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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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探寻：市场经济是现阶段发展生产力

实际上，早在讲《论十大关系》时就发现了，但没有上升到利用市场经济的高度。邓小平高明之处，就在于发现了这个“新大陆”，其中他又比较了解整个苏联体制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1926年他到苏联学习，正处在新经济政策后期，对当时的商品、市场、货币关系有切身感受。这也是他对市场经济具有敏锐感的历史基础。其次，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更有亲身感受。当过财政部长，主管经济工作，参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着亲身的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初市场比较活跃，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有所反复，“”冲击很大，之后又有几年的繁荣，但“”则受到大的破坏，他一一作过总结。1982年，他在《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谈话中，做了这样的概括：“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再次，他也全面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周游列国，着力研究它们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接着，他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度，提出对外开放的大战略和与此相连的吸收国外发展的有益成果。他说：“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是从资本主义世界取来的“经”，是辩证地扬弃。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完善和深化的。1979年邓小平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时，还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后来逐步形成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路，并肯定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接着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到1987年，邓小平强调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1992年党的十四大根据他的理论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邓小平当时予以充分肯定，并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换句话说，整个改革开放是逐渐试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而当时的深圳成为它的雏形。可见，他一直坚持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所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由发挥市场经济“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并不奇怪，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观点，而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邓小平为什么敢于冲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兼容的传统观念？就在于他实事求是地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方法和手段，而同社会根本经济制度区别开来。1979年，他解释说：“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以后他多次阐释这个观点。1985年10月23日，他对外国记者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7年2月6日，他专门找中央领导谈话，破除传统认识：“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邓小平的基本观点之一，是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手段，而与根本制度区别开来，是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一把钥匙，也符合马克思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实质上这是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关系问题。邓小平的创新，在于把这种关系延伸到社会主义。他作了这样的历史分析：“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领会、把握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手段的重要观点，不能与基本经济制度相混淆。否则，就会陷入迷潭，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当。

二、深化认识：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及其同社会主义融通

市场经济作为方法、手段并不是纯主观的东西，而是由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方式。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交换方式附着于并为之服务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并非随意的、简单的小手法。它是高层次的方法、手段，其载体为“体制”，即第二层次的“制度”。类似于内容与形式，不同的内容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而同一种形式也可以为不同的内容服务。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就市场经济而论，它能够萌芽于封建社会末期（乃至奴隶社会末期），但不能全面为之服务；只有到生产社会化发达的社会形态，才能充分形成并运用市场经济。这就需要进一步认识其中的规律性。邓小平一再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就在于引导人们认识市场经济内在的规律性并要学会运用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关于市场的本质，他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关系。他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这显然是把市场经济视为所有制实体之间交换关系，包括相同所有制实体之间交换和不同的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交换关系的总和，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交换方式”。这是市场经济最原本的含义。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市场经济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悬天之物，它不过是交换关系的总和，是商品经济交换的高级形式。它的一切功效、机制盖于此。离开了这个原本，就使市场变成了无本之物、无源之水的怪物，必然陷入唯心论。这恰好是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的一个认识根源。那么，人类社会为什么存在和利用市场经济这种发达的交换关系？邓小平是把它与生产社会化联系起来。他论述社会主义必须多方面运用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手段”之后接着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虽然市场经济与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不属于同一层次，但总归起来都属于方法、手段的大范畴（他一直把它们联在一起提出来），都与生产社会化直接相关。而生产社会化的自然基础是社会分工，生产力愈发达愈突现社会分工细化、专业化，而社会分工愈发达愈要求社会经济联系的强化与深化；市场经济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它是联系社会分工的基本形式之一，于是把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通过广泛多样的交换关系联系成为一个社会生产的过程。邓小平讲农村联产责任制时就是把“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这表明，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生产社会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或者说市场经济是生产社会化的一种必要的表现形式。这符合列宁的把市场视为一种“联系”的思想：“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发生的联系”，市场是商品经济“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因此，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至少一定时期）都可以而且必须利用市场经济这种“联系”形式。不管市场经济附着的社会制度如何，它作为一个交换关系的总体必定具有共同的一般规律。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实现经济发展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这主要就是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事。按照他的思想，主要有几条经济规律。

