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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经济时代,审美已发生重要转向,当代美学研究有必要更新陈旧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审美人类学是一门始终关注人性和伦理情感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其研究方法与当下美学的范式转换相契合,而中国当代审美经验有着自身内在的特殊审美表达机制和情感表达机制,具有多语境叠合、审美意义滑动等特点,并不能为西方理论准确解释。“流动幻象”是对中国审美经验存在方式的一种恰切表达,对于当代中国的审美现象和艺术实践可以较好地进行阐释和把握。更多中国学者对当下审美经验和文化表达方式特殊性的人类学研究和探索,则有希望促成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形成。
关键词:
文化经济时代;当代美学转向;审美人类学;中国当代审美经验;流动幻象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创意经济报告2013》,①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指出人类已经进入文化经济时代。在当代社会,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占据十分关键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经过从工业经济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现在又过渡到文化经济时代了。那么,什么是文化经济时代?它与知识经济时代在形态和特征上有什么不同?文化经济时代中的文化又应该担负着怎样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等,这诸多的新现象、新文化形态和新问题,都期待着理论作出回答和指引。本文就从这个问题介入,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社会新形态将呈现怎样的变迁和转型?彰显文化重要性的同时又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思想变化和观念影响?同时,审美人类学面对这些问题与挑战,又该做出怎样的理论回应,以及未来文化发展方向应作什么样的策略性调整等。
一、文化经济时代的来临和当代美学的转向
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中告诉我们的是,如果说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是举足轻重的因素。②马克思将文化界定为上层建筑,而把经济生产和物质生产划归为经济基础,这绝非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关系格局,其中蕴藉着可深入发掘的隐喻空间。尽管在此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着这个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隐喻性阐释,却始终难以达成共识。伴随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所看到的是,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文化因素已不断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的趋势日趋显著。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影响有着深刻的影响,改写了人们的话语表达方式,在重构文化、艺术、审美的现代内涵的同时,也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在此,我们首先应该明晰文化经济这个概念的准确含义。什么是文化经济?它与之前我们所称的知识经济有何不同?要想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还需先厘清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是指将文化作为资本,从而可以获得经济效益。在现代社会的精神生产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经济成分不断增加,市场手段的介入,文化活动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之中,从而形成了新兴经济产业———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最先遭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他们认为,文化被工业化、商品化,成为了现代意识形态用以操控人们思想的有效途径。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布尔迪厄则通过对作为资本的文化进行分析,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及其背后的“决定性”统治力量。然而,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却认为,艺术品的复制可以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放出来,因而赋予现代文化和艺术以审美救赎的功用。后来的英国伯明翰学派继承了这一发展方向和理论方向,矫正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产业消极面的过度批判,深入地分析了文化过程中主动与受动的辩证关系。他们不再将文化视为低级民众的文化工业娱乐,而是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角度来理解民众的文化消费,从而将文化工业看成是潜在地具有颠覆性的复杂场域。
