患。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大宗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将场外交易(OTC)排除在监管之外，使资产证券化及其他信用衍生品等OTC产品迅速崛起。尤其是为对冲CDO等资产证券化产品而向保险公司购买的信用衍生品———信用违约互换(CDS)，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金融危机发生前，CDS的名义价值为62.2万亿美元，最大玩家AIG在被政府接管前卖出的CDS的名义价值就高达5270亿美元。正是由于监管的缺失，对CDS卖方在准备金上不做任何规范，缺少了充足的保证金要求，导致其过度交易，为此后的违约留下了巨大的隐患。［4］104．资产证券化的严重性远超想象。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危机的影响和破坏性也存在一个认识的过程。最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政府也对此采取放任的态度。但事实上金融机构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激进和大胆，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结构化的金融产品，为保证高级层的安全性，夹层和权益层的风险性已经很高，为博取更高收益，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又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精巧的设计。每个资产池往往具有数千笔抵押贷款，这些资产池的回报又被分层进行销售，不同分层又可以重新组合成新的贷款池构建CDO，进而构建CDO的平方和三次方……。这些有价证券被不断的虚拟化，达到顶峰时甚至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被分成一百多层，要追溯一只CDO平方的价值和违约情况就需要数千万笔贷款的信息。因此当美联储决定注资收购那些“有毒资产”进行救助时，他们发现要了解这些资产每个分层的真实价值和风险几乎难以实现。结果是，虽然美联储通过购买银行股权方式注入流动性，试图恢复市场信用，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5］555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个周而复始、难以消除的过程。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论”从“为投资进行的融资的不稳定作为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对经济危机作出解读。他将融资方式分为对冲性融资、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这三种类型。随着经济的扩张，人们在承担风险方面会越来越激进，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的比重必然上升，而这两种方式能否持续，“依赖于信贷环境的宽松和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一旦这种条件不具备，融资链就会断裂，而资产价格’螺旋加速下降’效应会造成雪崩似的金融动荡”。［7］因此金融市场总是由暂时稳定到不稳定的发展过程，从而导致经济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在本轮危机中，随着资产证券化的规模的不断扩大，资产价格不断膨胀，市场上信用过量，基础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投资风险和杠杠不断加大。一旦金融系统受到冲击，资产价格下跌引发金融动荡，就会传导到实体经济，导致企业大量倒闭，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社会信用停滞。危机摧毁了多余的社会生产力，为新一轮的复苏和繁荣留出了空间。随着社会信用的恢复，社会投资增加，生产扩张到一定程度，又为下一轮的衰退埋下了伏笔。

四、资产证券化对实体经济的双刃剑影响

虽然资产证券化在国外已有40余年的发展历史，但在我国出现不过十余年。我国最早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是建设银行发行的“建元2005年第一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支持证券”。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就暂停了资产证券化业务。到2012年才重新开启，发行了“通元2012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和“开元2012年第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2个资产证券化产品，2013年发行3个，到2014年开始加速，2014年激增到64个，2015年和2016年各发行105个资产证券化产品。基础资产的种类主要由房地产抵押贷款扩展到企业贷款、租赁资产和不良贷款等，其发行主体也由银行扩展到非金融企业。近年来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迅速发展，反映了其有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方面，但作为工具都有其两面性，我们应理性地从正反两方面考量资产证券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1．资产证券化能够服务于实体经济。资产证券化作为有价证券的创新形式，促进了虚拟资本的形成，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商业信用。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商业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扩展”。［5］545在产业资本循环中，随着社会分工程度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变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比重不断加大，靠单个资本的积累难以达到生产集中所需要的规模，以信用为基础的资本集中就成为资本集聚的主要方式。而在流通环节，由于货币出现，买和卖出现了时空上的分离，要保证资本循环的顺利进行，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一跃”，商业信用的发达就成为一个必要保证。因此资产证券化不过是在信用基础上的为经济发展而发明的又一项金融创新。以资产证券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影子银行”由于其较少受到监管，其充足的资金使得市场的流动性大大增加，信贷宽松也促进了实体行业的扩张。

