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特征的旅游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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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经济的空间特征

1．方法笔者首先运用ArcGIS软件分析旅游业发展的空间特征，然后运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揭示各省域间旅游经济的空间关系。空间探索性分析(ExploratorySpatialDataAnalysis，ES-DA)是一种分析空间相连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基于样本数据驱动的分析，在没有先验的理论假设下，通过作图、制表、方程拟合、计算特征量等手段来了解被观察单元在空间分布、空间结构以及空间相互影响方面的特征;它的优点在于可将具有相同或相异属性值的地区以图像化的形式展示出来，并把空间关系分为空间全局自相关和空间局部相关两个部分，来揭示空间效应中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常用测度空间关系的指数有Geary’指数和Morans’I指数，笔者采用Morans’I指数，取值在［－1，1］之间，若Morans’I指数为负，说明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呈离散状，若为正则呈集聚状，若为0，则不存在空间相关关系。

2．数据笔者采用旅游总收入作为度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文中数据来自国家旅游局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四川省旅游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各省市统计年鉴(2000～2012年)、《四川省旅游统计便览》、《浙江旅游统计便览》、《湖北省统计便览》。入境旅游收入根据当期年末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汇率进行了换算。

3．旅游业空间特征分析(1)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发展水平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总体聚集与分散、多中心，局部“中心－外围”特点突出笔者运用ArcGIS软件绘制出2000～2012年间各省旅游总收入均值的5级分布图(如图1所示)，显见，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显著。总体上，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符合“腾冲－黑河”人口地理分界线，以东为高发展区，以西为低发展区，大致呈由东及西阶梯状分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区市由南到北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第二级由东到西为辽宁、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第三级由东到西为河北、山西、安徽、陕西、云南;第四级由东到西为黑龙江、吉林、江西、重庆、贵州、广西;发展水平最低的由南到北为海南、西藏、青海、宁夏、甘肃、内蒙古、新疆。就全国而言，旅游经济的空间分布既有集聚、规则的分布，也有随机分布。集聚分布表现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聚集在东部沿海，最低的省份则集聚在西北部;发展水平相近的省份在空间上相邻，如第四级发展水平的黑龙江与吉林相邻、重庆与贵州、广西相邻;规则分布表现为东、中、西部虽呈梯度递减、但东部、西部区内仍然存在旅游经济发展高低相间分布;随机分布则表现在“腾冲－黑河”以东地区，多种分布方式共同存在。由此可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多分布在东部，但西部的四川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多分布在西部，东部的海南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从描述性分析可知，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多样性，空间特征显著，聚集与分散同时存在。无论是高发展水平区，还是中、低发展水平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区皆存在空间相邻的现状;局部既有发展的“中心”也有发展的“凹点”。(2)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空间集群呈增强－降低趋势空间全局自相关揭示的是旅游经济的空间依赖性。根据2000～2012年旅游总收入、以边和点相邻作为空间链接关系(将广西、广东作为海南邻居)，运用GeoDa软件计算出其全局Morans’I指数(见表1)。2000～2012年间，指数值皆为正值，即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意味着在此期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份在空间上表现为集聚状态;其空间相关水平呈现先急剧增强后又有所下降但呈现出较为平缓的趋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聚集程度在2005年达到最高(0.3123)，最低的是2000年(0.2091)。可见，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强的空间全局自相关，即存在很强的空间依赖性。(3)相邻省份的空间关系显著与不显著的数量各占1/2笔者根据旅游总收入绘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分析(如图2所示)。局部空间分析旨在了解某一省份与其相邻省份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是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其分布模式分为4类:高－高、低－低、高－低、低－高。高－高、低－低相关模式指的是某一省份的邻省具有同样的特征，为正相关，表示空间集聚;高－低、低－高相关模式指的是某一省份的邻省与其特征相反，为负相关，表示空间离群。图2显示，旅游经济空间关系的空间聚集与“中心－外围”特征同存;同时，我国部分省区市与其相邻省份空间关联性不显著，部分省份的局部空间关系明显。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相关的省份有上海、江苏，低－低相关的省区从东到西有甘肃、新疆;这说明高发展水平省集聚在东部，低水平发展省集聚在西北;高－低相关的省区仅有四川;低－高相关的省区有安徽、福建，“中心－外围”特点突出，四川省是西部旅游经济的发达地区，安徽、福建是东部地区的欠发达地区;也就是说，四川是西部旅游经济发展的极点，安徽、福建是东部的塌陷点。