“经济文化化”是金元浦在2002年《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化生产力与文化产业》一文中提出的,其基本涵义是指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经济运行过程中审美因素和文化内涵的作用的不断增强,文化要素不断发挥重要作用,人文精神和文化资源在所需资源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各种经济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断提高、丰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中也愈来愈多地被注入文化的理念和内涵。①“从人类实践形态转化的逻辑和趋势来看,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使用和分配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的话,那么,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文化经济包含了知识经济,是文化因素对知识经济和体验的全面提升,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同时还包括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娱乐休闲、艺术感知等精神因素,既包含科学精神,也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尤其突出了人文精神、观念文化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价值。”②如果说知识经济时代突出的是文化的经济效益,那么,文化经济时代突出的则是文化的人文涵义,将人文精神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资源,经济不再只是以获取效益和利润为根本目标,经济的根本还在于为人类的合理生活服务,回归人类自身。因此,在文化经济时代,人文精神、人性本质、伦理诉求、人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等等问题重新得到思考和弘扬,再一次回归到社会话语关注的中心。
在美学研究中,人性异化和如何回归一直是现代美学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进入到现代社会,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思维操控下,现代人性遭到严重异化。查尔斯•泰勒从三个方面表达了他对现代性产生的隐忧:(1)个人主义。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追求,也不再感觉到有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2)工具主义理性,一种以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作为成功的度量尺度。(3)在政治层面上,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理性的政治后果,“一种与工具理性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生活方式是难以维持的”。还有就是“自由的丧失”。③而在此背景下,审美的意义变得日益重要。审美作为一种情感性的想象活动,是可以让现代人仍然体会到自由存在的最后一块飞地。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审美在现代社会中可以“突破约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消除现实世界对人的各种理性压抑,使主体体验非功利的审美愉悦,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非凡的意义”。④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审美始终是肩负着救赎的任务而存在的。为了捍卫美的神圣性和独特性,浪漫主义率先强调艺术的自律性,强调审美不同于理性、科学、哲学的独特逻辑,追求主体自由创造及其存在形式。如果说浪漫主义是以一种审美和伦理的生活模式来对抗当时的现代性,现代主义则不再是对现代性的单纯否定,而是增加了它的反思维度。它们不再从过去而是从未来汲取源泉,用以指导人们当下的现实生活,寻找超越现代性的合理存在。
然而,现代主义美学将审美从实际生活中隔离出来,审美表达中只留下纯粹的形式游戏,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成为对立的两极。在文学艺术方面,经过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现代派文学阶段,文学形象和现实生活体验之间的联系断裂了,形成了日常生活经验与文学的自律性世界二元对立的文化格局,文学也分裂为古典的、符号化了的过去与激进的、情感化的当下体验之间的对立。⑤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生存于各种日常生活中,但传统理论往往沉迷于形而上的理性追求,而对形而下的世俗的现实生活世界不屑一顾,视而不见。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发展,碎裂化的特征突显,文化冲突进一步加深,伦理危机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美学又面临着新的问题、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美学不应仅仅停留于形而上的层面去做乌托邦式的想象性救赎,而应该直接介入社会和现实生活中。在尼古拉斯•康普瑞德斯的《转向与回归: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导言中,就提到了这种美学转向:“如果不查阅相当数量的(经常以系统的和出人意料的方式)探讨美学与政治联系的论文,就几乎不可能出席政治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的专业会议。更简明地说,从美学角度探讨政治生活的研究非常广泛而且与日俱增,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突出并且一以贯之,因此我们必须将其看成政治思想之中的审美转向来进行谈论。”①他甚至认为,自从18世纪后期以来,美学与政治已经完全相互浸染纠缠在一块了。②法国学者朗西埃则在他的著作《歧义》中直接宣称,政治在根本上就是审美的。朗西埃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感觉的分配”。朗西埃对“感觉”的理解和其他理论家不同,分别从经验性、认知性、理性或“理据”等三个层面上来理解,而政治通过对感觉的重新分布或划分而发挥作用,从而突出了美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③国际美学学会前任会长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最近则强调了“美学的革命”的概念。他以20世纪先锋派艺术为基本对象,讨论了艺术(审美)与现实关系的一种重要的形态:审美的革命,即关于社会未来的讨论和变化首先以审美的革命的形式发生,通过先锋派艺术的实践,这种观念中的“未来”在现实中发生和得以实现。阿列西认为,自20世纪先锋派运动产生以来,“审美”已经与政治、与社会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审美的革命是社会现实变迁的前奏等等。④这些理论动态和美学观点其实就是对文化经济时代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作出的理论回应,其共同点在于:强调了美学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结合。因此,当代美学研究有必要更新旧有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走出康德式自律性美学的理论模式,重新握住现实生活的关系,开展与现实的介入性对话。