2．资产证券化使金融机构获利增加。资产证券化可以降低银行资金成本，增加金融机构利润。随着金融业垄断的打破和竞争加剧，银行难以再获得稳定的高额净息差收益。同时，为了降低银行业风险，巴塞尔协议Ⅱ和III又强化了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了银行的资金成本。而资产证券化一方面将长期贷款提前变现，加速了资本循环和周转速度;另一方面将高风险的贷款转化为低风险的证券，又降低了银行风险和资金成本，因而可以使银行利润得到有效提高。而且，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主要是大的机构投资者，这样“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5］535专业的基金管理者为获得高额回报，往往敢于冒更大的风险投资于高回报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而投资银行也热衷于扩大资产证券化规模以增加手续费收入。2007年危机爆发前，美国以资产证券化为主体的影子银行的总资产规模达到6.5万亿，而美国前五大银行控股公司的总资产加总也不过6万亿，影子银行的规模已经显著超过了接受监管的商业银行，成为银行外的银行。影子银行的脱离监管的低成本和容易筹集的资金使得机构的风险性和盈利性都大大增加。

3．资产证券化使银行和实体企业利益对立起来。金融创新的繁荣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使金融业与产业和商业形成竞争。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自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一般地说，这方面的银行业务是: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5］453掌握了大量借贷货币资本的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与要维持再生产必须的资本投入的生产制造业就产生了对立和矛盾。当以套利和投机为目的的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业的利润时，就吸引货币资本从实体产业中流出，投向具有更高收益率的金融行业。而汇票(泛指具有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一切支付凭证)“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在事情演变当中这个基础变得过分窄小，这个上层建筑的坚固性，甚至它的存在，就会处于危险境地。……要判断票据有多少是来自实际的营业，例如实际的买和卖，有多少是人为地制造的，只由融通票据构成，这是不可能的。融通票据，就是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签发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创造出虚拟资本。在货币过剩和便宜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办法被人使用到惊人的程度。”［5］451

五、做好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审慎推进资产证券化进程

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指出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可以选择不固守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8］，“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9］因此，我们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依然要发展商品经济，依然离不开一个发达且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支持。资产证券化将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连接在一起，资产证券化从产品设计、出售到后期监管的整个过程涉及到银行、投行、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等诸多机构，它的发展有利于促进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采取“扬弃”的态度，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外的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进行学习和借鉴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而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当前，对资产证券化也应持同样态度，不能将其优长与弊端不加区别地照单全收搞“一锅烩”。而是要通过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运用好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工具，使之在促进金融体系完善、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考虑到在次贷危机中资产证券化的无序发展和监管缺失对经济造成了重创，我们在运用资产证券化工具的同时，必须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做好相应的监督和管理，在发挥其增加金融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优势的同时，减少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必须把握好以下几点:

1．强化金融服务意识，重视金融风险防控。主席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因此，在金融工作中首先要回归本源，明确金融的宗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政策方针指引下，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引导金融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从而起到引导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减少和规避金融风险的目的。资产证券化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在资产证券化前期的资产选择风险，二是资产证券化的信用风险。资产证券化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规模的扩张，资产证券化市场的风险有可能向货币市场、再回购(Repo)市场等蔓延，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因此，防止金融过度加杠杆和控制系统性风险应该是金融监管常抓不懈的重要工作。

2．加强金融监管，强化监管机构能力建设。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做到科学防范，及时识别风险，尽早处置，就要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具，其资产定价和风险评估模型都是建立在高度复杂的数理模型之上，要评估证券的真实价值、对资产证券化业务进行监管就要求监管人员同样具有相当高的专业能力。但金融业作为一个高技术的产业，又不能采取简单粗放的管理模式，对交易金额、资金规模、产品设计一刀切的进行硬性规定，这会限制其未来的发展。资产证券化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以保证金融体系能够顺畅运行，减少市场的不稳定性和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就成为金融监管部门的一个重要课题。要营造一个既能有效创新又不至于投机发展的金融环境，就需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来充实金融监管力量。

3．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完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尤其是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主导下的金融机构体系，深化金融改革，就要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要加强风险内部控制和外部市场约束。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设立，从顶层设计上实现金融监管部门的相互协调和统筹监管，同时要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要以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银行等金融机构战略转型。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促进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避免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4．配合“一带一路”战略，稳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金融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顺利推进同样离不开金融支持。鉴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当前我国的金融业开放程度不高。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完善，一些金融业务会逐步放开发展。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欧美等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都会对我国产生外溢效应，因此必须要合理安排开放程序，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和防范金融风险的体制机制。“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金融环境较为复杂，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搞好相关制度设计，为企业顺利“走出去”提供便利、高效的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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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岩桦；付华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