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分化与政治稳定的流动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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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经济分化带来的多种包容和并存

（一）“勉强维生”的村庄集体经济与经济能人的共生

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提高村民劳动积极性、激发农村经济活力的同时，也使农村集体经济逐渐的解体，农村的村庄政治与经济开始逐渐分离，村庄的政治发展失去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虽然成就了村民收入水平的成倍递增，但是也使得农村集体收入进一步缩减，造成村庄集体经济的“空壳化”。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缺乏有效的经济支撑下，村庄的各项事业陷入停滞状态，村庄政治难以正常的运转、不稳定因素不断积聚。然而，在笔者J村的调研中却发现，尽管J村集体经济陷入空壳，集体收入十分微薄，但是村庄的各项公共事业还能够“基本”运转，村庄政治并未出现较为大的波动。2010年J村年收入是12300元。主要分为来自于发包租赁的8300元和上级拨款4000元。J村会计及村支书称税费改革后J村的收入主要来源就是村里的几间房子的出租。J村的全部用收入刚刚满足给村组干部发放误工补贴。通过对J村十五户村民的调研，发现J村村民打工收入大致在每月1500元左右，而J村村干部月收入即误工补贴仅为400-500元。在J村全体村民中，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及以上的仅有1户，其家庭住房、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处于显赫地位。J村政治能人工作收入上的“捉襟见肘”与J村经济能人的显赫一方形成鲜明对比。因此，J村内政治能人与经济能人在村中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及社会事务上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就很值得去探究。事实上，J村政治能人手中掌握着很多政策性信息，如小额信贷、良种补贴等，而这些信息不是普通村民所能够掌握的。正是这些灰色信息给予政治能人以政治资本，进而转化为其人际处理的资本之一。如J村获得小额信贷的村民主是村干部的亲朋好友。对于J村中的经济能人而言，伴随其经济地位的提升还有其受关注度，二者的勾连源于J村稳定和J村发展的需要。如J村公共服务的构建需要村民集资，做好村庄经济能人的工作则能对其他村民的起到良好的带动效应，而经济能人也会借助村干部所提供的信息得以更好的营生。当然，二者并不是完全相融，决定其融合度的关键因素是双方给予对方信息的经济价值或政治价值的大小，即以“理性人”的角色来思考各自的利益。

（二）“小打小闹”的散户与“有序合作”的并立

就土地收益而言，J村淮山年产量约为4000斤，按照市场均价5元每斤计算，一亩淮山的经济产值约为20000元，除去农药、化肥、电力和种子等生产成本，普通村民种植一亩淮山的年收入为5000-8000元。J村村民W某于2009年耗资120多万成立特色淮山经济合作组织。该组织的分工是1人负责搜集信息，1人负责寻找销路，另三人负责产量的达标及其他协助工作。由于该组织分工与合作进行的比较隐蔽，以致除J村村委成员外其他村民对此毫不知情。而该组织所生产的特色淮山的市场均价高达6元左右，其年经济产值比一般淮山高出4000元。此处对比仅是在一般淮山畅销的情况下，若市场不景气其他村民只能望“市”兴叹，而合作组织却可以运用市场上的信息进行优化处理。因此，合作组织的村民与分散化的其他村民之间的经济收入存在很大的差距。J村人均耕地仅为0.5亩，有限的土地导致依靠土地所获取的经济收入并不大，加上外出务工潮流的冲击，部分村民为了专心务工便将土地转包给合作组织成员，拥有土地的基数因此拉大，土地的经济收入也与此剧增，而且合作组织成员对其内部信息的隐性化处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隐蔽了他人的注意，因此，土地造就的经济收入差异得以认可。

