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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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经济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问题。Lardy研究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内陆与沿海之间的差异,但由于数据有限,他认为还没有明确的事实证明各地区收入差距扩大[1,2]。Riskin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省间的相对差异明显地缩小,与其他欠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3]。而Friedman则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地区差异在扩大[4]。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官方数据的公布,更多的外国学者开始研究这一课题。Aguighier分析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模式及其演变,认为改革开放后实施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拉大了东西部的差距[5]。Tsui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分析发现,在1952~1970年期间中国区域差异变化不明显,但是在1970~1985年期间区域差异扩大了[6]。Lyons分析1952~1987年期间中国各地区人均净产值差距的变化,发现在“”(1958~1960年)和“”(1966~1976年)时期差距扩大,但1978~1987年期间差距缩小[7]。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采用一些新的方法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构成与来源进行分析。Rozelle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发现1984~1989年期间东部沿海省际差异急剧扩大,农村工业化是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8]。Ravi等对基尼系数和Theil系数分解,发现在1983~1995年期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大于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异[9]。Kim等利用Theil系数研究各产业的地区差异,结论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沿海地区农业、工业、建筑业和交通业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就明显地大于内陆地区,但这并不是区域政策作用的结果[10]。Masahisa等用GDP和工业总产值对Theil系数进行分解的结论是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异扩大,他还从区域发展政策、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等方面揭示了差异变化的原因[11]。Chen等运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1978~1993年中国各省份之间人均GDP的增长是条件收敛的[12]。

在国内学术界,杨伟民采用基尼系数分析的结论是:20世纪80年代三大地带之间收入水平的总体差异并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13]。杨开忠分析各省份人均GNP的加权变差系数的结论是:省际差异的变化以1978年为转折,大致服从威廉姆逊(Williamson)的“倒U”型曲线规律[14],即1978年以前差异扩大,而1978年以后差异缩小[15]。魏后凯等认为,1978~1992年间三大地带的经济实力都有所提高,但中西部的发展程度明显滞后,中西部与东部的差异在不断扩大,他们还预测1993~2010年三大地带将仍然呈现不平衡增长的格局[16]。林毅夫等的研究表明,在1978~1995年期间,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对全国总体差异的影响起着主导作用[17]。宋德勇的研究表明,中国区域收入差异水平的变化过程呈现“倒U型”曲线,但是转折点在1990年,即1990年以前差异减小,而1990年以后差异逐渐扩大[18]。李小建等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域经济的相对差异明显变小,但沿海与内陆的差异则扩大;经济增长较快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带、京广线和长江沿岸三大经济增长轴,经济不发达县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19]。刘强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和地区性,不同地区间的产出差异与宏观经济波动状态存在着正相关关系[20]。

但是,不同学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仍存在较大的分歧。究其原因,除了采用的分析方法、统计指标和考察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以外,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的时空间尺度不同。显然,以下两点事实是不可否认的:(1)基于不同的空间基本单元,即使采用同一测度指标,衡量相同年份的收入差异,得到结果肯定不同。(2)即使基于相同的空间单元,采用相同的测度指标,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考察区域收入差异的收敛性,得到的结果肯定不同。可见,在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中,时空尺度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近年来,地理学家已经开始从时空角度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21]和时空动态不平衡问题了[22]。本文运用多阶段Theil系数嵌套分解法[23]和小波分析法,从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两个方面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希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一些新的结论。

