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原因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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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汉时期郴州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是郴州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秦汉王朝对郴州治理开发的加强以及中原人口的迁入，促进了汉、越民族的往来与融合，推动了郴州封建化进程。

关键词:汉代;郴州;发展;原因

郴州地处五岭北麓，耒水上游山林河谷地带，山峦重迭，溪河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社会文明。1964年桂阳县樟木乡小泉村上龙泉出土的刻纹骨椎，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郴州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战国中晚期楚国、秦代在此设立郴县，西汉设置桂阳郡(桂阳郡的范围比今郴州要大)以来，经过秦汉王朝的治理开发，到东汉郴州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郴州共发掘汉墓360余座，出土了陶瓷器、铜器、铁器、玉石器、金银器、玻璃器等各类文物4000余件。为研究汉代郴州及南岭地区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对研究中原与岭南的联系、汉文化与越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汉代郴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

(一)农业生产力提高

1．铁农具及牛耕的推广。汉初，牲畜比较缺乏，一般农民只能用人力耕作。西汉政府下令禁止宰杀耕牛，规定杀牛、盗牛者受重刑。到汉武帝时，耕牛数量增加，牛耕方式已经从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传播到东北、西北、岭南。与此同时，由于汉武帝实行国家垄断冶铁业的政策，铁制农具逐步推广到西域和珠江流域，且铁制农具的种类增多，铁制掘土工具的大量出现，使人工沟渠的开挖变得容易。在郴州360座汉墓中，有94座墓出土了铁器，共出土铁器120件，出土鍤、䦆、斧、刀、刮刀、环首刀、夯锤、钉等铁工具，表明铁农具在当时郴州得到了普遍运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2．粮食产量显著提高。湘南地区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了距今1万多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桂阳县千家坪遗址出土文物标本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郴州原始稻作农业有了初步发展。秦汉时期，水稻的种植更为普遍，水稻在人们的粮食构成中日渐重要。2013年，郴州市桂门岭1号墓女墓主所穿的服饰中出土了两粒稻谷壳，湖南省文物专家认定此墓葬年代为秦汉之际。到了东汉，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耕作技术方面，开始注意“精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在郴州市高山背、飞机坪等地出土了带厕所的陶猪圈，说明当时重视施肥。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东汉粮食产量显著提高，也促进了粮仓建筑的发展。郴州出土了圆形平底陶仓、圆形三足陶仓、圆形四足陶仓等多种结构的粮仓建筑模型和陶臼、杵、碓房等粮食加工设施。1995年，郴州市飞机坪原北湖区政府出土了一组五件陶制房屋建筑，其中一件为粮食加工作坊，塑有三俑，其中两俑持杵于臼中作舂米状，一人双手持箕作簸米状。这是汉代郴州粮食储备增多和粮食加工工具进步的反映。郴州的粮食生产不仅可以自给，而且还有节余，出现了南粮北运。东汉安帝“永初七年(113)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1］220，这是桂阳郡租米北调的明确记载。这充分说明东汉时期郴州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3．畜牧业发展。汉代，郴州养殖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主要是“六畜”，即牛、羊、猪、狗、鸡、鸭。郴州东汉墓出土了鸡、鸭、狗、猪、猪圈、鸡埘等随葬明器。如1995年郴州市飞机坪原北湖区政府出土的一件陶猪圈，有两头仔猪和一头正在哺乳的母猪。1987年，郴州市万花冲农机公司1号汉墓出土陶猪狗圈和负鞍陶马，盘形猪狗圈内有一长方形食槽和二猪、二狗。1993年郴州市上自建里铁路家属区4号墓出土一件东汉禽兽云纹铜杯，杯身刻划云纹三周，外口沿下刻划水波纹间以鸡、鸭、鹅、牛、羊、猪、狗等禽畜图案。说明家禽家畜已很兴旺，也从一方面反映了汉代郴州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手工业发展迅速