二、当代美学的新问题与审美人类学的理论实践
近年来,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思想正引起学术界和美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巴迪欧最重要的观点在于他对“事件”的哲学看法。他认为,各种事件是“正在生成并随时变动的张力关系”,事件不再以“现存”或“已存”的方式而存在,事件乃是变动本身,而且是以完全不可预料的突现形式发挥。鉴于“存在”与“事件”之间的裂缝,真正的哲学不再是始于结构的事实(文化的、语言的、制度的等),而是仅始于发生的事件。⑤于是,巴迪欧把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古典哲学所聚焦的“存在”转向“事件”,而哲学并不生产真理,它只获取它们,展示它们,为真理确立场所。藉此,艺术就在于寻找新的图示以获得和真理事件的联结,“打破事件”的艺术作品将是现今时代把握真理性的惟一方式。因此,当代美学和艺术逐渐转向了对事件的呈现和场域性研究。此种特殊的场域是如何敞开的?我们不妨先来关注一下当下美学领域和人文学科关注的话题和表现内容。2014年秋,世界人文联合总会(CHCI)在香港召开年度大会,此次会议以“展演人文”为主题,围绕新的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如环境与信仰、世俗主义、政治归属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传统人文学科中,人性问题被认为是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伪问题。随着科学对人文学科的渗透和介入,人文完全可以通过表演、游戏、事件展现等方式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直接去感知、看到或听到。2014年冬,在北京舞蹈学院召开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会议主题为“文化自觉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与会学者在交流中都达成了一种共识,即,艺术研究中的“文化自觉”不仅是一种理论性的提法,而且要求基于中国本土经验不断地形塑与聚集,这再一次凸显出美学和艺术的学科范式的转换的必要性及其价值意义。而2015年的国际美学学会的会议主题为“修正现代美学”,强调要对现代美学进行调整,呈现当下美学研究的视点转移和兴趣转移,逐渐向空间发展,注重表演性和空间性。其讨论的主题包括“现代空间与建筑理论”“当今美学的状况”“当代艺术与中世纪艺术”“景观与媒介时代中的艺术与建筑”。不难发现,如上会议主题的纵深探讨都强调了生活事实的在场与理论跟进的紧迫性。
在艺术方面,以电影艺术为例,其也更注重电影的叙事方式和表达方式,通过各种技术和技巧的处理,在事件的呈现过程中,将不可呈现的人性、人情等内在的难以描摹的存在充分展现出来,正因如此,原生态呈现式的纪录片电影受到了广泛关注。例如艾晓明的《开往家乡的列车》,用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底层百姓在2008年的除夕前焦急等待开往家乡列车的朴实而动人的场景。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就是亲人团聚,共聚庆福的日子,不管平时在哪里,干什么,有钱没钱,都得回家过年,因而春运就成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可是,叙事却在这里转折性地、不可预料地展开。就在春节临近之际,铁路南北大动脉京广线中断、列车停运。在这样的突发性事件中,有政府对民工的体贴关怀,部队士兵和志愿者们的温馨演绎,人的情感寄托、伦理选择、人文关怀甚至悲剧性情感反应都在冷静而客观的叙述中一一衍化开来,带给我们一种直视和震惊的效果。开篇有一段歌曲,来自广州地铁中唱歌的外地男吉他手的弹唱,一个关于想家却不能回家的故事,与影片中的记叙情节遥相呼应,成为影片中所要呈现的主题的生动诠释和场景聚结。在绘画方面,德国画家雅玛士使用“拓遍中国”“以墨洗宅”等中国艺术的基本概念,追求人类学的“在场”。作者自述道:“中国城市的巨大转变带来一种建筑知识与传统的失落,把先前历史的存在抹去了,但这种残存建筑的存在却提供了先前历史的经验。关于我们所处社会的历史,往往只是被简单地在特意选择的地图、照片、书籍以及博物馆展览中有所展示。我取名为‘德园’的中式挂轴试图以纪录的方法来把‘人类学的现场’转化到我的作品中。拓印刻在石头上的书画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在这里成为引起一种意识的材料,这就是历史本身以及依托于历史的物质文化。历史是活的记忆的过程,对我而言,她塑造与追溯人类的思想、激情以及行为,从而有利于确定我们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①残存建筑的存在提供了先前历史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地在特意选择的地图、照片、书籍以及博物馆展览中有所展示。有意的展示呈现的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化了的东西,而雅玛士则希望通过“拓”和“洗”的方式去呈现一种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体现一种“人类学的在场”,从而将这些历史经验呈现并让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以上这些艺术现象让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巴迪欧哲学的有效性,具体而形象地呈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概念。
