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下的整改与经济建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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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明确知识的本体地位的基础上指出，在经济发展中对“创新”的强调不仅仅是策略上的变化，更多地意味着对经济系统和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解上的根本性改变，是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向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学的转变。基于这一理论转变，在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不再是生产能力、产值等的增长，最根本的应该是新知识的创造、获取和利用等能力的增长。

关键词：知识视角；创新；经济发展；经济系统

一、马歇尔还是熊彼特

在“创新”被越来越多地看作获取竞争优势的基本途径和关键的情况下，如何促进创新已成为企业、区域乃至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了。然而，在经济理论中，尽管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12年就提出了“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的观点［1］73，但这一思想却长期处于“引而不用”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由于该思想难以通过占据主流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加以表达。因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是执行“新的组合”，是“创造性破坏”，因而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就应该是一个不连续、非均衡的过程［1］72-75。与此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却信奉“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强调“连续原理”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2］23。恰是马歇尔的这种“连续性”假定为微积分等形式化工具在经济学中的使用创造了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新古典经济学在后来与其他的经济学分支的竞争中胜出，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奠定了基础。

尽管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第8版的“序言”中曾明确表示，“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2］47，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新古典经济学却明显地受到了20世纪初物理学的影响，尤以受马赫哲学的影响最深［3］，因而在马歇尔强调“连续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将经济系统类比于经典力学系统，将经济增长看作连续、渐进甚至是可还原的过程。尤其是在20世纪初的发展中，新古典经济学极力模仿经典力学，通过理性选择、原子假设、完全信息和完全知识、制度不相关等一系列假设来刻画经济环境与人类行为，引入“均衡”等物理学用语，抽象掉人类行为的意义、目的等价值关系，最终只剩下财富与财富的交换关系，进而以此为中心和出发点形成平衡关系，在函数关系中寻求“纯粹”经济学的基础。这就使新古典经济学拥有了漂亮的形式化表达，并因此赢得了“社会科学的皇冠”的美誉，成为了经济学的主流。

新古典经济学也因此成为了一门“只见物不见人”的“自然科学式”的社会科学，经济增长被看作一个需要不断地增加物质要素投入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来自于外部，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投资和外生的技术进步等因而都曾被看作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或关键。然而，当我们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时，却发现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不可能最终来自于这个星球之外，对经济增长原因的寻找最终只能面向我们所处的这个经济社会系统内部。同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大量存在的外生变量不仅说明了其理论的不完善，而且各国的经济增长实践也表明，新古典理论所强调的那些因素并非经济增长的唯一或真正原因，这些因素背后往往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或因素在起作用。即便将经济增长的实现看成需要诸多特定政策和条件共同作用的过程，这些理论仍都存在大量的理论和现实上的反例［4-5］，尤其是难以解释类似甚至相同条件下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方式、道路等的差异。换言之，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总结的确使我们看到了很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和经济发展的原则，然而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某个线索，从而使我们能够将这些影响因素、发展原则联系在一起或组织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之内，以逃脱在经济增长本原解释上非此即彼的尴尬境地。

与上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熊彼特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解释。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用“生产力量的组合”概念来解释生产过程，将“生产”看作“不同的生产力量”的组合，将“发展”看作“执行新的组合”，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这就为“创新”留下了理论空间。而这些“新的组合”就是“创新”，是由有着建立“私人王国”的欲望、征服意志、自我实现欲望以及享受创造乐趣的企业家来完成的［1］103-104。熊彼特的这种解释不仅明确了人和人的创造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而且他还认为，这些“新组合”与原来的生产组合之间的变迁并不存在可无限细分的渐进过程，只能是以跳跃或骤变的方式来实现。在另一篇未发表的论文《发展》中，熊彼特更加明确地阐述了“创新”、“不确定性”、“骤变或跳跃”与“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6］。

显然，不仅是在连续与非连续、均衡与非均衡等问题上，而且是在对经济发展过程和经济系统本质的认识上，熊彼特和马歇尔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其矛盾是无法弥和的。因此，如果要全面地转向“创新”战略，我们就有必要为这种转变准备好一套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截然不同的认识体系和分析工具。

二、转向知识视角

即便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不完善和对经济发展实践的观察使我们更多地倾向于熊彼特和他的“创新理论”，但这并不能说明熊彼特在理论上取得了对马歇尔的彻底胜利。这种胜利的取得只能来自从更为基础层次概念出发的理论说明。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哲学层次上深入检讨两种经济学对经济系统及经济发展的理论认识。