1．冶铁业发达。冶铁业是各项手工业的先导部门，也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手工业部门。随着农业对铁制生产工具需求的日益增加，必然促使冶铁业优先发展起来。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提高了人们对耕地的加工整理能力，“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它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2］159铁器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军事和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盐铁论•复古篇》大夫曰:“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冶铁业的发达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手工业发展和其它行业的进步。郴州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鍤、䦆、斧、刀、刮刀、夯锤、钉等铁工具，剑、矛、箭镞等兵器，带三脚支架釜、盉、灯、带钩等生活用具，说明当时郴州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普遍运用铁制工具。

2．冶银业历史悠久。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桂阳郡，有金官”［3］566，主管白银的冶炼。《述异志》记载，汉时“桂阳郡有银井，凿之转深”。1985年，郴州地区文物工作者在郴县安和乡新田岭五马垅(今北湖区保和镇)发现冶炼遗址，遗存长约200米，宽80米，两横排的冶炼炉数十个，炉身皆以石块砌框，内壁抹泥浆，穹窿炉顶，炉体下方有一圆孔，孔径约25厘米。据《文献通考》载，此炉冶始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本为炼铅银之处，后因历代官府屡行为矿禁，时采时停。2004年，郴州市苏仙桥10号古井出土编号C2－181西晋简牍:“故进山乡银屯署废无居人”记载表明，经过东汉末年及三国战乱，到了西晋初期，虽许多采银矿井被废，但仍有“口一千七百卌八采银夫”(C2－146西晋简牍)，可见汉代郴州白银冶炼的规模。郴州汉墓中还出土了不少指环、镯、珠、簪等金银饰物，如2003年郴州市骆仙岭出土的一件东汉镂空金珠，构思精巧，造型别致，工艺精湛，堪称金饰中的精品。

3．冶铜业进步。郴州作为楚南重镇，自战国中晚期楚国设置郴县后，官府加强了矿藏资源开发，出土了大量铜兵器和生产生活用器。1995年，郴州市山川塘出土一面战国六山纹铜镜，其纹饰图案在山字纹铜镜中绝无仅有，却与1959年郴州市马家坪2号墓所出的战国几何纹铜镜相似。湖南省博物馆专家研究后认为，很有可能是郴州本地所铸。郴州出土的汉代铜器有釜、洗、壶、樽、盉、簋、碗、钵、杯、耳杯、灯、铜镜等，主要是生活用具。纹饰有双鱼、弦纹等图案，或祝福吉祥、富贵话语。郴州360座汉墓中有114座墓出土了铜镜，共处铜镜130面，最多的一墓出土三面。其中有一部分铜镜应为郴州制造。2010年，郴州市南塔岭69号墓出土一件漆奁，盖饰一周、奁身两周约2厘米宽的动物云纹金边，奁内盛有一把环首铜刀，刀身饰龙虎凤云纹，采用渗锡工艺铸造。工艺精湛，纹饰精美。

4．酿酒业初具规模。随着粮食生产发展，汉代郴州酿酒业也发展起来了。酒具是酒文化的物质积淀。郴州汉墓中出土了瓿、樽、壶、瓶、罐、筩、高足杯、耳杯、卮等陶、瓷、铜制酒器。2010年，郴州市南塔岭43号墓出土了一套滑石器，其中鼎3件，盒2件，钫4件，壶2件，盘4件，杯2件，耳杯5件，案1件。2013年，郴州市桂门岭四号墓出土云纹漆耳杯。1994年，郴州市磨心塘出土宽弦纹铜樽，内有漆勺。东汉郴县程乡(今资兴市)产一种名为“程乡若下”名酒，东汉邹阳《酒赋》记载古代名酒有:“沙洛绿酃，程乡若下，高公之清，关中白薄，青渚萦停。”［4］27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耒水篇》:“郴县有渌水，出县东侠公山，西北流，而南曲汇于耒，谓之程乡溪，郡之酒官，酿于山下名程酒，献同酃也。”［5］2004年，郴州市苏仙桥10号古井中出土的编号为(C1－22)西晋简牍就有“郴县呈(程)乡献酒官”的记载，应证了史籍中的记载。编号C2－118西晋简牍还有“口二十三酒工”记录，说明当时郴州酿酒业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三)商业逐步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汉代郴州商业的发展，商品交换进一步脱离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而代之以币易物交换。郴州境内出土了楚蚁鼻钱，“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泉”“大布黄千”等货币，尤以汉“五铢”铜钱为多。说明郴州境内至少在汉代已使用铜钱进行商品交换。在郴州市文物处清理发掘的360座汉墓中，出土铜钱的墓达119座之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汉代郴州的商业活动已达一定规模。湘粤古道贯穿郴县(当时桂阳郡郡治)、便县、临武县全境，这些郡治、县治所在地已有人设铺开店。每逢圩期，商贩汇集，有的抱布而市，有的提篮挑担沿街摆卖。郴州汉墓“五铢”等铜钱的大量出土，说明当时郴州地区钱币流通的频繁与商品贸易的发展。