（1）价值规律。这是市场经济一般的基本规律。邓小平多次强调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他说：通过经济整体改革，“要理顺各种经济关系”，“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价值规律又有两重含义（此处从略）。（2）供求规律。即把市场视为一种“联系”。他认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出现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是开放”。开放实际上是打通国内外联系，市场经济广义的联系要有“两个开放”。他还强调，企业生产要适应国内外市场的供求关系，也为此义。（3）竞争规律。从20世纪70年代，他就强调市场竞争，以后多次提出参与竞争，才有活力。“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各个企业、各个生产单位必须互相竞争，“吃大锅饭，就是干不干一个样”，“没有比较哪里有积极性？现在一比较，竞争，就必然要淘汰一些落后部门”。（4）价格规律。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又受供求关系、竞争关系的直接影响，出现波动，体现各个生产者、经营者的直接利益，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和动力。所以他十分重视价格改革。20世纪80年代明确提出：“按照价值规律调整价格，取消‘双轨制’，取消妨碍商品流通的‘关卡、杂税’。”“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5）以追求最大效益为目标优化配置资源的规律。邓小平十分重视经济效益，把效益作为选择市场经济的标准。在党的十二大上，他要求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多次强调，哪个地方只要经济效益好就可以发展快一些，实质上，是优化配置资源。（6）发展不平衡规律。比如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依靠勤劳和正当经营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共同富裕，就是利用了不平衡规律。“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不仅全国，一个省、一个社、一个队也是这样。百分之二十先富起来，会把其他的带动起来。不能什么都靠上级推动，而应当运用经济杠杆。”宏观上把我国区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实行梯度推移，待东部发展起来后再支持中西部大发展，即利用不平衡再实现相对平衡。这也是资源配置的功效。市场的优势在哪里？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在于“活力”。他多次要求：“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能调动各个层次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市场经济也存在着十分突出十分严重的缺陷，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市场经济的主要依据。对此，邓小平也并没有忽视。一是产生两极分化，这是他最关心的：“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如果形成两极分化，产生新资产阶级，改革就失败了。二是秩序混乱，包括通货膨胀：“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如果乱起来，中国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四是社会变质，社会风气一坏“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五是放纵犯罪活动：“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六是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趁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所以，他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需要政府的调控功能。总体上，邓小平权衡利弊，认定利大于弊，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有极大的必要、而且必然与市场经济结合（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为：（1）社会主义本质之一（物质基础）及其优越性在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2）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发达的生产力三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内在联系，就是生产社会化规律；（3）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综合制度优势对市场经济扬利除弊，创造出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即更高一级的市场经济，这就是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带有规律性。

三、理论升华：研究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

说过：“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我们不仅要把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共性），还应进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个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克服它的重大缺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做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最经典概括。相比之下，还是邓小平概括得比较精辟。邓小平晚年，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思考，做了下面的表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当时我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做了明确的界定，也可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内涵。就是说，市场经济必须在四项基本原则（“成套设备”）的框架下运行，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这可概括为四个结合。第一，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坚持共同富裕，不能搞两极分化。离开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单纯而笼统地讲市场经济，必然走向私有化，势必改变基本经济制度，滑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我们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不能偏离这个根本方向。

第二，市场经济必须同人民民主政权结合。一是政治方向、社会治理以及生态环境等，受人民政权的全局规导；二是经济上受人民政府的宏观调控。邓小平所说的计划与市场都得用，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社会主义应当把宏观调控放在导向地位，防止和克服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使市场有序进行，而不能搞乱。多年来证明（特别是应对世界性经济危机），我国经济的计划性和科学的宏观调控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和运行的基本条件。第三，市场经济必须和党的领导结合。党领导一切，同样也要领导市场经济，把握它的方向。邓小平在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明确地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第四，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结合。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体，它也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因为参加市场活动的人是有精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金钱挂帅，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形成社会主义价值观、新型的市场文明和新型伦理。新自由主义者们打着超意识形态的旗号研究经济问题，用意在于纵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泛滥流行，伤害社会主义体制下人们的灵魂。