2数据样本与研究方法

2·1研究的空间单元和数据样本

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中,空间单元和数据样本的选取非常重要。在实际研究中究竟应该选用何种空间尺度和数据样本?这就需要根据研究的目标和具体对象而定[24]。本文研究的目标之一,是揭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省内地(市)间差异、省际差异、地带差异变化及其区域构成原因。所以在空间单元划分上本文采用三级划分:即首先选择地(市)级行政区域为基本空间单元,然后选择省(直辖市、自治区)级行政区域为中等尺度的空间单元,最后再以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作为更为宏观的空间单元。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在Theil系数的二阶段分解时,为了简便一致,按照直辖市归省和地域临近原则,将京、津归入河北,上海归入江苏,重庆归入四川、海南归入广东。本文研究的目标之二,是在特定的空间尺度上(省级行政单元尺度上),从不同的时间尺度揭示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化规律,即回答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化过程是否符合威廉姆逊的“倒U型”曲线规律。在数据样本选取方面,本文选择各省份及其下辖的各地(州、市、区)的GDP、人口及人均GDP等作为分析计算的基础数据。横截面分析数据包括1995、1997、1999、2001四年。在时间序列分析方面,主要选用各省份1952~2000年期间的GDP、人口及人均GDP等数据,对于GDP,考虑了价格变化的因素,将每一个年份都统一折合为1978年的基准价格。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6、1998、2000、200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相应年份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统计年鉴和经济年鉴。

2·2研究方法

2·2·1Theil系数及其嵌套分解方法Theil系数又称锡尔熵,最早由TheilandHenri于1967年提出。Theil系数的算法有两种,由此产生两个Theil系数指标,即Theil系数T和Theil系数L,两者不同之处在于Theil系数T以GDP比重加权计算,而Theil系数L则以人口比重加权计算。如果以GDP比重加权,则Theil系数T的计算公式为:T=ΣNi=1yilogyipi(1)(1)式中,N为区域个数,yi为i区域GDP占全国的份额,pi为i地区的人口数占全国的份额。Theil系数T越大,就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如果以省级行政单元为基本空间单元,则可以对Theil系数T做一阶段分解,从而将全国的总体差异分解为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异和三大地带内各省之间的差异。如果以省级行政单元为基本区域单元,则表示全国总体差异的Theil系数计算如下:Tp=ΣiΣj(YijYi)log(Yij/YPij/P)(2)(2)式中,Yij代表第i地带第j省的收入,Y代表所有省份的总收入,Pij代表第i地带第j省的人口;P代表所有省份的总人口。如果定义第i地带的省际差异为:Tpi=Σj(YijYi)log(Yij/YiPij/Pi)则公式(2)中的Theil系数Tp可被分解为:Tp=Σi(YiY)Tpi+Σi(YiY)log(Yi/YPi/P)=Σi(YiY)Tpi+TBR=TWR+TBR(3)式中,Yi代表第i地带的总收入,Pi代表第i地带的总人口,TWR表示地带内差异,TBR表示地带间的差异。如果以地级行政单元为基本区域单元,则可以对Theil系数作二阶段嵌套分解,从而将全国的总体差异分解为省内差异(TWP),省间差异(TBP)和地带间差异(TBR)。若以地(或县)级行政单元为基本空间单元,则表示全国总体差异的Theil系数为:Td=ΣiΣjΣk(YijkY)logYijk/YPijk/P(4)(4)式中,Yijk代表第i地带第j省第k地区的收入,Y代表所有地区的总收入,Pijk代表第i地带第j省第k地区(或县)的人口,P代表所有地区的总人口。如果定义第i地带内的差异为:Tdi=ΣjΣk(YijkYi)logYijk/YiPijk/Pi则(4)中的Theil系数Td可分解为:Td=Σi(YiY)+Σi(YiY)log(Yi/YPi/P)=Σi(YiY)Tdi+TBR(5)如果定义第i地带第j省内差异为:Tij=Σk(YijkYij)log(Yijk/YijPijk/Pij)那么,Tdi可以进一步分解为:Tdi=Σj(YijYi)Tij+Σj(YijYi)log(Yij/YiPij/Pi)=Σj(YijYi)Tij+Tpi(6)这样,就可以得到:Td=Σi(YiY)Σj(YijYi)Tij+Tpi+TBR=ΣiΣj(YijY)Tij+Σi(YiY)Tpi+TBR=TWP+TBP+TBR(7)公式(7)即是二阶段嵌套Theil系数分解公式,它将全国总体的地级区域差异分解为省内差异组分(TWP),省间差异组分(TBP)和地带间差异组分(TBR)。省内差异组分是各省省内收入不平等性的加权平均,而省间的组分则是省间收入不平等性的加权平均。从上述公式不难看出地带间差异(TBR)这一分解组分在两个公式中是相等的,一阶段Theil系数分解公式中地带内差异组分(TWP)和二阶段Theil系数分解公式中省间差异组分(TBR)相等。但在实际计算中,一阶段Theil系数的分解计算是基于省级行政区域的数据进行的,而二阶段Theil系数的分解计算是基于地级行政区域的数据进行的。显然,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计算的两个阶段分解结果的完全一致性是不可能的。如果以人口比重加权,Theil系数L的计算公式为:Ld=ΣiΣjΣk(PijkP)log(Pijk/PYijk/Y)(8)类似地,Theil系数L也可以分解为三个组分:Ld=ΣiΣj(PijP)Lij+Σi(PiP)Ldi+LBR=LWP+LBP+LBR(9)