(四)人口快速增长

在汉武帝之前，郴州地区的开发是较缓慢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地广人稀。据考，桂阳郡人口密度为2至3人左右每平方公里，人口分布密度较为稀疏。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力，大部分土地尚未得到开发利用。桂阳郡越族人口在数量上占多数。人民“率依阻山泽”，以渔猎山伐为业，耕种方式或采用“火耕水褥”，民无积蓄而多贫。气候暑湿，疫疾多作。加之文化风俗滞后，“信巫鬼，重谣祀”，人口增长缓慢。西汉末的元始二年(2)，桂阳郡领十一县，总户数为28119户，总人口156488人，人口密度为3人每平方公里，在西汉98个郡中位列77位，比较偏后。到了东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东汉永和五年(140)，桂阳郡有户135029，人口501403，较西汉分别增长380%和220%，其人口密度也从3人每平方公里增加至9．8人每平方公里，在105郡国中位列57位，为中等发展地区。在古代，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在当时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还很低的农业社会里，人口的增减与农业的丰歉息息相关。汉代桂阳郡人口的大幅度增加，表明当时桂阳郡的农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

(五)城市不断发展

城市是人类文明里程的标识，是工商业汇集的中心地，也是先进技术与科学文化的汇聚地。汉王朝在郴州设置桂阳郡，郡治设在郴县(东汉建武年间曾移置耒阳县，不久还郴)，加强城市建设。《汉书•地理志》:“桂阳郡郴，项羽所立义帝都此。”《水经注》:“郴县城，项羽迁义帝所筑”。初为夯土城，汉高祖六年，太守杨缪始筑城垣。从此，郴州不仅作为南方的军事重镇和交通要道，而且成为湘南粤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93年，在郴州地区行署发现南护城河，护城河呈直线形，河壁、河底经修整，光滑平整，几乎与现人民路平行，残长26．8米，河口宽3．5～4．2米，底宽2．3～3．08米，距原房屋地面深3．5米，横截面呈梯形。2003年，在郴州市苏仙桥原郴州市美术印刷总厂内发现古井11口，其中10号古井出土西晋简牍900余枚，10号古井出土三国吴简100余枚。由此进一步证实此为桂阳郡郡治所在地。桂阳郡城东抵郴江边，南至今人民路，西临北湖公园，北至郴州市气象局、郴州市一中，面积约12万平方米。瓦的发明是古代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护城河填土中发现有汉代板瓦、筒瓦、瓦当。临武渡头汉城遗址也出土了绳纹筒瓦。郴州汉代出土的房屋模型屋顶大都饰有瓦垄。1995年，郴州市飞机坪原北湖区政府出土一组陶屋，屋顶全部有瓦垄，屋檐有圈点纹瓦当，其中一件两层陶屋后部敞开无墙体，由两个圆形立柱支撑屋顶，一根立柱下安有圆形石柱础。尤其是出土的干栏式吊脚楼，屋檐下设有走廊，围以栏杆，房屋下有立柱6根，分前后两排。干栏式建筑适应了郴州以丘陵山地为主，潮湿多雨，常有水患兽害的居住环境需要。这些发现，证实汉代桂阳郡一带已能生产和使用粘土瓦，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进，城市建筑达到了一定规模。(六)汉文化传播影响日渐广泛到了东汉，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汉文化的传播日益广泛，人才辈出。如造纸术发明家蔡伦，长沙太守、尚书胡腾，焚身祈雨、舍身为民的汝南郡平舆县令(今河南驻马店市平舆县)张熹(临武县人)，长沙郎令、龙川长、浈阳丞等官宦及“当时名儒”刘常［1］1184、孝廉刘尚等。2004年，郴州苏仙峤十号古井出土的千余枚西晋简牍中，编号为C2—228的简牍:“汉故长沙太守胡滕(腾)墓，石虎石柱石碑。”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C2—242:记载“汉故平舆令张喜(熹)墓，石虎。”C—264:“汉故郡察孝廉刘尚墓石碑。”表明郴州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汉文化的影响日深。汉王朝在郴州设置郡县，任官治理，加强了对郴州的行政管理和开发，历任桂阳郡太守“奉职循理”，推行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措施，加上郴州具有丰富的矿藏资源，中原汉人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等，汉代郴州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二、汉代郴州社会经济发展原因