（三）“分化悬殊”的家庭收入与心理平衡的融生

J村贫富分化显著，受访的15户村民平均务农年收入约为20017.89元，平均务工年收入约为34109.09元，每户平均年总收入约是60896.67元。务农收入的差距主要是由于耕地面积的多少而造成，务工收入的差距主要是由于劳动力的多少而造成。笔者对J村村民年总收入进行分层统计，发现年总收入在15户村民均值年总收入以下的有8户，占总样本量的53.3%；村民年总收入在15户村民均值年总收入以上的有7户，占总样本量的46.7%。总之，超五成村民年总收入处于平均值以下。此外，村民年总收入最低为20000元，最高为138000元，差值为118000元。由此可见，J村贫富分化倾向很严重。此外，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年总收入高且不是靠外出务工所得的村民收入来源主要是搞养殖以及规模化种植。在走访村民时，笔者注意到，有的村民一家几口人蜗居在两小间平房中，而有的家庭则至少盖三层楼，有的还添置现代化的室内设备。但是，这种经济差距并未造成村民之间的不平衡心理。究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务工收入对于家庭收入的重大贡献使得村民认为，只要家里劳动力多，经济条件自然会好；二是只要自己有能力，经济条件也会提升。因此，经济差的村民将自身的状况归结为自己家庭劳动力不足或者自身能力不强等自身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发现，村民交往的原则是亲朋好友的联系机制，即有困难或者有致富之路等等问题或信息均以自身为中心，然后以亲朋好友的圈层往外扩散，这种无意识的交往原则所产生的重要后果是村庄贫富分化呈现圈状发展，即经济实力强的村民其关联度高的人的经济实力也相对较高，如上文中的合作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家族组织，村中的养殖大户也是家族组织。这种互助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同圈层村民之间的好感。而外圈层的村民也会以自己对自身所处圈层的经济能人的了解及尊重来看待其他圈层的经济能人，进而不同圈层之间的分化状况并未引起处于边缘地带的贫困村民的仇富心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J村贫富的分化在不断扩大，但是J村的政治运行是稳定的。而这就与我们所熟知的贫富分化会造成政治不稳定的观点不同。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传统关于农村政治稳定与经济分化的关系研究，其主流观点要求我们从村庄外部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认识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在，并将这种矛盾与冲突的解决机制定位在村庄民主机制的建构上。事实上，这种研究思路导致我们忽视了农村内部固有结构的韧性以及对相应矛盾与冲突的吸纳与处理能力。撇开民主与自治，笔者发现在经济分化的J村内部存在另一套内在的利益平衡与消化机制。这种机制一定程度上可能与民主相悖，一定程度上可能与理论常识相左，但是这样一套机制或者说一套生活与内在治理逻辑确实存在着。

二、农村经济分化与政治稳定的内在平衡机制

J村经济分化与贫富差距的扩大并没有对政治运行带来挑战，与我们的理论常识相反。J村的政治运行相对稳定，这种稳定不是建立在良好的民主调节机制上，也不是建立在均衡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机制上，更不是建立在外部政府与严密管控与政治精英的威权治理上。那么经济分化与政治稳定之间是如何在实现平衡与共生的呢？笔者通过对J村的研究发现经济分化与政治稳定的内在平衡机制包括层面:

（一）村庄政治的“神秘性”

对于80%的J村村民而言，村庄政治生活离他们是遥远的。村庄政治情况的信息的不透明、信息传播的有限性，使得村民对于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既充满困惑，又不想介入，于是这种带有神秘性的村庄政治色彩使得村庄政治的情况基本上掌握于村委干部手中，其基本运行的状态取决于村委会干部的上下连接能力。而村民作为直接利益的追求者往往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获取可观的货币收入上。正式的政治过程与运行村民并不想直接接入，除非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这就给村委会政治创造了“神秘”的可能性。也正式这种村民自己不愿揭开的“神秘”，使得村庄政治与村民经济生活之间划清了界限。关键是村委会干部如何对上与对下，以及村民自身如何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

1、村委政治“上”与“下”的勾连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村委会职权来源于村民的授权，因此村委会干部必须对村民负责，代表村民的利益。而在现实中，村委会干部的权力不仅仅来源于村民民主化的授权，同时还来源于乡镇的授权。村干部的行为动机同样来源于经济利益的结构安排，并受政治关系结构的限制。经济利益最明显的来源于工资结构，而政治关系结构则要一方面服从上级的任务安排，另一方面又不能碰触村民的现实利益结构。正如J村村支书坦言，由于自己的工作收入一部分来源于乡镇，一部分来源于村庄，因此，在工作中不得不双方面考虑，而不是单纯的“唯上”或者“唯下”。具体而言，在处理上级布置的任务时，村委可以权变处理，而其如此做的思维逻辑就是“我还有部分收入是村集体给的”；在协调村民之间矛盾受挫时，村干部有上级做后盾的形象也源于绩效工资的发放。可见，双层的经济利益来源构成是村两委角色尴尬的主要原因。但是，正是这种尴尬的角色，使其既不能盲目的跟“上”，也不能随意的待“下”，而是综合考虑，尽量做到“上”与“下”的合理勾连。而正是这种合理勾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下不一致的政治压力，使得J村政治呈现稳定趋势。而另一方面，在J村村干部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两种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一是乡镇政府的管控政治利益结构，二是村民的家户利益结构。在J村，村干部作为这两种利益结构的协调人与中间人，一方面尽量保持乡镇政治利益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又不碰触村民切身的家户利益，并在家户利益结构之外寻在上下之间的利益平衡点。