2·2·2小波分解与重构方法小波分析(Waveletanalysis)是在Fourier分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时频局部化分析方法,它对于分析一些多尺度、多层次、多分辨率问题,往往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25]。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演化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多尺度、多层次、多分辨率问题,小波分析方法,特别是对Theil系数序列按照时间尺度作小波分解和重构,更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规律。在小波分解与重构方面,有许多不同的函数可以作为基小波,如Harr,Daublet等。根据范数为1的规则,在一个给定的小波族(如Symmlet),有两种类型的小波,即父小波(fatherwavelets)和母小波(motherwavelets)。其中,父小波有最宽的支集,用于最低频率的平滑部分;母小波用于更高频的细节部分。对于任何函数f(t),都可以作如下形式的二进展开:J为最大尺度,现在信号f(t)可表达为:f(t)=ΣkSJ,kΦJ,k(t)+ΣkdJ,kΨJ,k(t)+ΣkdJ-1,kΨJ-1,k(t)+…+Σkd1,kΨ1,k(t)(11)还可以表示为:f(t)=SJ+DJ+DJ-1+…DJ+D…D1(12)其中SJ=ΣkSJ,kΦJ,k(t),Dj=Σkdj,kΨj,k(t),j=1,2…,J定义一个信号f(t)的多分辨分解为:SJ-1=SJ+DJ其中,SJ对应于最粗的尺度。通常有:Sj-1=Sj+Dj{SJ,SJ-1,…S1}是函数f(t)精细水平递增的多分辨逼近序列,相应的多分辨分解为:{SJ,DJ,DJ-1,…,Dj,…,D1}。尺度2j是分辨率2-j的倒数。为了从多分辨率的时间尺度视角认识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规律,我们以省级行政区域为特定的空间尺度,在参考有关研究文献[26,27]的基础上,选择Symmlet作为基小波,以sym8为小波函数,分别在不同分辨率水平(时间尺度)下,对Theil系数T指标序列进行小波分解和重构。

3结果与讨论

3·1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尺度

3·1·1Theil系数及其一阶段分解结果以省级行政单元为基本空间单元,按照可比价格折算的GDP数据和人口数据,运用Theil系数一阶段分解方法,计算出了1952~2000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三大地带间差异的Theil系数。分别给出了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三大地带间Theil系数的自然对数值,它反映以省级行政单元为基本空间单元的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三大地带间相对差异的变化趋势,即:1952~1978年期间,除了几个数据异常的“”外,基本上呈扩大趋势;1979~1990年期间呈缓慢的缩小趋势;而1991~2000年期间又呈缓慢的扩大趋势。这就是说,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对于短期或局部地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但是不能左右长期发展趋势。Theil系数的一阶段分解,在省级空间单元上,从地带构成和地带内差异的变化来揭示差异变化的原因。也揭示了省级空间单元上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差异变化的地带构成以及三大地带间和每一个地带内差异的变化过程。显然,东部(地带内)差异的变化趋势和全国差异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中部(地带内)和西部(地带内)的相对差异一直较小,而且变化趋势较为缓慢;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一直在增大,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三大地带间的差异逐渐扩大。为了揭示它们之间变化趋势的相关性,我们进一步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三大地带间的Theil系数,两两之间计算了Kendall’stau_b相关系数,并且以显著性水平α=0·05进行双侧检验。结果发现,全国和地带间、东部和地带间、中部和地带间、东部和中部达到高度显著,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高度线性相关的关系。这就表明,全国和地带间、东部和中部的省间经济差异相对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而东部和地带间、中部和地带间的省间经济差异相对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反。

