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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新东北现象”为出发点进行实证研究,探究2003年实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来东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情况。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应固定在一定水平内,过度的政府干预将会加快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发展。同时,国有企业比例过高、企业家精神缺失都是造成东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出现矛盾的重要原因。对此,文章从政府治理、国有企业改革和企业家精神培育三方面提出对东北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东北地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体现在国内供需结构明显失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另一部分行业产出则难以满足居民需求,致使国内居民海外消费居高不下,逐年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金融自由化趋势的不断加大,人们在高杠杆高利润的驱动下,纷纷将大量资金撤离出实体经济,涌入虚拟经济。这一趋势不仅使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同时造成了金融市场投资工具价格虚高,加大了形成资产泡沫的风险。基于此,党中央在供给侧改革中明确提出了“去杠杆”。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企业及金融市场较高的杠杆率,降低了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风险。东北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速度一直位居全国前列。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实行,东北经济一度陷入发展的僵局。2003年党中央出台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使得东北经济一度得到了缓解。在全国经济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东北发展再次陷入僵局。主席在2017年3月参加辽宁省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健康的经济体一定保持实体经济为根,虚拟经济为枝叶的结构。”由此可见东北地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有指出,虚拟经济是由“虚拟资本”中衍生而来的,特指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是经济中金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以货币的出现和信用的发展为前提的,而货币与信用则是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的结果,可见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没有实体经经济的发展就没有虚拟经济。虽然虚拟经济源于实体经济,其本身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反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动员储蓄转向直接投资,提高实体经济创造价值的能力,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而言,具有不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经济体系的动荡与风险。虽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非同步发展,却呈现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实体经济的问题会反映到虚拟经济中,而虚拟经济发生的问题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两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影响,共同统一于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中。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有以下观点:现代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有机统一体。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其最终目的在于服务于实体经济。刘骏民(2003)认为,从历史角度看,虚拟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实体经济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两者具有相互作用关系。成思危(2008)认为虚拟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损害。刘晓欣(2016)认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应呈现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虚拟经济来源于实体经济,两者相互影响。国外学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从资产价格与金融市场角度探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Jacobson等(2005)从宏观及微观角度通过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具有联动效益;Hudson(2008)分析了20世纪以来多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需与实体经济发展规模保持在一定水平范围内。国内外学者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以上结论均有其合理性。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归根到底是协调统一的,那么它们的协调程度又是怎样的呢?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以2003年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为背景,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度进行耦合协调测度,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对东北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东北地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情况
(一)东北经济总体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地区以重工业和国有经济为主,成为我国重工业发展的摇篮,经济发展水平一度位居全国前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东北经济很快落伍,大批国有企业破产重组,经济出现停滞与缓慢增长趋势。现如今,东北地区的发展可谓是步履蹒跚,GDP增速不容乐观。表1展现了2003~2015年东北地区的GDP增速情况,总体上看,东北地区GDP增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11年以前,东北三省GDP增速呈现着小范围波动状况。从2011年开始,全国GDP增长率开始降低,同时,东北三省的GDP增长率也有所降低,但仍高于全国水平。2013年成为东北经济发展的分水岭。从2013年起,东北三省的GDP增速低于全国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且愈演愈烈。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东北经济发展也步入了疲软态势,国有企业比重过大,体制僵化,民营经济动力不足,人才外流等现象的相继出现,都是东北经济出现下滑的因素。究其根本,还是东北地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二)东北地区实体经济发展情况
为进一步探究我国东北地区自2003年东北振兴政策出台以来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们选取2003~2015年东北三省与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全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进行对比,分析东北地区的发展现状。由图1可知,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总体上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黑龙江省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且于2009年开始低于图中其他省份,辽宁省在后期也出现了缓缓下降趋势,吉林省则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相比经济发达地区,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其实体企业乃至地方经济仍旧乏力。首先,国企改革步伐虽然在逐渐推进,但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比重仍旧居高不下,地方和企业难以筹集资本,等待这些企业的只能是被兼并和重组。其次,老工业基地的实体经济存在着严重的结构不合理状况,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还是产业结构、企业规模,都使实体经济效益难以全部发挥,出现“空心化”趋势。最后,东北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较差,从硬环境角度看,东北地区铁路营运能力有待于提高,部分老工业企业成亏损状态,企业自给率不高。软环境方面,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管理水平也亟须改进。
(三)东北地区虚拟经济发展情况
