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环境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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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及模型设计

(一)单一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波动溢出效应模型设计为判断单一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波动溢出效应，需要在GARCH模型的基础上，设计新的模型。

(二)多个资本市场协同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模型设计1、主成分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PCA)是在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紧密相关的情况下，将原模型中解释变量转化成新的且相互独立的解释变量的一种方法，其主要思想是把多个变量转化为可以反映原来多个变量大部分信息的综合变量。2、多个资本市场协同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由于主成分分析可以将K个资本市场收益率的波动X1t，X2t，……Xkt转化成新指标F1t，F2t，……Fmt，且新指标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可以将新指标F1t，F2t，Fmt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并引入汇率(ERt)和均值方程标准差(σt－1)作为控制变量，以剔除汇率和经济自身波动对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实证分析多个资本市场协同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问题其中，m≤k;由于每一个主成分Fit都包含了K个资本市场收益率波动的信息，因此任何一个主成分Sit均可以认为是K个资本市场的协同性影响。若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和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参数bi的估计量显著不为零，则说明K个资本市场协同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存在溢出效应;否则不存在K个资本市场协同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及数据的预处理本文选取2003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月度数据，来研究社会融资环境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在实体经济增长变量的选择上，常用的衡量指标是GDP增长率，由于国内目前没有月度GDP资料，故本文采用工业增加值月度名义增长率作为实体经济名义增长率的变量，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得出实际经济增长率。选取沪深300指数月末收盘价作为股票市场的变量，以反映股票市场融资环境的变化，并取对数收益率;选取上证企债指数收盘价为债券市场的变量，并同样取对数收益率。选取金融机构月度人民币贷款利率作为信贷市场的变量;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汇率市场的变量。

(二)单一资本市场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首先对实体经济增长率GDPt序列、股票、债券和信贷市场波动序列Xit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时间序列都是平稳的。然后对实体经济增长率GDPt序列进行ARCH效应检验，ARCH－LM检验结果证明GDPt序列存在ARCH效应，如表1所示。由(5)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和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滞后6期的股票市场波动的t统计量绝对值远大于临界值t(120)=1.658，且系数为负，说明股票市场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滞后波动溢出效应，滞后期为6个月，表明股票市场大幅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7)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和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滞后6期、8期和12期的信贷市场波动的t统计量绝对值远大于临界值t(120)=1.658，且系数有正有负，说明信贷市场波动传导至实体经济需要6个月时间，但这种正向促进作用仅能维持2个月的时间，之后又开始抑制实体经济增长，尽管这种作用在12个月后仍显著存在，不过与滞后8期的系数相比较可以看出，抑制作用随时间而逐渐减弱。

(三)多个资本市场协同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1、主成分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前两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约高达73.62%，已能较好地反映三个市场的总体变动情况。F1主要跟股票和债券市场波动有关，是这两个市场波动的综合因子，即F1主要度量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协同波动;F2主要跟债券市场波动有关，即主要度量债券市场自身波动;总体上看，股票、债券和信贷市场波动间具有显著地协同作用;由于F1的贡献率和特征值均大于F2，故股票和信贷市场在协同波动中的表现力要大于债券市场。由(8)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和其他变量一定的情况下，F1和F2的t统计量绝对值均远大于临界值t(120)=1.658，且系数均为负数，说明信贷、股票和债券市场协同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作用传导至实体经济大约需要10或12个月的时间。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资本市场为研究对象，在汇率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分别研究了单一资本市场波动和多个资本市场协同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单一市场融资环境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滞后溢出效应，但不同市场的时滞不同。信贷、股票和债券市场大幅波动会造成企业资金供给的不稳定，进而影响实际产出，抑制经济增长。第二，多个市场融资环境协同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滞后溢出效应。目前中国社会融资环境协同波动幅度仍然很大，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第三，社会融资环境剧烈波动极易在不同滞后期引起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下滑。社会融资环境波动幅度越大越易引起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下滑，且单一市场波动和多个市场协同波动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时滞也不相同。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一方面，政府应当在控制银行信贷规模的同时，引导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发展，提高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例，促使资本市场均衡协同发展。另一方面，货币管理当局应当加快推进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完全市场化。最后，货币管理当局决策时应当综合考虑信贷、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波动情况和时滞特征，尽可能避免或减弱多个市场的共振，以提高多个市场融资环境的协同性，进而营造出相对稳定的社会融资环境，有效减弱社会融资环境波动对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作者：孟瑞娜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