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道德风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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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市公司道德风险行为的种类

1.1融资决策之中的道德风险

我国股市虽然只有15年的历史，但发展很快，已成为世界第八大股市。截止2006年10月，我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达到1391家，总市值为5.3万亿人民币。许多上市公司没有融资成本的概念，只是想从流通股东那里大肆圈钱，或者透支上市公司的信用，利用上市公司的资产或者信用从银行大量借贷。股权融资成本大大低于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将直接导致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和圈钱冲动，因为外部投资者处于从属性股东，股东权益无法在融资成本上表现出来。在极端的情形下，当公司控制者和决策者仅仅把对货币现金的控制权和支配权价值作为其唯一的行为目标的时候，股权融资对他们来说就是零成本的融资渠道。这正是中国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进行大规模圈钱运动的原始动力。这里按照实际控制人的不同，将其分成委托人的道德风险和人的道德风险：

（1）委托人的道德风险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状况是：“一股独大”，国有上市公司如此，民营上市公司也克隆这一形态，大股东控制了公司的大部分投票权，选举并控制了公司的大多数董事，能够决定公司各项决议的投票结果，也就有了损害小股东的权益而使自己受益的能力。股权高度集中的直接后果是董事会由大股东或内部人控制。内部董事即在上市公司经理层中担任实际职务的执行董事占董事会成员数的比例，达到100%的上市公司约占20%，该比例大于50%的上市公司几乎占到了80%。在上市公司的全部董事中，有73.3%的董事具有国有股（占27.9%）和国有法人股（占45.5%）的背景，即董事会中控股大股东成员占了七成三的比例。这些数据表明，大股东拥有绝对控制权，为借助上市公司进行恶意融资提供了可能。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不断攫取上市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2）人道德风险

人的道德风险是指人在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自身效用时会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人首先要服从于实际委托人的意愿（通常为第一大股东），因为只有大股东才能对他们的任免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就人自身来说，他们也有内在的融资扩张冲动。一般而言，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越多，可供人支配的资源也就越多。如果人的任免权仅仅控制在大股东手中，而业绩并不是大股东所关注的首要目标，人的灰色收入和在职消费的规模倾向于扩大。由于人基本没有利润压力，股权融资也就成为其融资方式的首选。

1.2投资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上市公司随意更改募集资金的投向，近年则达到了高潮，任意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上市公司迅速增加，同时变更投向的资金规模也在迅速上升。据统计，2000年来,已有22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变更了募集资金投向,其中近90家上市公司是再融资公司。以2000年上半年上市，增发以及配股的公司为样本，至年底平均只投出了所募资金的46.15%。而2001年上半年有122家上市公司变更了募资投向，其中变更新发，配股的公司比例分别为63%，36%。有数据表明，更改募集资金投向的公司业绩一般要下滑，84家样本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降低20%的有5家，净资产收益率下降10%~20%的有11家，净资产收益率下降10%以内的有35家。总共有51家上市公司（65%）2000年比1999年净资产率有下降，说明募集资金变更后的使用效果较差。

部分公司在募集资金成功后急忙改变投向，显然是有利用原有项目包装招股说明书以达到尽快将资金顺利募集到手的目的。实际上，大部分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都会对募集资金投向做一番描绘，包括前景，回报率等等，当中就出现一些单纯为了得到发行或获取配股资格而进行包装的现象。由于客观上对项目的了解并不深刻，或者主观上另有企图，就会造成一旦资金到手，再谋划新的投向，或出现了目前资金闲置，委托投资及更改募集资金投向的现象。

1.3控制权交易中的道德风险

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控制权的交易上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国有人往往越权转让国有控制权，而市场投机者对控制权进行争夺，一旦有了控制权即按照惯例去侵犯和掠夺中小股民，然后再通过夸张的甚至虚假的资产重组实现再融资，进一步借助证券市场的泡沫实现对财富的再掠夺。

收购方看重的是控制权而非剩余控制权，直接掠夺显然比享有剩余索取权要有利的。因为直接掠夺是真实的财富获得，风险很低，而剩余索取权则还有赖于剩余本身和分享比例，充满风险，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效地行使剩余控制权，需要付出很高的行使成本。此外，通过直接掠夺来获取财富在数量上和速度上也要远大于和远快于通过分享剩余索取权来取得正常回报以获得财富。因此，有理性的新东家不会也无需期盼对企业剩余的分享，剩余索取权亦不再重要。若企业是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才得以上市的，原本“体质”就虚，大股东就更有动力去进行直接掠夺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识到在我国证券市场中，重组题材或管理层的收购等产权争夺中，财务不透明，会计作假，监管缺位，使道德风险加大。

