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济影响研究进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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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旅游输出成为发达国家平衡外汇收支的重要手段之一，客观上刺激了发展中国家入境旅游的发展[1]，也催生了学术界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研究。1899年意大利统计局的博迪奥（L.Bodio）发表了《外国人在意大利的移动及其花费》从统计学角度评述了旅游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开创了旅游经济影响研究的先河[2]。此后的几十年内，学者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的经济影响进行研究，但终因旅游现象只出现在一定的区域内，没有出现国际化和大众化的趋势，相关研究只是零星出现。1960年代前后，旅游活动在西方国家的迅猛发展，使旅游的经济影响成为旅游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国外旅游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专门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基于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假说的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基于收敛假说的旅游对地区经济均衡增长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始于改革开放。从研究内容和特点来看，其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末期，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发达国家旅游经济的研究成果，阐释我国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特点，以及比较中外旅游发展道路等。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末期至今，学者们开始用定量方法对某一案例地旅游发展对国际收支、就业、税收及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旅游与经济增长的专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探讨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判断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二是探讨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国外旅游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1.1基于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假说的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960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证明了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性，使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3-4]。旅游业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外的国际收支账户中归属国际服务部分，因入境旅游收入具有外汇性质，被看作是一种无形的出口[5]。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假说假设入境旅游从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促进本地旅游部门与国外旅游目的地的竞争，从而提高其效率[6-7]，二是有利于本地企业实现规模经济[8]。如果将旅游看作无形的出口，考虑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入境旅游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推理也并无什么不妥。但正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样，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也存在争议。Ghali非常强调出口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到入境旅游是菲律宾规模第二大且增长速度最快的出口贸易，对1953—1970年间入境旅游对菲律宾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将出口划分为旅游和其他出口两部分，采用线性方程模型探讨在包含和不包含旅游的情况下，出口对菲律宾个人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包含旅游的情况下，菲律宾个人收入总量的增长低了17个百分点，而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低了14个百分点，旅游出口对菲律宾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9]。Tosun基于出口驱动型经济经济增长假说，以土耳其为例，对发展中国家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就绝对数而言，入境旅游发展对土耳其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其影响仍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而且这种影响不稳定，不可靠，有被高估的嫌疑，且在未来很难持久。因此，他认为入境旅游不能被看作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战略的引擎[10]。Balaguer和Jorda基于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假说，提出了旅游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假说，并通过协整及因果检验对西班牙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其提出的旅游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假说[11]。Oh对韩国的实证研究则表明，旅游业发展对韩国经济增长不具有影响力，韩国的案例不支持旅游驱动经济增长的假说[12]。Gunduz和Hatemi-J在分析Balaguer和Oh等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一国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该国旅游业地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及汇率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综合考虑这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土耳其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土耳其的案例支持旅游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假说[13]。此后，许多学者以不同国家为案例地，通过协整及因果检验、VAR模型等探讨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不同案例地国家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如，Narayan和Prasad对斐济[14]、Brida等对乌拉圭和墨西哥[15-16]的研究表明旅游发展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Ongan和Demiroz对土耳其[17]、Kim等对台湾[18]的研究表明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而Nigun对土耳其[19]、Lee对新加坡[20]的研究则显示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针对上述学者的研究，CortesJimenez和Pulina提出旅游不同于传统出口，在探讨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简单套用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做法是不合适的，因此，在综合考虑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假说和旅游驱动型经济增长假说的基础上，他们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出口推动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而入境旅游只对西班牙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21]。Nowak等则认为出口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第一种就是众所周知的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假说，这一机制已被引入旅游，从而形成了旅游驱动经济增长的假说。第二种途径是国外资本品的进口融资，虽然这一途径的重要性已被实证所证明，但仍没有严格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没有被运用到旅游服务出口上。因此，他们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旅游出口、国外资本品进口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理论上，构造模型以考察EKIG假说（出口—资本品进口—经济增长），实证方面，以西班牙为例，利用协整检验和多变量因果检验验证了TKIG假说（旅游—国外资本品进口—经济增长）[22]。