2、村民政治“无利可图”的冷淡相对于村庄政治，村民政治显得相对简单。对于村民来说，其主要的行为动机是如何获得较多的货币收入，村民的更多的是追求一种行为发生或者事件的参与能够给自身或者这个家庭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对于村庄政治或者村级民主并不是十分热情，他们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赚取货币的实践中。政治对于他们而言是无利可图的，因此对于日常村庄政治而言他们是冷淡的，甚至是不愿意参与，觉得浪费时间。在调查中发现，80%的J村村民对村级事务并不知晓也不愿意知晓。村民这种政治冷淡，一方面为村干部协调上下级关系留足了空间，另一方面也从静止而非发展的层面促进了村庄内部政治的稳定。与此相伴随的更为重要的层面，村民将经济生活剥离于政治生活之外，村庄政治与村民经济生活之间不存在利益上与结构上的硬性关系。在大多数村民看来，村里的事实村里的事，他们说不上也管不上。而自家经济上事情，那也是村里管不了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相对独立，也使得村庄内部经济分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不至于从家庭层面上升到村庄治理层面。当然，村民并不是无法参与村庄政治，更不是对村庄政治一无所知，相对而言，村民对于村庄政治的运行规则比较清楚，只是不想越界，正如有些村民所言“不想管那个闲事”。可以说，村庄政治的神秘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村民冷淡的一种表现，而不是真正的神秘。

（二）村民生存的可流动性

传统村民的生存主要是以村落空间为范围，村民生存与生活依附在土地和农业上。这种静止的生存模式将村民主要的视野和关系网络集中在村落空间内部，因此，农业、村民与村落政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废除农业税以前，农村政治主要是和农村经济挂钩的，村民的家庭利益与村落的政治利益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村民的生存状态与村落的政治生态是密切关联的。伴随着大规模村民流动的出现，村民的生存视野与经济活动范围发生了变化，生存具有了可流动性，生存的压力与矛盾也开始从村落空间转移到村落以外的空间，尤其是农业税的废除，使得村民的经济生活与村庄的政治结构逐渐划清了界限。

1、土地经营思维的转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村民问题,村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土地制度。村民承包的土地,具有生产资料、家庭财产、生活保障三种功能。村民这一头,因为土地是村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村民有了这块地就会天下太平了。正因如此，土地矛盾曾是J村村民爆发起义的重要原因。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土地的生存保障作用是否依旧为村民经营土地的首选呢？土地的运用逻辑是否发生变化了呢？土地矛盾是否依旧是社会隐患的重大因素呢？是否会再次引燃社会矛盾呢？事实上，在没有涉及到外部开放的条件下，土地矛盾在J村已经无法构成村庄政治的威胁，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村民土地经营思维的转变。以往在J村，土地的规模以及土地经营的好坏是决定村民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在土地经营过程中，围绕分地、土地边界、水利灌溉、交公粮等产生过一系列的纠纷与矛盾，村庄政治稳定的也主要围绕这些问题形成自身的结构与状态。伴随着农业税的废除，以及外出务工经济的出现，传统农业已经不再是J村村民年总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通过对15户村民的调查，发现除一户未从事农业生产外，其他14户均种植一季水稻，且无出售粮食的现象。J村村民将经营视野集中在经济作物上，在J村一亩水稻除去成本以后的年收入约为400-500元，而一亩普通淮山的年收入约为5000-8000元，由此村民的种植习惯由传统的两季水稻变为一季水稻一季淮山。同时种植思维转移到家庭内部，即家庭成员如何管理与经营的过程，在土地经营层面家庭与家庭之间也划分了界限，经济分化结果具有内向化的过程，由此产生的贫富分化与村落和其他家庭之间没有关系，而是家庭内部经营的结构，进而将经济分化的矛盾与冲突化解了。

2、非农产业的吸纳从调查的情况来看，J村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并非来源于传统农业，剔除依靠种植淮山的村民，J村村民的经济收入与经济分化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调查数据显示89%村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务农收入，而这部分村民家庭经济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外出务工，也就是说村民的生存状态不再局限于村庄内部，其生存的矛盾和冲突也主要不是由村庄治理造成的。生存的流动性主要来源于外部市场经济的繁荣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而在外部生存经营中，村民的经营状态主要依赖于自身，而不是村庄的关系结构和政治结构。由此改变了村民对于自身经济能力与家庭经济状态的认识，如村民访谈中所言“谁有本事，谁就可以过上好日子，自己没本事，也就不能怪别人，哪还能嫉妒那些富人。”这也是大多数村民对待村庄贫富分化的态度。而村民之所以有着这样的态度，其进一步的原因是在于“只要能动，出去打工也饿不死的”。可见，非农产业的吸纳并非单纯的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舒缓了村民的生存之忧，即没有土地了，只要有劳动力他们依旧可以很好的生存。所以，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可流动性在疏导着的经济利益矛盾以及村庄内部的治理矛盾。所以，非农产业的吸纳机制是经济利益矛盾疏导的关键点。它是村民心理自我调节、寻求新出路的重要标杆。这也是，J村经济分化未能导致政治不稳定运行的主要原因。