首先，从本体论的层次上讲，物质和能量已经不再是世界唯一的本原，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本体地位已逐步得到了承认。从信息论的角度讲，“信息是人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互换内容的名称”，是与“物质”、“能量”同一层次的、最基本的概念［7］。任何组织所以能够维持自身的内在稳定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系统、组织和个人都是信息生产、获取、传递、加工处理和使用的开放系统［8］3-4。卡尔·波普尔提出了“三个世界”的观点：物理对象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称为“世界1”，心灵世界或心灵状态的世界称为“世界2”，“世界3”是智性之物的世界，即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它是可能的思想客体的世界：自在的理论及其逻辑关系、自在的论证、自在的问题情境等的世界。而且，“世界1”和“世界3”只能通过主观经验或个人经验的世界，即“世界2”相互作用［9］。马克思·H·布瓦索进一步明确了数据、信息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数据本身可被认为是能量现象，将我们作为认识主体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信息是从数据中抽象出来的，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事物或采取行动；知识则是对我们作为认识和行动主体的内在意向状态进行的描述，是关于世界或其中某些部分的认识，是或多或少可牢固掌握和支配的，可使我们随时在信念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且这些意向状态受到信息抽象的修正。就社会经济系统而言，生产是数据的转化，交换是数据扩散和积累的先决条件，而信息流动受物质规律制约，并总在寻找节约信息成本的方式，组织、制度的出现则是由社会制度中信息的流动决定的。因此，有效地利用信息是组织制度（包括市场）的效率根源［10］。

就此而言，新古典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是不牢靠的。因为局限于建立之初自然科学和哲学等的发展，新古典经济学更多的是将“物”看作为世界的本原，其认识对象是“物”。即便其中存在对“人”的描述或研究，其目的最终却在于实现“人的物化”，即抽象掉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和认识主体的人背后的价值观、文化等特殊性，从而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差别，使人和“物”一样，都服从于某种自然规律，成为行为可预测的、对外界变化做出机械反应的“机器”。然而，由上述可知，不仅物质和能量，而且信息和知识同样具有本体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世界1”和“世界3”并不直接发生联系，只能通过“世界2"，因而只能通过人的认识活动相互作用。因此，即便不是以“信息”或“知识”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线索和对象，至少仅以“物”为对象的经济学是不完全的。

其次，从认识论的层次上讲，即便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只有我们感知时，才形成对它的认知，它才与我们的认知世界产生联系。而且，外部世界与我们的认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绝对的一一映射关系。就对经济系统的理解认识而言，这首先是从能够感知客观世界的个人开始的。人们通过一定的认知模式、结构来获取、识别和理解信息，而认知结构则主要是通过我们与他人的社会联系获得。而且，认知有其文化特殊性，我们已接受的概念框架可以反映出我们继承的文化、社会模式和成规。在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个人可以从周围世界中学到极不相同的处理信息的法则。因此，文化、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和一系列的正式制度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认知结构，而且制度本身在人的认知和行为过程中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不仅如此，处于不同阶段、不同环境的个人往往会由于领悟的差异而形成不同观念，从而造成其行为的不连续。同时，人脑的信息加工过程在时间上也存在不连续性，从而保证不发生信息处理中枢的“拥塞”，但这也造成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进而使得人们并非仅依靠个人理性来引导他在一个他无力充分理解的复杂环境中行动，还需要通过各种技术、市场、制度、组织等方式来获取、处理和使用信息，通过不同的机制来处理已有的知识和获取新的知识，延伸我们的理性。由此可见，对人和人的认知行为的理解才应该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真正的逻辑起点。恰如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指出，在劳动分工背后更为基础和重要的是“知识分工”，如何以及是否有效率地使用“知识”决定了社会经济的组织方式及其绩效。因此，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应该是行为主体如何获得和利用有关知识，经济学理论的任务在于解释一种整体性的经济活动秩序是如何实现的［11］。

就此而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即便是客观的，但同时也是个人的、主观的，难以避免主观因素的作用和存在。然而，无论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还是其后继者，无疑都深受以客观主义、对完全确知的知识的执迷和还原论为基本特征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恰是这种哲学基础造成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论层次上的缺陷。当然，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总是试图通过抽象掉作为认识和行为主体的人这一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建立以“物”与“物”的纯粹的“客观”关系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从而达到获取关于经济系统的完全确知的知识的目的了。

相对而言，熊彼特不仅明确了人和人的创造性行为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在《发展》一文中，他已经意识到了以“新奇性”为内核的“不确定性”的理论价值。而“不确定性”和“信息”概念在信息论中有着直接的联系：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量度［8］5，［12］。因此，尽管熊彼特本人并没有沿着这一线索继续走下去，而是仍主要地关注经济学这一具体学科，但这至少说明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基于信息和知识视角对经济发展过程和经济系统的理解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

同时，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在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和马歇尔早就意识到了边干边学、生产经验和专业知识积累等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到1980年代中期更出现了以保罗·罗默、小罗伯特·卢卡斯等为代表的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收益递增、分工与专业化、边干边学等问题研究的“新增长理论”。然而，这些理论中的“知识”更多地被与物质要素等同看待，未明确二者间的本质差别。而本文所讲的信息和知识更多地是从哲学角度的理解，明确了信息、知识和物质属于不同的“世界”。

