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论视野下成渝经济合作路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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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域相邻，区域合作由来己久。新的时期，成渝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又需破解发展难题。如何加快成渝经济合作发展，文章以新经济地理的理论为依据，对成渝合作发展中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优势，提出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巴山蜀水地域相邻、血脉相近，成渝合作，既是尊重经济规律，又是履行国家赋予的战略使命。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结合内陆开放、西部大开发等重大部署，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这为成渝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更对成渝地区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要“依托成渝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把重庆打造成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建设成都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把成渝城市群打造成为现代产业基地、西部地区重要经济中心和长江上游开放高地”。2015年5月21日，重庆市政府与四川省政府又共同签署《关于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备忘录》，为成渝合作提出了新的机遇。然而，梳理成渝合作发展脉络，自《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实施四年多来，在一些关键环节仍未有衔接和协同，经济合作仍然需要认清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成渝合作“中心论”的观念如何打破；如何利用人口的规模产生效应而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产业集聚而又不能是简单复制发达城市产业；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打破两地间区域性市场壁垒。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作为经济学理论发展新的范式，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产业集聚理论、中心外围模型和城市演进理论为成渝合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法。

二、新经济地理论的内涵

（一）新经济地理论的界定1991年，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标志着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产生。随后，克鲁格曼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对其理论进行了深入的阐述。2008年10月1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克鲁格曼，以表彰他继“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之后提出最新的经济理论前沿———新经济地理理论。概而言之，新经济地理从数学模型入手，以计量的方式和数学模型来研究空间经济，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其结论是空间经济内生型发展模型。

（二）新经济地理论内涵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主要的研究主题上：一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二是区域集聚增长的驱动力。克鲁格曼的创新在于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1]一是报酬递增。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他的基本观点是，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匀性是“报酬递增”的结果。克鲁格曼认为产业的“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是促进产业聚集和区域专业化发展的两种力量。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或者集中带来产出的增加和生产成本的下降，是集聚经济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区域合作和城市群的形成，为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有形的物质基础，产业的集聚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支撑条件。为了追求回报递增，关联产业将集聚于相同区位。二是不完全竞争模型。[2]不完全竞争是指两个地区或多个地区的发展不是一种完全的竞争关系，可以走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的内生型模式发展，在优势发展中两者的角色地位关系将被固定下来。如某个地区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仍然以农业为特色产业，产业不重合形成优势互补。三是运输成本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假设只有制成品存在运输成本，则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了，运输成本直接影响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克鲁格曼认为，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和迁移，导致城市腹地外部延伸并且远离中心城区，从而形成了众多新的城市。一旦城市的数目达到一定数量，在集聚向心力和扩散离心力的互相作用下，城市规模和城市之间的距离通常将维持大体不变的水平。随着运输成本的相对下降，则可能最终形成由大的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群组成的大都市圈。

三、新经济地理理论下成渝合作的优势分析

通过分析，成渝存在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区域性经济联合体潜力和上升空间。一是有经济和产业集聚的可能性。二是核心城市引领下的城市群或者城市带的存在。三是关联产业的存在与依赖。分析如下：

（一）人口规模促进产业集聚成渝城市群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群，约有8364.4万。人口规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决定劳动力的规模，也决定了消费需求的规模，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最小化，制造企业通常位于产品需求较大的地方。人口的集聚和迁移，有利于成为巨大的消费内需市场，从而“报酬递增”，人口优势使成渝经济成为带动和支撑整个西部大开发真正意义上的发动机。

（二）地缘因素促成不完全竞争地缘优势可以使得本土相对弱小的个人或群体在市场中形成竞争力。成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发展共同体，本来就有相似的文化历史背景，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城市群位于中国腹地，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面积相当于江浙沪的总和，达到20.6万平方千米。成渝经济带的城市发展功能定位互补优势明显。如四川要求与重庆毗邻的四川6市要视重庆为“经济省会”，努力成为重庆的“菜篮子”、引进重庆的“车轮子”，主动为重庆的发展服务，分享重庆的政策，来实现共赢，成为川渝经济活动联系最紧密的区域。[3]

（三）交通优势促减运输成本成渝的城市群，为西部的核心地带形成了增长极的良好的、现代化的交通枢纽和交通基础设施。目前，从重庆往四川的高速公路通道已有7条：成渝高速、渝遂高速、渝武高速、渝邻高速、忠县至垫江至邻水高速、渝泸高速、开开高速。另外，在建有渝北至广安、忠县至梁平至大竹2条高速公路。渝北至广安高速于2011年开工建设，预计2017年建成；忠县至梁平至大竹高速于2011年开工建设，预计2016年建成。从重庆往四川的铁路通道有4条：成渝、遂渝、襄渝、达万，均为客货混行。[4]