二、旅游经济空间溢出效应计量分析

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表明，相邻省份的旅游经济间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这从描述性角度说明，2000～2011年旅游经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溢出效应的大小则要通过定量分析而得。

1．计量模型构建本文旨在分析政府主导模式下旅游经济发展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且从旅游经济系统本身入手。旅游经济系统包含了旅游需求、旅游供给两个方面，具体而言，需求主要指的是可支配收入以及闲暇时间，而2000年以来，闲暇时间并未大量增加。因此，此处的旅游需求主要是指可支配收入;供给主要指旅游资源、旅游接待设施。相关研究结果认为，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区位、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均可对旅游业发展产生影响。产业发展环境反映了政府主导模式的具体内涵，其间主要是制度环境。因此，笔者构建空间面板回归模型考察旅游需求、旅游供给与产业发展环境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Y是各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D是各省的旅游消费需求，S是各省的旅游供给，P是各省的旅游发展环境，ρ表示空间溢出效应，ω表示空间相关关系，Xi，t为一组控制变量，μi为空间随机项。

2．变量说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用各省区的国内旅游收入表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原因在于入境旅游收入受区位和开放程度的影响(广东、上海、北京作为我国重要入境口岸，入境旅游收入远高于内陆地区)，为了剔除由于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的结构差异所导致的不一致，笔者未将各省的旅游总收入作为衡量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旅游产业发展环境:由两个方面构成，(1)旅游交通:交通被誉为旅游业三大支柱，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旅游经济的特点之一是旅游消费者(即旅游者)的空间转移，便捷的交通为旅游者空间转移提供良好的服务，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由本地交通密度即铁路、公路的营业里程除以国土面积表示。(2)税收:用税收占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代表政府对旅游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变量。税收比例越低说明政府支持力度越大，反之则反。旅游需求:旅游者出游主要受闲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约束，因休假制度的限制，大部分旅游者的闲暇时间是确定的，受可自由支配收入的约束更强。由于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数据获取存在困难，本文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旅游消费的指标。旅游供给:由旅游景区点表示，旅游景区点是旅游业的发展基础，是吸引旅游者出游的主要因素。我国存在多种旅游资源评价体系，分别由国务院不同部门进行评价。为了保持评价体系的一致性和避免重复，笔者选择4A级景区和5A级景区作为旅游资源的变量，未将遗产类景区纳入分析，原因在于遗产类景区包含在5A级景区内。由于A级景区体系始于2001年，2000年旅游资源的数据则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优秀旅游城市加总而得。旅游接待设施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它依托旅游景区点的吸引力而存在，因此，未采用旅游接待设施作为旅游供给的变量。控制变量:对外开放水平，由外资酒店固定资产投入与酒店固定资产投入的比例表示，表示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对产业的管制状态;由于对外开放水平部分省份部分年度的值为0，参照刘卫东等的做法，将其赋予一个很小的值10－8;各省区人口总数，用于人口规模对旅游出游率的影响。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笔者利用各个省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收入进行了折算。