三、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知识本质

从知识的视角，经济系统的运行、创新和经济发展等都可以理解为“知识现象”。就经济系统而言，以劳动分工的形式组织社会生产是其基本特征，而在劳动分工的背后是知识分工。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所掌握的往往只是他所在的那些生产或交易环节的知识。在技术知识中，部分是肌肉动作和各种人体感官的运用，存在于潜意识中，是不可交流的，只能通过训练才能掌握。这是个人的默会知识。在另一部分可交流的知识中，适于大规模交流的外明知识成为了通用性（共同）知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则不适于大规模的交流，往往是在小范围内传播。而且，在知识分工的环境中，一个人不仅要知道一定的技术知识，还必须知道如何与其他人交流信息以协调生产经营活动，即需要拥有一定的制度知识。制度知识不仅必须是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知识，同时还必须是所有参与分工协作的人的共同知识。只有这样，个体间的交流才会成为可能。当然，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制度知识同样是有层次性的，部分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知识，部分只是某个组织的共同知识，并仍有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分工和协作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在将各种“生产力量”看作不同的知识的使用能力的基础上，借用熊彼特“将生产看作不同的生产力量的组合”的思想，那么生产就可以理解为对不同知识及其使用能力的组合。问题是这种组合是如何实现的呢？

这首先是个人层次的组合，即个人掌握和使用多种知识。但由于个人时间、精力和理性等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完成大规模和大范围的知识组合和使用，而只能从事小范围、小规模的生产交易活动。要出现大规模、大范围的生产交易活动，一个直接的策略就是增加参与者。但简单地堆砌除了增加通讯和沟通等带来的“拥塞”问题之外，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效果。这还需要以某种结构地方式来组合各种知识和掌握这些知识的个人，即需要组织、市场、制度环境和技术、机械设备等。

从历史上来看，知识最初一般来自于经验。这种经验性知识最初是由个人掌握并使用的，但通过不断地正规化、知识化和物质化，经验性技术逐步成为普遍认可的操作规则和机械设备，规定和缩小了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的选择方向和范围，从而减少了生产过程中与技术有关的信息量和知识量。而市场、组织、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都具有制度含义，不仅都表达了一定的信息和知识，而且还规定了信息和知识获取、加工处理和使用的程序。只是其中所隐含的信息和知识的性质、分布及其范围是不同的，适宜于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处理和使用。一般而言，市场适宜处理分散、不连续的信息和知识，而组织则适宜于依靠层级结构来处理连续的信息和知识。因此，各种正规化的技术、技术物质化而形成的资本品、制度等，属于不同类型的信息和知识的“包裹”、“模块”［13］或“知识价值的容器”［14］，都是节约地利用信息和知识的方式。或者说，这些都是异质性知识的耦合机制，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必须为各类知识——无论是技术知识还是制度知识——的耦合提供了可能。

知识的增长、更新与分工深化、经济增长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的增长、更新主要是以劳动分工为条件，并通过劳动分工实现。很显然，不存在劳动分工，也就不存在交易行为，我们就只需要有关物品本身的信息和知识，而无需有关交易的信息和知识。而且，尽管知识具有自我成长的能力，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增长却是极其缓慢的。而在劳动分工条件下，分工导致了劳动者的“熟能生巧”，从而引发了技术创新和机器的发明。因为分工使劳动者把注意力集中于较少的操作上，缩小了个人处理的信息领域，使劳动者对所使用、生产或交易的物品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进而提高了其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知识的使用能力，并最终导致更为节省的生产、交易方式的产生，并意味着新知识的产生。当然，这里所说的“新知识”的出现，不仅指出现新的原创性的外明知识，还包括已有知识的新的使用方向、使用和组合方法等，成为得到社会认可的知识的重新耦合，即这里的出现“新知识”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而这又往往是以新技术、新机器、新组织等方式加以体现。与此同时，原有的部分知识被新知识替代、证伪，或部分知识，尤其是部分作为特殊技能的内隐知识被物化在机械设备中了，从而导致了资本品及知识的新陈代谢。由此可见，创新在实质上就是知识的创新，经济发展就是知识的自我成长和新陈代谢。

四、结语

本文在吸收哲学的本体论和知识论发展的新成果的基础上，强调了占据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强调“创新”的熊彼特经济学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并指出这种差异来自于对经济系统运行、经济发展等的本质的理解，因而是难以弥合的。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并对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着决定性影响，因此要将经济政策和发展策略的重点转向以促进创新为主，那么在经济理论上就必须完成从新古典经济学向熊彼特经济学的转变。

从知识视角对熊彼特经济发展的思想进行重新解读，不仅契合了现代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现实，还为逻辑一致地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持续地提高获取、处理和使用信息和知识的效率及能力。从这个原则出发，增加资本积累和投资、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加强基础建设、提高教育水平等都是提高上述能力的可能方式之一。然而，这些方式只是可能的途径，它们是否有效，从静态角度来看，关键在于这些措施能否带来或转化为新的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而这些转换途径能否持续地发挥效力，不仅要看这些措施带来的新能力与原有的能力系统是否相容、是否有效地实现了对接，更为关键的是，它是否导致了知识创新螺旋式地循环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