（三）村民联络的圈层性

在分析J村村民家庭收入差距显著的现状时，笔者发现村民无意识形成的交往原则在消解不平衡心理有着重要作用。而这种交往原则呈现出明显的圈层性。圈层内部的辐射与带动效应一方面平衡者经济分化带来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也通过关系辐射与带动逐渐改善经济条件相对价差的村民的生存状态。同时，不同圈层内部由于圈层的相对稳定以及界限的相对清晰，使得不同圈层内部的村民有着自身的不同打算和生活。圈层彼此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其利益结构也是相对独立的，这就形成一个圈层内部的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不会对其他圈层的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产生威胁。而圈层内部的经济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圈层内部的关系互动得到逐步的改善。

1、圈层的外部化传统J村的圈层结构是内部化的，具体表现为不同的圈层往往被局限于村落空间内部，而村落空间内部的资源又是有限的。如为获取较多的政治资源与土地资源，导致村落之间不同圈层之间矛盾与冲突的不断升级。伴随着农业税的废除以及外出务工经济的发达，圈层之间的资源争夺逐渐消失了。相对而言，圈层内部的家庭与村民将经济资源的获取外部化了，通过外出务工、自身创业以及技能提升等在村落的外部空间寻找新的生存出路。由此，圈层之间的利益争夺也慢慢消失，村庄政治也越来越趋于稳定。同时，圈层的外部化，使得圈层内部不同家庭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经济收入逐渐提高，圈层内部的经济分化逐渐加剧。但是，由于圈层内部是一个小的关系网络与互助团体，圈层内部之间的带动效应也逐渐形成，这就形成了圈层内部经济分化的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一方面使得被帮助者易产生对给予帮助者的感激心理及对对方的能力的认可心理；另一方面，在贫富互助下，被帮助者的经济状况一般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这会使得同一勾连网络的贫富分化不是特别明显。同时，对于同一网络中富有者的感激及敬佩心理，使得处于经济劣势的村民将原因更多的归结为自身，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对其他网络中比自己经济条件好的村民的不平衡心理。

2、圈层界限的清晰化伴随着J村圈层外部化同时出现的是圈层界限的清晰化，这种清晰化集中表现为不同圈层的利益结构是不同的，他们分别具有自身得以存在的圈层内核，如淮山种植、卡车运输、衣服销售等。这些圈层之间的利益结构也是不冲突的，他们分别从事着不同的行业。行业的不同由此造成经济收入的不同，也就形成了我们明面上所看到的经济分化。但是这种经济分化之所以没有产生对村落政治运行稳定的冲击，关键就在于这些经济分化的出发点不同，产生的空间不同，利益结构不同，由此形成了清晰的圈层利益界限。如J村的调查中，从事淮山种植的往往以经济合作社的几个大户形成的圈层为主。还有几家从事火车运输的，而他们之间又是亲戚关系。在外务工的有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城市，如去上海务工的多是亲戚关系或者熟人关系，某一个人立足脚之后逐渐带出来关系链上其他成员进入。在无锡从事衣服销售的三家人，也是亲戚关系。总的来说，圈层界限的清晰化以及异质化，使得村庄内部的经济分化不至于形成治理危机。而那些留守在村庄的传统种植村民则成为经济分化的最底层链条，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自己没有本事，与他人无关。同时，圈层界限的清晰化与异质化也是的圈层之间的经济分化与贫富分化不至于产生矛盾与冲突，因为彼此之间所消耗和使用的不是同一空间内部的同一资源。而圈层内部的经济分化在圈层关系的约束下和圈层的带动作用下，也不会形成治理危机以至于对村庄的政治运行产生威胁。

三、结语

笔者通过对J村的调查，分析其村庄政治运行和村庄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平衡机制的。发现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不断推进，要想协调好农村的经济分化以及农村政治稳定二者的关系，必须要把村庄内部以及更主要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之中。村庄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已经不再取决于一个圈层或者某个领域的单个影响。影响因素的多元和发展空间的拓展，对于村庄的治理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撑或者法律保障，因而，村庄治理已经变成了国家治理，现有的农村经济分化产生的矛盾也需要国家从更广阔的公共政策层面加以消弭。从这一层面来看，未来中国农村治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落治理，而是更高层次的国家治理。村民的政治视野不再是村落政治，而是国家政治。（本文来自于《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唐鸣李哲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