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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中国农村,我前几年因做中西农村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接触了一批资料,结果印象和感触都很深,其中之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上下对农村的热情关注以及各种形式的农村调查研究,现在似有必要做一扼要归纳与评述(注:新中国诞生于一场新式的农民革命中,而这场革命的社会内容,至少对占中国绝大部分空间与人口的农村而言,就是。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实践,而且过程中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和研究,以及过程中逐村逐户地丈量、分配而形成的土地资料和农户分析资料,也是中国经济史上最具开发价值的信息宝库。不论就其社会价值还是学术价值而言,大概是现存旧中国农村研究的任何资料都无法比拟的,需专文另论,此处不表。)。
20年代至30年代,尤其是1925—1935年的10年间,中国掀起了一股对农村社会经济颇为关注的热潮。农村问题不仅经常见诸书刊报端,而且还第一次出现了用现代方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群。到农村参加调查研究或实施某种“建设”的人们,不仅有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还有政府机构和外国学者。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情况日形严重,出于对农村前途的关注而调查农村;二是西方的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秀才不出门”的传统学术作风发生变化;三是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争论的表现和反映。例如,轰动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五四”以来关于“孔化”还是“西化”、“农化”还是“工化”争论的继续,乡村建设运动很像是中国式的“民粹运动”。又例如,陈翰笙先生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为了以事实来阐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与第三国际和国内取消革命的托派进行斗争。国民政府此时也开始进行农村调查,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并成为国家统计工作的一部分。外国人的农村调查,尤其是日本人“满铁”的调查,则有明显的政治背景。总之,风行于30年代的农村调查各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目的,不可一概而论。不过,无论如何,客观上或为旧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造作出尝试,或为日后的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值得我们作一较系统地回顾与分析(注:钱俊瑞同志1981年口述写成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一文中提出,30年代中国农村问题大约有如下流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张农村已资本主义化的托派,金陵大学的卜凯组织的大规模农村普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国民党政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
【内容提要】农村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广阔、最深厚的基础,因此关于农村调查及发展研究倾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血。20世纪上半叶尤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主要有: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区以及社会学家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陈翰笙领导的保定、无锡农村重点调查和全国性抽查;国民政府首次以国家机关名义进行的农村经济普查与定期统计。此外,还有南京金陵大学美国人卜凯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和日本人“满铁”的华北农村调查。这些农村调查的目的不一,深浅有别,但客观上都为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