1.2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旅游专业化主要用来反映一地旅游业的发展程度，通常用旅游人数占本地居民的比重、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及旅游收入占出口的比重等指标来衡量[23]。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旅游专业化发展能否促进专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二是旅游专业化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其与国家规模之间的关系。许多研究表明，旅游专业化发展有益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旅游专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一般较非专业化国家要高，另外一些研究则表明旅游专业化发展不但不会促进该国家的经济增长，反而会使其更加贫穷[24]。Brau等通过对143个样本国家15年的观察发现，旅游专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确实高于其他国家[25-26]。Sequeira等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探讨了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认为旅游专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确实较高[27-28]。Paolo和Laura利用150个国家1980—2005年不同时段的数据，探讨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与Brauetal.相反的结论：旅游专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比旅游非专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①。Adamos和Sofronis则认为在旅游专业化水平相对较低时，旅游专业化会导致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由于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最终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小，直至微不足道②。Chang等利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1991—2008年，旅游专业化对亚洲、欧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等许多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利用两个内生的门槛变量14.97%和17.50%将旅游专业化程度划分成三个区间，区间1：旅游专业化水平小于14.97%，区间2：介于14.97%—17.50%及区间3：大于17.50%。然后探讨了不同水平的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专业化水平在区间1和2时，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区间2的影响大于区间1的影响；旅游专业化水平大于17.50%时，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较弱。说明旅游专业化程度不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旅游专业化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29]。

另外，学者们对旅游专业化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其与国家规模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且持不同观点。Brau等认为旅游专业化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不能由曼昆、罗默和韦尔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增长因素来解释，旅游专业化的发展似乎是一个独立的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Copeland和Brau等认为旅游专业化国家的快速发展受贸易条件的影响，旅游专业化的发展必将增加对非贸易品的需求，而非贸易品需求的增加会改善一国贸易条件，从而促进经济增长[30]。Lanza和Pigliaru将旅游专业化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因于拥有丰富的、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具有发展旅游专业化的比较优势。并同时提出旅游专业化国家一般都是规模较小的国家[31]。Brau认为在国家规模小是否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争论中，旅游所起的作用不应该被忽视，一般情况下，国家规模小不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实施旅游专业化的小国家来说，情况刚好相反。Sequeira等的研究则表明旅游专业化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国家规模大小无关，旅游专业化对小规模国家的影响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影响更大。

1.3基于收敛假说的旅游对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的影响

经济收敛是指在一定情况下，落后经济比发达经济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它能够在达到稳定状态时赶上发达经济，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旅游学术界利用这一思想来探讨旅游发展对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影响。Williams和Shaw对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旅游发展能促使财富由北向南、由富余国家向贫困国家的分配，对整个地区经济收敛过程做出贡献。因此，从区域角度考虑，旅游可以使经济发展由工业中心转向欠发达地区，可以作为减少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一种手段[32]。Liargovas等以希腊51个都道府县为案例地，构建旅游发展指数来评估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结论显示，具有较高旅游发展指数的地区能够从社区支持计划获得相对更多的资金支持，即旅游发展无益于区域经济均衡增长[33]。Eugenio-Martin等使用1985—1998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探讨了拉美地区国家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发展能促进中等收入或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对于发达国家却不一定，旅游能促进拉美地区国家经济的均衡发展[34]。Soukiazis和Proen觭a基于收敛假说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利用面板模型探讨了旅游发展对葡萄牙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结果发现旅游发展对葡萄牙地区人均收入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会加速其收敛速度，弥补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使区域经济增长趋于均衡。因此，在旅游业供给能力得以改善的情况下，旅游可以作为促进葡萄牙地区经济增长的另一种选择[35]。而Pessoa对葡萄牙杜罗螺母三地区的研究则表明，由于该地区与外部市场脱离，存在老龄化、外向移民、缺乏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等突出问题，优先发展旅游的战略对区域经济收敛没有太大影响。因此，依靠旅游发展的落后地区，在依靠旅游谋求均衡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其他竞争因素[36]。

2国内旅游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2.1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产业地位的判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增长，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看作新的经济增长点，被许多地方定位为支柱产业来发展①。但如何衡量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却一直颇受争议。林刚等认为，过去人们常用旅游业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GDP是各产业增加值的合计，而旅游收入并非增加值的范畴，不能直接与GDP相比较，因此，用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准确的。基于此，他们利用桂林市旅游业相关产业增加值率，测算了1998年旅游业增加值，计算得出：1998年旅游业增加值占桂林GDP的比重为11%，认为旅游业在桂林具有支柱产业地位[37]。张帆等人基于投入产出表，利用相同的方法分别对秦皇岛和云南旅游业的产业地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两地旅游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超过5%，认为旅游业已成为两地的支柱产业[38-39]。陈雪钧认为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地位的确定需要多项经济指标支撑,一些地方仅凭主观认识或以单一的评价指标来衡量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容易导致旅游产业定位失误。基于此，他以支柱产业的经济贡献标准为出发点，以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需求收人弹性、就业容量、行业关联度四个因子构建了旅游业经济贡献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湖北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旅游业尚未达到支柱产业的标准,可以将其作为“准支柱产业”来培育[40]。