伴随着2003年振兴东北政策的颁布,东北地区的虚拟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本文所指的虚拟经济是指狭义角度上,以银行、资本市场等现代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体系。首先,从上市公司数量和质量上看,东北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水平上看来仍旧是冰山一角,公司质量普遍偏差,盈利能力较弱,再融资功能不高。其次,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区域金融体系,形成了在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监管下,以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相分离、间接金融方式和直接金融方式兼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区域金融体系。但与全国趋势相比较,东北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仍占少数。最后,东北地区贷款额情况虽呈现上升趋势,但较全国水平来说仍旧有待于提高。图2是东北三省及全国贷款额占GDP比重图,东北三省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在趋势上基本一致,但三者均低于全国水平。因此我们很明显地看出,东北地区虚拟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综上所述,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后遗症使得实体经济出现“空心化”现象,从而无法起到以实促虚的作用。虚拟经济发展“滞后化”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令虚拟经济达不到以虚促实的理想效果。为进一步探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程度,本文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测算东北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找出影响东北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
三、协调发展的协整检验与耦合性测度
(一)样本数据选取
自从2003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东北地区经济确实实现了GDP翻倍增长的趋势。但随着近些年的发展,东北经济出现坍塌式下滑,外界称之为“新东北现象”。本文选取2003~2015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探究东北地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面板数据来源于各省、地级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地级市统计局、政府工作报告。实证分析中,通过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格界定,本文选取各地区贷款额与GDP之比作为虚拟经济的衡量指标(记为DK),将第一二产业之和与GDP的比例作为实体经济的衡量指标(记为CYCZ)。
(二)样本数据分析
1.单位根检验在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需要考虑面板数据的平稳性。
2.协整检验由上述检验可看出,DK与CYCZ两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因此可对两者进行协整分析。对于面板数据,我们分别采用了Pedroni检验、Kao检验、Johansen检验。其中Pedroni与Johansen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协整关系。
(三)耦合协调度测算
1.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由于上述检验显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存在不协整关系,本节则在此基础上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进行耦合协调度测算,揭示东北地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2.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东北各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综合来看,2003~2015年东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79,属于勉强协调阶段。图3、图4分别为各年度和各省份耦合协调度情况。从图3的年度发展情况来看,整体耦合协调度均在0.54以上,变化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其中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2003年的耦合协调情况达到最优,2008年协调水平最低。图4则主要呈现了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耦合协调情况,各地区协调情况明显参差不齐,其中大庆市耦合协调度最低(0.43),处于濒临失调阶段;虽然长春市耦合协调度高达到0.66,是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耦合协调程度最高的城市,但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探究其原因,除了各自自然禀赋不同,更与各地区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近十几年来国家对于东北地区不断出台的政策与指导意见息息相关,这些都是造成东北经济发展协调程度出现差异与波动的原因。
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为更好地解释上述东北地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耦合协调情况,探究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我们采用面板回归模型来检验其影响因素。根据现有文献及东北发展现状,本文主要考察以下变量(见表5)。本文数据来源于中经数据库、各地级市统计局、省级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结合东北地区存在问题及现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看出政府干预和所有制结构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耦合程度的影响,本文引入了政府干预和所有制结构的平方项,从两者的作用程度分析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影响。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意涵
本文选用2003~2015年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对东北地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研究。通过耦合协调测度模型,计算出东北地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79,东北现阶段经济发展程度处于勉强协调阶段。针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耦合情况,本文通过随机效应的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回归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第一,政府干预对东北地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作用具有两面性。适度的政府干预会为地区经济给予政策和财政的支持;而过度的政府干预则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偏离市场运行规律,造成经济的低效运行。第二,所有制结构对东北经济耦合具有消极作用。这意味着国有企业比重的增加将引导着东北经济朝向背离趋势发展。东北现阶段实体经济发展“空心化”严重,而虚拟经济发展水平又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东北地区亟须进行所有制结构改革,平衡现阶段国有比例过大的现状。第三,企业家精神对东北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东北地区现阶段企业家精神的缺失导致东北发展缺乏创新,经济运行缺乏活力,加之东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所存在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使得东北经济发展渐趋缓慢。
(二)政策建议
首先,良好的政府治理是东北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力保障。一方面,政府应当适当放权,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要转变职能,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做到以人为本,造福于民。其次,国有企业改革是东北发展走出困境的根本方式。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比例过高是由于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特殊的历史时期而形成的。在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比例过高必然制约经济发展,因此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提升东北地区实体经济竞争力是目前东北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最后,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是东北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手段。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不仅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更为虚拟经济发展提供创新力。宽松自由的市场环境是企业家精神萌芽与成长的前提条件,因此政府和相关监管部门需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创新创业的行为,促进东北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郑尚植;王怡颖 单位:东北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