(一)秦汉王朝对郴州治理开发的加强

郴州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秦汉王朝在南方统治的巩固和疆域的扩大，对于密切内地人民与岭南人民的经济文化往来，促进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秦汉时期国家大一统的需要。郴州纵贯五领，为长江水系湘江干流耒水、珠江水系北江、赣江之源。“北瞻衡岳之秀，南直五领之冲”，襟带湖湘，对接粤海，是内陆通往岭南的门户。战国中晚期、秦代在郴州设立郴县，是五领地区最早设立县的地区之一。公元前206年，项羽以“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为名，徙义帝于长沙郴县(今郴州)。高帝五年(前202年)，设置桂阳郡，内附长沙国，郴县为郡治治所。桂阳郡南接南越国，地处长沙国与南越国争斗的前沿地带，像个楔子插在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政治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在两汉时期，郴州一直作为汉王朝对南方统治的军事重镇而发挥作用，汉王朝加强了对桂阳郡的治理与开发。南越国丞相吕嘉发动叛乱，汉武帝任令卫尉路博德带领军队驻扎在郴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当叛乱发生时，封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一举消灭南越国。为了更好地控制岭南粤北，汉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将邻近桂阳郡的南越故地，设置曲江(今广东韶关)、浈阳(广东英德)、含洭(今英德境内)三县内属桂阳郡。东汉时期，交趾郡征侧、征贰姐妹起兵对抗汉朝官吏苏定的贪虐统治。光武帝刘秀拜战国名将赵奢后代马援为伏波将军。伏波将军马援也是从桂阳郡出发的。秦汉国家大一统局面的需要，为郴州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2．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汉初，统治者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在全国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重视生产的政策，促进了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和部分奴婢的解放，人口大大增加，从为而汉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随着中央王朝对郴州管理的加强，汉武帝以后，到了东汉，郴州社会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3．桂阳郡太守“奉职循理”。东汉桂阳郡是循吏辈出的时代。《后汉书•循吏传》所载的十三循吏中，桂阳郡占了三个，且首篇是《卫飒传》。东汉时期，通过桂阳郡太守的励精图治，郴州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是郴州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桂阳郡内住有大量越人，其中曲江、浈阳、含洭三县，为越故地，汉武帝平南越时，内属桂阳。东汉初期，桂阳郡南部越人，“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1］2459除重视粮食生产外，经济作物亦得到种植和发展。东汉初，茨充任桂阳郡太守时，“教民种植桑麻苎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1］2460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逐渐形成。汉光武帝时，卫飒“修痒序之教，设婚姻之礼”［1］2459。汉和帝时，许荆“稍迁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1］2472汉顺帝时，栾巴迁桂阳太守，“以郡处南垂，不闲典训，为吏人定婚姻丧纪之礼，兴立学校”［1］1842。(学校的建立，习俗道德观念的变化，说明汉文化已为越来越多的越人、桂阳蛮人所接受，当地人们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加快了岭南岭北平地、河谷地区越人的汉化进程。输租赋之法加速了越人、桂阳蛮的封建化进程。这些汉族移民和接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越人、桂阳蛮人，被编入国家户籍管理，“流民稍还，渐成聚居，使输租赋，同之平民”。从而推动了郴州社会经济发展。