从贡献率看,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对全国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一直处于缓慢下降(从1978年的72·63%下降到2000年的49·45%)趋势,中部和西部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分别从1978年的7·57%和2·11%下降到2000年的2·24%和1·72%);而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对全国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则从1978年的17·68%快速上升到2000年的46·59%。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对中国总体差异变化的贡献越来越大,全国总体区域差异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源于三大地带间的不均衡发展。其中,东部各省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省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对全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显著,而中部和西部各省区之间的经济发展较东部均衡,对全国整体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事实上,1978年以来,三大地带间人均GDP的绝对差异一直存在而且差异不断拉大,其中1990年以前差异增加缓慢;1990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软着陆成功,进入全面加速发展的阶段,三大地带间的绝对差异也增加迅速,东部同中西部的人均GDP迅速拉开距离,西部地区不但同东部地区的差异急剧拉大,同中部地区的差异也逐渐增加。1990年以来三大地带间的区域差异水平快速扩大,对全国总体区域差异的贡献率高达60%以上,说明我国整体区域差异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源于三大地带间的不均衡发展。并且东部地区差异对于中国整体区域差异的贡献率始终高居不下,而中部、西部的贡献率则相对较低。

3·1·2Theil系数的二阶段嵌套分解结果我们以地级行政单元为基本空间单元,运用Theil系数二阶段嵌套分解方法,分别计算1995、1997、1999、2001年的全国总体区域差异及其各分解组分的Theil系数T指标和Theil系数L指标,结果如和所示。由和可知,省内差异对于整体差异的贡献率很高,四年中均达到50%以上,三大地带间次之,三大地带内的省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低。比较这四年的计算结果可知,在三大地带中,衡量省际差异的Theil系数T和Theil系数L,东部最高,而且它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也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这说明东部各省份之间发展不平衡,省际差异较大,而中部和西部各省份之间发展相对均衡一些,这和一阶段Theil系数分解结果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从Theil系数的二阶段嵌套分解结果来看,省内差异是构成全国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于全国总体差异的影响比地带间差异和省际差异显著得多。考虑到这四年全国的差异水平变化不是很大,以2001年的测算结果(),对三大地带内的省际差异和省内差异进行具体分析。东部各省份的省间差异及其贡献率均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这说明东部各省份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表现得最为显著。需要指明的是,贡献率指标的计算是以GDP比重加权的,因此经济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贡献率体现出来。由于中、西部省份的GDP占全国的份额普遍较低,因此即使其省内差异较大,但从整体上说,它对全国整体差异的贡献率并不高。相比较而言,东部各省份的Theil系数T指标普遍高于中、西部各省份,再加上东部各省份GDP占全国的比重较大,因此其省内差异对于全国总体区域差异的贡献率也大大高于中、西部各省。

