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文献与档案价值探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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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研究之集大成者——《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唐耕耦、陆宏基主编的五册《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其中第一辑由书目出版社1986年出版，后四辑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出版）系从中、英、法、俄、日等国所藏敦煌文书辑录而成，其中有的资料尚属第一次发表，是在国内首次出版的规模庞大、附有真迹、带有释文的敦煌文献。该书收录了敦煌文献中除佛经以外的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重要文书和历史文献1391件，共分34大类。每类又分若干细目，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列。其所收文书包括定名和录文，部分文书附有注释，编排上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上部为文献图版，下部为录文，颇便读者比照。该书具有容量大和附有图版、录文等优点，是学人研究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重要参考书。由于《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涉猎资料繁多，“不免在数据搜集、文字释录、文书定名、定性、分类、归类、编排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又由于其“所依据的缩微胶卷和《敦煌宝藏》的图版不够清晰，有些文字仍需再斟酌，而俄藏敦煌文献的资料在当时根本见不到，因此大多数未予收录”。尽管如此，该书仍然是研究敦煌学、丝绸之路、军事史、经济史、法律史、政治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迄今为止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数据汇编。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档案价值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是敦煌文献中最为零散、最为潦草、甚至是最为杂乱的部分，尽管如此，其所具有的档案价值却不容忽视。

（一）保留了可观的社会经济文书档案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是敦煌石室所出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录了大量的民间契约、族谱地志、寺院和政府档案、籍帐状牒等各类公私文书，具体而言有计帐、差科簿、户藉、契约、转帖、破历、点检历、领得历、斛斗磿、纳赠历、案、抄等经济文书；律、令、式、格、疏证等法律文书；社邑、度牒、书信等社会僧俗生活方面的文书；制、书、表、状、敕、奏、启、笺、判、公验、帖、榜、告身、牒等公文文书。其内容涉及唐、五代、宋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时人日常生活的如实记录，也是当时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以《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为例，该书第一辑收录文书共234件，内容为：地志和瓜沙两州大事记及巡行记（17件）；姓望氏族谱名族志家传（6件）；籍帐（15件）、差科簿（2件）、社邑文书（149件）；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与渠人（社）行人转帖（31件）；敦煌会计历等财政文书（14件）。第二辑收录文书共413件，内容为：契据（186件）、便物历（75件）；关于奴婢、地宅、遗产、债务、税役纠纷等牒状及公验（32件）；关于营田、勋荫田、退田、受田、租田、请地、田亩、户口、徭役、税收、硙课等牒状及籍历（91件）；法律文书（29件）。第三辑收录文书共295件，内容为：什物历（28件）、施入疏（39件）；诸色入历（32件）、诸色破用历（70件）、诸色入破历计会（78件）；堂舍房基帐（5件）；駞马牛羊等籍及有关牒状和凭据（29件）；归义军军资库、内库、内宅、柴场、宴设司等牒状及判凭（14件）。第四辑收录文书共281件，内容为：买卖、座设、财礼、纳贺、荣葬、荣亲等杂文书（18件）；僧官告身和寺职任免（14件）、度牒（5件），戒牒及其相关文书（38件），寺院行事及有关牒状等文书（47件），追念、设供等请僧疏（23件），僧尼籍及其相关文书（18件）；诏勅、告身、信牒、公验（23件）；表、书、状（53件）；军事、驿传、治安等文书（42件）。第五辑收录文书共168件，内容为：杂牒状和书启（46件）；墓碑、邈真赞、别传、功德记等（106件）；书仪、书启等文书（15件）；中印文化交流文书（1件）。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来看，敦煌社会经济文献均为一笔珍贵的档案资料，全面反映了唐、五代乃至宋初的社会经济关系及生产关系。

（二）记录了当时当地原汁原味的语言风貌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再现了唐五代时期的语言面貌，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经济信息，并且保留了大量的口语原貌，还不乏新兴的词汇语法现象。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一些词汇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尤其是来自吐蕃语的词汇占有一定比例，这就构成了敦煌文献词汇的独特性。这些外来词汇，在同时代内地各类典籍文献中是难以见到的。因此，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有不少词语可以作为各类辞书收录、释义、书证的补充，有利于当代语言学家全面把握唐、五代、宋初敦煌文献词汇的整体面貌及时代特色。就文字而言，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具有通读关系的本字和通假字，同一般的通假字和本字一样，在语音上应该是声韵相同或相近的。但是，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有很多世俗文书，有的时候，由于当时语音的流变，其物质基础是唐至宋初的声韵系统而并非上古的声韵系统，其声韵会对广、切韵系统所突破，从而反映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某些特质。

由于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抄录者的水平颇为悬殊，俗字、误字大量存在。唐朝颜元孙在《干禄字书》中就已经把汉字分为俗、通、正三体。所谓“俗字”是区别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敦煌俗字产生于魏晋六朝。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的借贷、社邑、契约等文书，一般为民间通俗文书，为下层百姓广泛使用，其中的俗字较为常见且稳定，已经成为进入社会广泛流通的字体。这些俗字对于敦煌写本字体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体而言，敦煌社会经济文献面广量大，记录了当时当地原汁原味的语言风貌，是我们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材料。

（三）反映了各民族间的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也是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密切接触的地方。季羡林先生以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

与西域相接的敦煌地区，很早就接受了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随着佛教文化的东传，西亚、中亚文化也源源不断传到了敦煌，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在敦煌卷子中，直接体现与中印文化交流的资料实属不多，但是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一张“P3303号”写经的背面却有关于“印度制糖法”的残卷，详细介绍了制糖的方法，并把甘蔗与沙州、高昌一带的糜子进行比较。短短的数十字同时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印度造糖法是经过沙州、高昌而传往中国内地的（是否是唯一的途径？不敢说）”，这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科技交流方面具有其重大意义。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从河陇等地方抽调驻军，为吐蕃及其文化进入内地提供了良机。吐蕃唐贞元二年（786年）占领了敦煌，直至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被敦煌豪族张义潮起义推翻，吐蕃王朝对包括敦煌地区在内的河西、陇右等西部地区实施了长达60余年的统治。吐蕃统治时期，吐蕃文化与汉族文化在各个层面频繁接触，在语言、服饰、宗教信仰等方面均有交流和交融。例如，敦煌写卷“P3720号”张淮深碑就有“抚纳降和，远通盟誓„„赐部落之名，占行军之额。由是形遵辫发，体美织（纹）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的记载。可以看出，吐蕃占领敦煌初期，曾推行同化政策，让敦煌人民改易穿着举止。

同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汉藏佛教文化也进一步交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诸如僧官告身、寺职任免、度牒、戒牒、寺院行事、追念、设供、请僧疏、僧尼籍等相关资料和文书，也反映了吐蕃时期和归义军时期的佛事活动概况，以及9至11世纪敦煌寺院中开讲设斋、赴会转经、诵经发愿、浴佛活动的盛况。由于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研究涉及到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敦煌文献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需要研究者具备语言文字学、敦煌文献学、社会经济领域等跨学科的知识，这就增加了研究难度，以至于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档案价值尚未得到最大化的开发和利用。

作者：吴蕴慧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吴文化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