(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

郴州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境内河流密布，水系发达，地下水资源丰富，适合人类居住和农业生产。西汉惠帝元年(前194)，长沙王吴浅倡导，在郴县与便县(今永兴县)引温泉灌溉田，一年三收。《后汉书•郡国志四》注引《荆州记》记载:桂阳郡郴县“城南六里县西北有温泉，其下流有数千亩田，常十二月下种，明年三月新谷便登，一年三熟。”因特殊的地质构造而孕育着地下丰富的矿产资源，盛产银、铜、锡、铅等，享有“有色金属之乡”、“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美誉，有着悠久矿冶历史，为汉代冶铁、铸铜、冶银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为与郴州发达的冶铸业相匹配，西汉王朝在郴州设置金官、铁官。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桂阳郡，有金官”，主管白银的冶炼，桂阳郡是全国独置金官的郡。西汉初年，汉王朝实行允许郡国和私人经营冶铁业的政策，使得全国的冶铁业获得了迅速发展，铁器在军事、生产、生活中得到了推广。为了加强对冶铁业的管理，汉武帝在全国设铁官49处，江南唯桂阳郡一处，由此冶铁业迅速发展成为汉代桂阳郡的支柱产业，并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建设等其他行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郴州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铁器不但本土用，还供应长沙国，销往南越国等地。广州地区西汉前期墓中所见的铜、铁兵器和铁刮刀等，形制大小与郴州西汉出土的大抵相同。《史记•南越列传》记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说:“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6］2969于是，赵佗自尊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国边邑。

(三)湘粤古道的建设和拓展

商业交换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交通的发达。五岭横亘东西，为长江水系、珠江水系的分水岭，“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3］2781，自古就是南北交通的瓶颈。秦始皇略取五领，负阻于五领。秦占领岭南后，为保障戍军后勤供给和加强中原与岭南的联系，利用五领山谷凿筑通往岭南的道路“新道”。汉武帝平南越国后，在南越国北地置曲江(今韶关)、浈阳(今英德)、含洭(今英德境内)三县内属于桂阳郡。因这三县地处岭南，“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1］2459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东汉建武十六年至二十五年(39～49)，桂阳郡太守卫飒上奏朝廷批准，号令郡民凿山开险，修通了郴县至曲江(今韶关市)、含洭、浈阳等县的山道五百里，沿途设亭传邮驿。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大司农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成常路。”［1］1156峤道通往岭南，远达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道长一千余里。峤道沿途，多筑有亭障、邮驿，以保卫商旅，安顿食宿，便利交通。东汉延熹年间(158～167)，桂阳郡太守周憬在曲江北段卢溪与溱水(今武水)交汇的泷口河道(今乐昌市境内)裁弯取直，疏浚河床，提高了溱水上游的通航能力，便利了曲江、郴县之间的商贸运输，桂阳郡内的交通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南海货运逐渐放弃通行困难的卫飒开通的峤道(曲江路段)，转而取水路到达郴县南境，再沿郴宜九十里大道到郴县。从此，郴州成为沟通中原与岭南地区的交通要冲和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刺激和带动了汉代郴州社会经济发展和工商业的兴盛。

(四)中原汉人的南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50万大军略取岭南。为了巩固对岭南越人的统治，还分兵“戍五岭”，郴州是中原通往南海郡郡治番禺(今广州)秦新道的必经要冲，郴州成为秦军戍守五岭的后方基地。中原人大规模迁移至郴州，或经郴逾岭，使汉人与南方土著越人杂居，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先后传入岭南，推动了南方的开发，促进了汉族和越族的融合。两汉之交，中原战乱，大量汉人南迁桂阳郡，加快了居住于平地、河谷越人的汉化，加速了郴州社区的封建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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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仁亮 单位：郴州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