2上市公司人道德风险治理

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任何人，花别人的钱都不会像花自己的钱那样认真仔细，那样负责任。医治道德风险不能靠良心发现和道德水准的提高。上市公司的控制人在花别人钱的时候，需要建立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来制衡。公司治理机制就是股东与董事会，董事会与经理之间的委托—关系。委托—关系是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聘用另一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人”。完善企业家的选聘，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一套能把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传导到融资成本上的动力机制，改变融资软约束和投资软约束，是防范上市公司控制人道德风险行为的关键措施。道德风险是一个事后的概念，但要防范道德风险，却必须要从事前和事中入手。

2.1企业家的界定

“企业家”是一个与时间状态相依存的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投资者市场，企业家的最基本特征是：既是所有者，同时又是管理者，同时拥有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国有企业的厂长和经理在逻辑上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大多数不是企业家，也非职业经理人。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主要包括“创新精神”，“合作精神”和“敬业精神”。

2.2企业家的选择

股权高度集中于国有股的情况，一方面会导致政府在行政上对企业管理层干预过多，管得过死，企业目标政治化，偏离市场经济原则，无法实现企业运作机制的转换；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股股东主体不明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国有股股东的代表往往就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举往往形成总经理自己选自己的情况。这样一来，治理结构中董事会作为股东代表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事后监督也就落空了。进一步而言，由于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依然由国家任命，上市公司这种内部人控制状况事实上是把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事前筛选和事后监督交给了国家及其代表机构。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不论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还是高级管理层，都没有受到有效市场监督的约束。股权的过度集中不利于经理阶层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多元化产权主体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约束，极有可能使小股东的利益受损。

解决国有股的所有者问题，选择的路径之一是降低国有股的比重，从股权上切断国有资产代表对经理层的话语通道，逐步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公司控制权市场，让真正的委托人来选择企业家或职业经理。

2.3企业家的监督

为了防止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采取事中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监督有两种：①内部监督，即股东，债权人等其他利益关联方，运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形成的股份制公司制度来制衡上市公司内部机构，对企业家的道德风险行为提出异议而予以反对，或通过“用脚投票”，法律诉讼行为来限制其行为；②外部监管，即证券监督机构包括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中介机构，媒体等对企业家的道德风险予以监督。

在我国，股东大会虽然是最高权利机构，然而，小股东却很少通过股东大会的机制实施监督。股东对企业家的监督是一种集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任何人都有“搭便车”或不劳而获的倾向。在股东大会中对“搭便车”问题找不到最优解的情况下，只能寻求次优解，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小股东的权益。如实施累积投票制度，规范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制度，完善表决权制度，构建网上投票表决系统，建立股东诉讼赔偿制度等。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外部监督最有效的还是来自媒体的监督。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开放证券媒体市场，形成竞争性的财经信息市场，从而建立起对上市公司业绩和企业家综合素质的社会评价体系。但是这种信息披露机制的实施，不仅需要相应的机构来监督，更需要通过新闻，媒体诚实公正的报道来达到。

由于企业家道德风险行为损害中小股东的权利，因此除了依赖公共执法和到媒体上曝光以外，受到损害的中小股东还应享有民事起诉权。由于上市公司组织活动的复杂性，起诉上市公司侵权行为的诉讼成本很高，多数情况下，单个投资者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不愿意起诉。建立一套“搭便车”的集团诉讼机制有助于维护市场公正和稳定，广大投资者可以通过行使民事诉讼权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参与对市场的监管。民事赔偿制度的跟进可以让投资者因证券欺诈行为而导致的损失依法得到司法上的救济，一旦民事赔偿机制建立，欺诈者就不得不反复权衡道德风险的成本了，从而有利于约束企业家道德风险行为。

结论

解除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隐性担保契约，让真正能够承担风险的主体来承担风险，降低上市公司利益主体的预期寻租收益，提高其寻租成本，从而化解其道德风险行为动机，切断场外资源补给场内资源的恶性循环，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要点。从金融发展的意义上理解，这也是改变我国长期以来的外生性金融发展道路，重续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内在联系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