进一步考量，如果仅限于用一般市场化去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那就势必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有这样一种内在联系需要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共性又各有个性，而个性恰恰是决定市场经济性质的东西。正是这两性的矛盾统一，就产生了通融性和排异性。现阶段两种市场的共性主要有5点：①机制相同、“方法相似”；②手段工具相同；③存在大量私人资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④强大的国际市场影响力；⑤意识形态的某些融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则是排异性的基础：①制度优势的主导作用；②利益的抗衡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人民共同利益的强势）；③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主要是公有经济的实力；④执政党和人民政权的坚强和主观能动性。二者共性形成的通融性往往是自发的，排异性则主要靠“自觉”的动力。目前通融性暂时占优势。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忘记了“社会主义”，就必然滑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共产党人要受“市场经济的考验”，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因素会借机挥发出来，侵蚀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党的肌体，那是非常危险的，是“和平演变”的酵母。在经济运行上邓小平基本思路是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种优势的合力：“一个是宏观要调控得好，一是微观要真正放得开。”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为税收、金融和法制。“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中央要有权威”。所以，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还要求强化政府的功效。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有人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与邓小平的论述是有出入的。这是一种误读。邓小平说得很清楚：“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属于“经济手段”和方法。在此范畴的划界内，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更符合生产社会化的规律，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壮大经济力量，而不会改变经济制度。这也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几十年的考察，从实践中暴露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成为现实的主要矛盾，而政府职能越位、错位问题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制约了各种积极因素的发挥。怎样才能解决这一矛盾呢？必须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政府转变职能与端正干部作风以及更深层次的吏治上。在此大背景下形成了一个新的理念，也符合实践论的认识规律。

在说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时有两句话说得很清楚。一是：“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市场作用的职能主要在资源配置，政府作用的职能主要在宏观调控。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两个概念既有交叉又有不同，资源配置主要是微观上生产条件的分配与组合，是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供求关系主动争取、运用资源组合，争取效益效率最大化；宏观调控主要规导整体经济运行，管着生产力发展组合的总方向、市场运行的总规则、矫正市场缺陷，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宏观综合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生态环境优化）。市场虽能为宏观调控提供平台与信息，但没有宏观调控的职能；政府也有配置资源的一些功能，但不能取代微观的活力发挥。两种职能在新水平上的耦合，有利于发挥微观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又不逾矩。在把握总方向上政府整体治理还是起决定作用的。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但不是起全部作用”。这就划清“决定性”与“全部”（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的界限。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主要是在竞争行业，在一些子系统；政府则在总体上和最关键领域能够配置资源，即保持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推进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从国内总体到国际大局，它都起决定作用。比如，西部大开发、生态环境优化、农业的政策实施、分配格局的优化、对外开放格局的治理等，虽然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但主要靠政府作用。即使有些微观部门的资源配置（特别是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兴产业），很大程度上得靠政府配置（如扶持政策）。从实质上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并未削弱政府在治国理政（包括经济职能）方面的作用，重点在于转变和优化它的职能，不是简单的加减法。然而，社会主义政府并非从天而降的神物，它也必然会受到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和官员素质的制约，出现这样那样的弊端。现在有许多问题出自政府本身，所以必须推进政府在群众监督之下自觉革自己的命，深化自身的改革。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正如所说：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可做这样的概括：在社会主义全面治理的框架内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正能量、抑制其负能量，使之协调、稳定地运行，获取最大的综合效益，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服务。这里好似在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上面加上了“主观”因素，事实上总体仍是客观存在的条件，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需要通过人的“自觉”加以实现和运用，不能任凭“自发性”泛滥。而这种运用又不能带有随意性，必须遵循它的客观行程，正确处理所讲的“自发性”、“自流性”与“自觉性”的关系，因为“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在哲学视阈，乃是“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单从经济运行上看，宏观调控（或“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可谓“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又指导市场运行方向，并受市场实际的检验。当然，人们的认识会不断深化，上述概括是否恰当、准确，需要进一步研究。重读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领悟到，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乃是“特殊—一般—特殊”的过程，逐步深化。我们应当沿着这条线索依靠实践继续深化把握对这一特殊规律的认识，领会一系列论述的要领，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杨承训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