三、新经济地理理论下的成渝经济合作的路径分析

认识问题，了解优势，而解决问题必须找到合适的途径。在充分认识区位优势情况下，以新经济地理理论为指导，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

（一）心态积极，创新观念成渝合作更应强调区域间的普适性制度和前瞻性的发展意识，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区域经济合作不只是贸易的、要素的、人力的流动，而创新技术、知识、思想传播和扩散的方式，也能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从报酬递增理念的角度来看，观念创新、思想解放也是便利报酬必增，非常重要。思想观念的隔阂对成渝间影响深远。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城市间经济合作变成了合作与竞争并存，尽管成渝相互之间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异常紧密、频繁，但从官方到民间之间的“嘴仗”从未消停，双方提出的“高地”、“中心”之类的定位，都希望能够成为区域发展的领头羊。两地市场上尤其是招商引资方面“相互杀价”，民间也是口水性的“同室操戈”，甚至网络的谩骂也是屡见不鲜。这种心态就直接影响着双方的合作关系，而要真正化解不当竞争，增强合作，必须积极处理这种心态。要突破观念制约，鼓励社会各界主动地参与一体化，特别是要发挥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知识界的作用来消除妨碍两地经济一体化的思想障碍，鼓励学校科研院所共建，促进高校的互选，包括学分的认定，双方的媒体互相的准入等等，对那些做出贡献的公民、单位予以表彰、奖励、宣传，最重要的是加大弘扬上千年来的巴蜀文化，为两地合作创新精神家园。

（二）政府引领，市场驱动政府行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经济活动。张五常(2009)指出政府之间的竞争，是“维系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奇迹的密码”，Porter（1990）指出政府是“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的发动机”。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风俗文化和自然资源等固有条件“锁定”了该区域产业集聚的初始形态，那么政府制定、政府扶持、政府干预等行为则将对产业集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5]如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政府制定政策引领下的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实践力证。在成渝两地政府的协助下，成渝城市群成功的发展加速成渝经济的合作，助推西部大开发向纵深发展从政府层面上来讲，应该做到：一是加强争取中央政府支持的沟通协调。尽快把成渝城市群发展和京津冀发展一样纳入国家战略层面。二是成渝构建两省市政府间的合作协商机制，探讨两地合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确定每年交流合作的重点，如果能够在一个好的制度框架下，就可能形成互利共赢的格局。同时，还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特别是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经济一体化实指市场一体化，因此也要进一步促进两地的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对双方的参股投资包括企业兼并降低准入门槛等等。

（三）产业集聚，跨越发展经济学领域对经济集聚的认识，最早是由产业区位理论奠基人A．Weber(1909)在其《工业区位论》中提出，其把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的区位因素划分为区域因素和集聚因素，将集聚因素定义为在特定场所因一定量的生产集中导致生产或销售成本降低的因素，并从产业集聚视角，分析集聚的内在机制。[6]集聚经济规模效益远远大于某一个部门或产业的集中优势，从而为地区获得竞争优势创造了条件。成渝在空间位置上的相互接近性而带来的成本节约，将导致产业在空间上的进一步集聚。从国内外产业集聚的实践看，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前或之后形成的产业集聚以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形成的产业集聚，基本证实了产业集聚是实现跨越式发展重要因素。如浙江省的产业集聚现象非常明显，形成了多个全国著名的产业集聚地。义乌是小商品产业集聚地，温州是制鞋业的集聚地，宁波是服装业的集聚地。成渝产业集聚具备天然的地理优势，但还需解决一些问题。一是成渝两市在产业规划等诸多方面要避免雷同，避免恶性竞争。以《关于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备忘录》为指导，在区域合作进程中明确两市定位，使成渝两地对资本、技术及人才合理分配和引导。二是积极发展关联产业。产业有“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的相关产业，相关产业联合是促进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发展的两种力量。如广安作为成渝经济区中的川渝合作示范区，着眼于关联产业发展，实现两地产业关联发展、错位发展，积极推动川渝两地资源禀赋重新集聚，据统计广安已有上百户企业为重庆生产上、下游产品，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30%。

参考文献：

[1]邱晖，杨晗等.浅议产业集聚理论的分野与演替[J].知识经济,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9）:10.

[2]陈宁尧.基于新经济地理论的中部经济一体化政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1.

[3]四川六市主动融入重庆分享改革开放政策[EB\OL].四川新闻网，2009年11月17日.

[4]协力推动成渝城市群建设书写川渝合作新篇章[EB/OL].华龙网.2015年05月22日.

[5]滕悦.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政府行为研究[D].山东大学,2012.

[6]韦伯．工业区位论[M].商务印书馆，2009．

作者：汪浩 单位：中共重庆市綦江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