从可以看出,东部各省的省内差异加上东部地区的省间差异,对于全国总体区域差异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一半,高达51·6%,而中部则相对低得多,贡献率为12·9%,西部最低,仅为9·2%。在东部,Theil系数T指标,广东最高,远高于其他省份,最低的是河北,次最低的是浙江。从贡献率上看,广东和江苏两省的贡献率远高于其他省区,广西为最低。广东和江苏都属于“富省有穷地”的发展状况,省内各地(市)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而浙江和广西各地(市)经济发展得比较均衡,当然浙江各地(市)的发展水平普遍高于河北,这也可从贡献率体现出来。实际上,江苏的苏南地区的外向型经济近年来发展迅速,与浙江经济发展相比,江苏省内发展的不平衡较为突出。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相反,以“温州模式”为典型代表的“浙江模式”的优势得以发挥,民营经济为主的浙江经济异军突起。由此使浙江经济后来居上,人均收入先超越江苏(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超越广东(20世纪90年代后期)而上升至全国各省域经济第一。在中部,Theil系数T指标,黑龙江最高,其他各省份之间则差异不大。从贡献率看,省内差异贡献率最高的也是黑龙江,最低的是内蒙古。这说明黑龙江省内各地(市)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在中部相对比较突出。总体来说,中部各省以及省内各地(市)虽然普遍经济水平不高,但是发展较为均衡。在西部,TheilT指标,云南最高,最低的是西藏。从贡献率看,最高的是四川,其次是云南,最低的则是西藏。这说明新疆区内各地(市)发展很不均衡,甘肃和云南省内的不平衡发展状况也比较明显。由于云南省整体经济水平相对较高,贡献率仅略低于四川。

对全国各省份的省内差异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同样是东部地区,广东省的Theil系数T指标在全国范围内最高,而浙江省则较低,从计算指标中易见原因。广东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市)的人均GDP比最落后的地市高出40多倍,而在浙江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市)的人均GDP水平只比最低的地(市)高出3倍。从Theil系数T指标来看,无论东部还是西部,都有较多省份省内发展不平衡,而中部则相对均衡。将全国各省份的省内差异对于全国的贡献率进行比较,贡献率最高的是广东,其次是江苏,接下来是黑龙江、四川、辽宁、山东。贡献率最低的是西藏,次最低的是青海,再接下来是宁夏、内蒙古、贵州、山西。说明东部各省份的省内差异对整体差异的影响远比中西部显著,而西部则较中部更不明显。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中,由于Theil系数L指标是按人口加权计算得出的,它反映在中西部人口比重较高的省份,对于全国整体差异的贡献率增高,而东部一些省份的贡献率有所降低。虽然部分省份的Theil系数L指标的大小与Theil系数T指标有一定差距,但衡量全国各省份的省内差异程度大致是相同的。

3·2中国区域差异演化过程的时间尺度

对于全国的Theil系数T指标序列(1952~2000年),在分辨率水平S4,即16(24)年的时间尺度下,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过程基本上服从威廉姆逊的“倒U型”曲线规律,如(a)所示。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域差异趋于扩大,在后期阶段趋于缩小。然而,如果把时间尺度缩短到8(23)年,即在分辨率水平S3下,这个“倒U”型曲线就变成了由若干“倒U”和U型曲线首尾相接的“复合倒U型曲线”,如(b)所示。从(b)可以看出,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化具有阶段性的特征:从1952年开始,中国区域经济差异逐步扩大,在1958年和1959年,Theil系数T指标达到局部极大值,也就是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在(1958~1960年)时期扩大了;由于1961~1966年是经济恢复时期,区域差异开始缩小,Theil系数T指标在1965达到局部极小值;(1966~1976年)期间,区域差异又在扩大,Theil系数T指标在1976年达到局部极大值(同时也是全局极大值);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大致在1978~1990年期间),区域差异又在缓慢地缩小,Theil系数T指标在1990年达到局部极小值;而1990年以后Theil系数T指标又开始缓慢地增大。整个变化过程,包含了杨开忠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研究结论[15],即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过程以1978年为转折点,大致呈现“倒U型”曲线;同时也包含了宋德勇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研究结论[18],即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过程以1990年为转折点,大致呈现“倒U型”曲线。我们的研究则表明,杨开忠和宋德勇的研究,揭示的都是较小的时间尺度(23年)上的两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杨开忠所发现的以1978年为转折点的“倒U型”曲线和宋德勇所发现的以1990年为转折点的“倒U型”曲线,分别是(b)中“复合U型曲线”上的两个“倒U型”段落。同样,如果继续把时间尺度缩小,譬如缩小到4(22)年,则可以进一步看到“复合倒U型曲线”上的更多细节。