审美人类学是一门始终关注人性和伦理情感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在方法上,审美人类学提供了当代美学实践的诸种可能性,例如,引入实证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诸如数量统计与分析、田野调查等实证科学方法,深入到日常生活和审美经验中,并将之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呈现为场域,从而可以有效地探讨审美、体验、人性、伦理等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此外,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语境式的研究方法,体现出在对待不同文化时的平等宽容的态度,关注处于社会边缘和底层大多数人们的审美经验,关注他们的价值观念、审美心理、情感需求和文化表达方式,以探讨他们的文化自觉和伦理价值。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审美人类学恰恰站在了当代美学走向敞开现实的入口处。尽管审美人类学是在美学与人类学的契合之处生长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但它同时又在与传统美学和传统人类学的区分中显现其特性,亦即,审美人类学一方面借鉴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拓新的探讨审美和艺术的空间,同时又尽可能地避免陷入传统人类学还原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窠臼,而发掘和秉承人类学的批判精神无疑是审美人类学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审美人类学区分于传统美学,它努力尝试着将美学由一种想象性的学问转变为一门具有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能够切实地作用于现实生活关系的关于变革的学科。概言之,传统美学倾向于研究精神层次的问题,传统人类学则倾向于研究“物质基础”层面的问题,然而,这两个层面同构为人类社会存在的两个不可分离且交互共生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我们探析审美和艺术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问题时,如何恢复这两者的共在关系就是一个首要而关键的结点。富于意味的是,审美人类学恰恰侧重于对处于这两者间的审美与艺术的制度层面加以研究,即通过对审美与艺术符号在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表现,找出在其背后隐藏着的被社会约定俗成的一套规则与禁忌。而在审美人类学视域中提出的“审美制度”问题研究更向我们呈现和展示出人们关于“美”和“艺术”的观念与行为是如何被美学思想、艺术教育、惯例观念、政治、权力、文化政策、经济等制度性因素建构的动态性过程。在文化经济时代,审美问题的历史逻辑、表达机制、人类学基础、伦理功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美学问题不再是关于个体纯粹的情感问题,而是复杂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让我们清楚“事件”其实并不等于存在,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东西,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将这个事件的场域展开,通过科学的分析去呈现场域中所有的问题、经验、表达方法和机制因素。当然,科学的分析只能去呈现,却无法进行最终的人文性分析和提升,因此,在我们看来,审美人类学为当下美学和艺术等文化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研究的新框架。
三、中国当代审美经验与“审美流动幻象”的解释
2015年,广西左江宁明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中国2016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惟一项目。这在人类艺术史上可谓又是一个事件。岩画,就是刻画在山洞壁上和山崖上的图画,它们是人类祖先生活情景和思想智慧的反映,是研究民族文化发生和发展的重要依据。而广西花山岩画作为骆越文化的历史遗迹,也蕴涵着史书所缺载的壮族先民社会发展面貌与精神象征信息。从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来看,花山岩画的现代意义在于,作为一种审美场域的现实个案,通过审美人类学的介入性研究和审美考察,通过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的审美表达、审美经验和文化内蕴特殊性的深入研究,从中发掘出能够激活当下的文化表达机制和审美经验的原创力。中国的审美经验和文化表达方式是不同于西方的。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经验基础上的中国美学和艺术是一种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外播文化”,它以流动性的声音性形象为基础(乐、诗、词、曲等),以“韵”和“意境”为核心范畴和表征机制。中国古代艺术特别强调“象”的空灵、无迹可寻,“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象”的最高表达境界,所以,中国的诗歌、音乐、绘画、书法等都强调要将具体的身体和物质性的场景幻化为一种空灵性的存在和流动性的形象。在现代社会,这些古代艺术以现代社会的“余韵”形式袅绕于我们周围,是唤起现代人们与历史进行交流对话的艺术中介。我们认为,“韵”是中国艺术最重要也最具有现代美学意义的审美表达机制,它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移情”“视觉性隐喻”,是体现中国文化内在的特殊的审美表达机制和情感表达机制。在西方,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指出,现代社会中的复制技术导致了艺术的即时即地性和独一无二性的消失,从而导致了传统艺术中所包含的“灵韵”的消失。其随之而来的后果在于,“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场景中,‘影像’作为对现实的复制,在现代技术手段的基础上,简单的模仿机制被推向无以复回的极端。形象的无节制的膨胀正如货币的膨胀一样,其结果只能是现实感的丧失以及内在自我的萎缩”。①而韵是一种“远出”的声音,其表达机制不同于日常生活,它通过“远出”的声音及其缠绕和回旋机制,把不可表达的历史原级性的东西化为现实生活中一些静默的意象。但这些意象不是时间性的,而是空间性的。本雅明将这些过去意象表述为现代社会中的“废墟”时强调的仍是它的视觉效果,中国审美表达机制却以“呼唤”的声音机制,通过学会聆听来自远方的回旋声音,来拉伸和扩容我们的生活空间,展现和把握到历史深处隐蔽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在中国特殊的语境和背景中,通过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和阐释中国当代审美经验和艺术表达的特殊性,重建现代美学的理解方式和交流方式,勘破西方中心主义镜像,这对于化解当代美学的危机不乏重要的理论参照意义。同时,在当今消费文化经济和审美资本主义时代,语境流动复杂,呈现为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剩余文化、主流文化和新兴文化等多形态、多层次、多元化的叠合。在我国,多语境叠合的文化语境现象尤为突显。传统文化余韵犹存,西方思潮的不断涌入,古典与现代、后现代的交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各种文化和思潮的多重叠合,然而,却并未像西方那样表现为压倒和冲突,而是一种有机协调、和谐并处的复合性结构。