3．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面板模型的回归估计包括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方面。由于本文是对我国大陆所有省份旅游经济中的本地消费倾向进行分析，所考察的截面单位是总体的所有单位;同时，旅游经济的两大特点即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和旅游消费者的空间移动，各个地区的地理特定效应对于旅游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采用地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更加合适。对模型进行空间效应检验可知，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依赖性是通过空间误差冲击所致(见表2)，应选择模型(2)，并对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表3中列出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无空间效应项时的估计结果，笔者主要以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将后两者的估计结果作为模型和变量参数是否稳健的参考。从3个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模型与变量参数在统计上具有稳健意义，但变量参数的大小存在差异。(1)旅游需求旅游需求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为1.36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国内旅游需求在2000年以来的旅游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而言，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旅游需求的大小相关;按照国际经验，在人均GDP为1000美元时，旅游需求开始增长，尤其是国内旅游;为2000美元时，国内旅游进一步发展，出境旅游增长;5000美元时则出现城市的度假旅游。2000年以来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也佐证了这一发展途径。如2006年人均GDP2070美元，同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次13.94亿人次，达到国民平均每人出游一次的规模，标志我国进入大众旅游时期;2011年人均GDP5450美元，这意味着旅游需求进一步增加。(2)旅游产业发展环境旅游交通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弹性系数为0.45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旅游经济的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和旅游消费者的空间移动两大特点决定了交通在产业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交通作为旅游业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承载了游客从客源地到目的地往还的运输任务，是客流流向的主导力量之一，这样的矛盾现象集中体现在黄金周出游现象中。虽然有研究表明，交通对旅游业的发展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所采用的计量模型有差别所致。产业发展环境的另一变量税负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现阶段旅游经济发展并未受到政府的制度环境的影响。(3)旅游供给表示旅游供给的变量旅游资源对旅游经济的估计系数不显著。旅游资源作为旅游业的基础之一，主要指的是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旅游的基本内涵是“愉悦”和“异地”(与居住地相异)，只要能够对游客构成吸引力的客观事物皆可称之为“旅游资源”，从旅游的基本意义来讲，旅游资源具有广义性，这也许是以星级旅游景区、国家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旅游城市等国家评定的旅游资源级别、数量来分析旅游资源对旅游经济发展影响不显著的原因。(4)旅游经济空间溢出效应旅游经济从描述性分析中可知旅游经济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计量结果说明，空间依赖性达到0.44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是正向而有益的，即相邻空间的省份(本文指的是边界相邻的省份)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理解为空间示范作用，即一省的旅游经济发展可以带动相邻省份旅游经济的发展，其促进程度为47.4%，这也就解释了旅游经济相似水平发展的省份为什么在空间上出现集聚的原因。

三、结论与建议

尽管旅游业是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日本的经验表明，旅游业可以反哺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扮演调结构、促增长的杠杆角色，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它又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可以调节人的身心，降低现代社会带给个人的负面影响，因此，发展旅游业对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意义重大。“黄金周”以来，旅游经济呈现出“东高西低”、相似发展水平空间聚集、局部“中心－外围”特点突出的空间特征，且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即空间集群)，在时间上体现出“增强－降低”的趋势;旅游需求、产业的发展环境以及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形成这一空间特点的重要原因。2000年以来，旅游经济发展的事实说明政府主导旅游经济发展的有效性，而不断增长的旅游需求是保证政府主导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点;另外，政府为产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基础环境也是旅游经济能够发展的重要保障。笔者认为，政府主导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阶段取得了较好成绩，若要继续以此模式发展旅游经济，必须处理好3种关系，即:旅游需求、旅游需求的地区差异与旅游业发展、相邻省份旅游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环境的关系。具体而言，根据旅游经济发展的特点，中央政府则要掌握旅游需求的规律，合理引导旅游产业的发展与空间布局;地方政府则要因地制宜，考虑本省旅游需求以及相邻省份的旅游经济发展程度，考虑相邻区域的合作，开发本地和相邻省域的旅游消费，低水平省份可以借助相邻高水平省份相关经验，如可采取“邻里模仿”等策略拓展现有的发展方式和路径。而高发展水平的省份则要考虑邻近低发展省份的影响，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保持既有的发展政策之外，还需加强与邻近省份边界区的合作和竞争并继续保持领先发展。不论哪级政府，均要保障旅游经济的发展环境。

作者：向艺郑林王成璋单位：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