给出了在分辨率水平S4和S3下,东部Theil系数T指标的时间序列(1952~2000年)。可以看出,在分辨率水平S4,即16(24)年的时间尺度下,东部的省际差异的演变过程也基本上服从“倒U型”曲线规律,如(a)所示,如果把时间尺度缩短到8(23)年,即在分辨率水平S3下,这个“倒U型”曲线同样也变成了一条由若干个倒U和U型曲线首尾相接的“复合倒U型曲线”,如(b)所示。同样,在更高分辨率(譬如1/22)、更小时间尺度(譬如22年)下,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比较和,可以发现,在相同分辨率水平,全国差异与东部差异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只是细节有所不同。在分辨率水平S4下,比较和中的两条(a)曲线,可以发现,东部省际差异的变化过程与全国趋势基本一致,基本上也服从“倒U型”曲线,所不同的是,东部Theil系数T指标的下降速度比全国快,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向沿海地区倾斜,使沿海地区比其他地区发展更快的缘故。在分辨率水平S3下,比较和中的两条(b)曲线,可以发现,测度东部省际差异的Theil系数T指标的时间序列,在23年时间尺度下,也是一条由几条倒U与U型曲线相接而成的“复合倒U型曲线”。也就是说从23年时间尺度水平来看,东部省际差异的变化趋势和全国的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的差异一直都在缩小。同样,在不同分辨率和时间尺度水平下,对中部和西部Theil系数T指标的时间序列,用sym8做小波分解与重构,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在同上的低分辨率、大时间尺度,它们基本上呈现为一个“倒U型”曲线;但是在高分辨率、小时间尺度,它就变成了一条“复合倒U型曲线”。

4结论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基本结论:

(1)Theil系数第一阶段分解的结果表明:从省级行政区域单元来看,东部省际之间差异的变化趋势和全国的变化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中部和西部省际之间的差异一直相对较小,而且变化趋势较为缓慢,但是三大地带之间差异一直在增大。从贡献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对全国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一直趋于缓慢下降趋势,中部和西部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而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对全国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则快速上升。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对中国总体差异变化的贡献越来越大,全国总体区域差异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三大地带间的不均衡发展。

(2)Theil系数第二阶段分解的结果表明:从地级行政区域单元来看,省内差异是全国整体差异的重要构成部分,省内差异对于全国整体差异的贡献比三大地带之间差异和省际差异的贡献显著得多。其中,东部各省份的省内差异对全国整体差异的影响远比中、西部显著,而西部则较中部更不明显。可见,一味片面强调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是失之偏颇的。如果将区域政策的调整仅仅着眼于缩小地带之间和省际差异,那么对于缩小全国整体差异可能并不会起到如期的功效。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应该在认识省际差异、地带差异的同时,真正认识和重视各省份的省内差异,由此制定出相应的、更为得力的政策和措施,从而使中国朝着全面小康的均衡化方向发展。

(3)对于特定的空间尺度上(譬如省级行政区域),在低分辨率、大时间尺度水平上来看,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过程,基本上服从威廉姆逊的“倒U型”曲线规律;但是在高分辨率、小时间尺度水平上来看,它就不再服从“倒U型”曲线规律,而呈现为一条由几若干个倒U和U型曲线首尾相接的“复合倒U型曲线”。

总而言之,时空尺度是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对此的探讨也是初步的,譬如,更小空间单元和更大时间跨度上的数据匹配问题、建模和分析技术问题、在各种时空分辨率尺度下区域差异变化及其原因问题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