在这种语境中形成的文化现象、文学、艺术等具有多语境叠合、审美意义滑动等特点,所以,理论的解释不仅要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影响,还要面对即使同一文化、同一价值观念中也存在着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趣味的思想性冲突,这决定其必然是一种多元化的包容性视界,并不能为西方理论准确解释。可惜的是,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迫不及待地学习西方现代科技,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从而造成了对原有文化传统的理解迷失。当人们终于认识到西方文明和现代科技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时,却又悲哀地发现自身的传统文化早已发生严重的畸变。在审美人类学研究视域中,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与共通性是并存的。我们也曾经提出“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概念,用于概括和指称全球化语境下非西方主流文化在审美维度上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形态,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与经验。这一概念初步定义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具有地方性文化特点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包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以及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区分的感性文化层面,还包括由于这种不同的感知方式和处理外部世界的方式而形成的不同的审美意义。①针对当代中国“地方性审美经验”包括文化、习性、文化传统、语言、习俗、认知模式、象征符号等方面的特殊性,我们尝试提出适合解释中国当代审美经验的“流动幻象”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流动幻象”是对中国审美经验存在方式的一种恰切表达。审美幻象可以跨时间、空间、场景、民族、宗教信仰等而流动。它不固形于过去某个时刻,而是以流动变化的形式体现出其在主客观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下美的生成形态。它的流动性,一方面由社会关系的历史变动所影响和决定,另一方面与中国美学传统强调流动性的情感表达方式相联系。因而对于当代中国的审美现象和艺术实践,“审美流动幻象论”可以较好地进行阐释和理论把握。
当然,在人类学研究中,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中国其他一些学者也已经关注到中国当下审美经验和文化表达方式的特殊性问题,艰难地探索理论批评与社会生活关系之间的重构问题。例如,叶舒宪目前正关注于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问题研究,注重对中国审美经验进行学理化阐释和提升。郑元者甚至提出“美学实验性写作”,并基于图腾美学、艺术起源学、中国当代人类学美学和中国艺术人类学等基础,极力落实和推展这种美学实验性写作。通过突破传统美学叙述的单一和自我封闭,以及多学科的相互融合,以激发美学重构的新的可能。方李莉致力于探讨艺术向生活转换的可能机制;王振复运用文化人类学中关于巫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之文化根性与审美意识何以发生等问题;而仪平策对中国审美文化偏尚阴柔方面进行了人类学解释等等。这些学者的共同努力和积极探索,或将促成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四、结语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人类的危机往往是理解上的危机。②当代美学因为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生产方式以及不同的族群、代际、性别、阶级等等因素的制约,产生出审美和艺术的多元化现象。如何正确对待和阐释好当下审美和艺术的多元化现象,这是当代美学面临的迫切问题。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的当下性,“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人们,如何才能和平相处,共创人类的未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③并提出把这种“和而不同”的理念置于与异民族相处时的具体民族关系中。这对于当代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原则和立场。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始终坚持人类共同发展的立场,是一种能够尊重文化差异,强调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方法。通过对不同文化传统进行理解、比较、对照和阐释,从中提炼出有益当代社会整体发展的文化理论资源,指导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不久前,好莱坞上映了电影《分歧者2:绝地反击》,其实就是以具体的场域展开当代社会对人性及社会未来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思考。在影片中,以翠丝为首的分歧者们与大反派间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终极对决。而影片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未来世界,人对技术越来越依赖,技术几乎控制了人类。人类在绝对相信技术对人的甄别和归类时,却逐渐背弃了我们的感受、感知、情感等等。人也变得冷漠、残酷和丧失人性。技术控制了我们的感知,带给我们虚幻性的图景。但是总有一些还未泯灭人性或人类情感的人,如影片中的主人公翠丝、阿四等等,他们在影片中被称为分歧者,也是被这个城市视为问题而需要清除的人。他们用仍然留存着的人性和情感去与技术主导的社会进行博弈,用他们的宽容、爱心慢慢地改变其他人的感受,帮助人们勘破技术性的幻象,从而接触到未来发展的真相。技术也许可以操控一切,惟独操控不了人的情感、感受和感知,而这些正是人类社会最稳固的文化根基。在当下的技术至上时代,审美人类学虽非能够改造世界和控制世界的技术手段,但它却在对远古传统的呼唤和寻觅中,因重构人类社会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感受力而潜在地改变着我们的现实、情感、经验以至日常生活世界。
作者:王杰 肖琼 单位: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