2.2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国内旅游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以划分成两派，一派是中国特色的研究，即通过计算相关系数、弹性系数、贡献率及灰色关联度等指标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国家层面的研究，如吴国新对我国旅游业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旅游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41]。

周四军等通过相关系数及贡献率的测算，表明，我国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42]。而杨智勇的弹性分析则表明，我国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但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大于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3]。也有省际层面的研究，如陶金龙通分析了旅游对GDP的贡献率及与三次产业的关联度，认为苏州旅游业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协调性，旅游业对苏州国民经济的影响效果较好[44]。苏继伟等利用回归模型对1984—2001年重庆市入境旅游对GDP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认为入境旅游对重庆国民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5]。上述研究均显示旅游业发展对国家或省际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力。另一派，受国外研究方法的影响，倾向于利用基于VAR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协整和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及脉冲响应等计量方法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从研究范围来看，有国家层面的研究，如陈友龙等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我国1985—2003年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但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对旅游业的影响[46]。和红等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对我国1984—2004年的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呈现较强的正向交互响应作用，并且从长期来看响应的程度更稳定和更显著。

因此，在发展旅游过程中应采取长期政策，避免短期行为，以保证旅游业持续发展[47]。有省际层面的研究，如赵东喜对福建省1981—2006年入境旅游、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福建入境旅游收入、国际旅游人数、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入境旅游收入受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影响效应大于其自身及入境旅游人数的影响效应，入境旅游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正向作用时滞较长[48]。张伟等对桂林市1980—2006年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表明，桂林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较弱且时滞较长，桂林经济增长对入境旅游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49]。

也有从国家、省际及区域不同层面上进行的比较研究。如庞丽等从全国、区域及省际三个层面上，对我国1991—2002年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全国和区域层面看，入境旅游只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从省级层面来看，只有少数省份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因果关系，且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50]。刘长生同样从上述三个层面出发，同时采用基于个体数据和面板数据的VAR模型的协整检验和格兰奇因果检验,对我国1990—2006年的旅游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从全国层面来看，旅游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和双向因果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但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小于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从区域层面来看，二者的因果关系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性，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远大于“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因果关系正好相反，东北地区为“经济增长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从省级层面看，仅13个省市的旅游业和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大部分省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在影响强度上有较大差异[51]。

从研究内容来看，除了总体旅游业及入境旅游外，国内旅游也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杨勇利用1984—2004年的数据，对国内旅游和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国内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只存在由经济增长到国内旅游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52]。屠文雯等对我1994—2005年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及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则表明，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及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国内旅游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入境旅游间只存在经济增长到入境旅游的单向因果关系[53]。张丽峰对1994—2006年城镇居民国内旅游的研究表明城镇居民国内旅游对GDP和第三产业具有积极的影响，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79%，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加0.85%[54]。

3国内外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观国内外旅游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既有相似，也有差异。相似之处表现在研究的焦点始终围绕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产生影响、影响是大是小、是正是负及二者之间是存在相互影响、还是单方面的影响等问题上。国内外研究均较侧重实证研究，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较为欠缺。研究对象都侧重对整个旅游业及入境旅游的研究，对国内旅游的研究相对较少。

差异之处表现在：从研究时间看，国外研究要早于国内约30年；从研究内容看，国外研究集中在基于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假说的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基于收敛理论的旅游对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的影响三个方面，而国内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旅游产业地位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判断上。从研究层面看，国外研究侧重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国内研究主要侧重国家和省际层面，对区域层面的研究较少。从研究方法看，国外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化，涉及线性方程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协整与因果检验、门槛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等。实证研究中，在模型的选择上注重模型的适用性，在样本点及样本区间的选择上，涉及面广，历时长，研究更为细致和准确。国内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或主要通过计算相关系数、弹性系数、贡献率及灰色关联度等指标或利用协整和因果检验来探讨二者的关系，较少考虑模型及方法的适用性，样本区间较短，影响研究的准确性。从研究的理论性来看，国外研究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研究，而且注重实证与理论的结合，实证研究大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国内研究偏重实证研究，缺乏理论研究，尤其是缺乏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理论研究，现有的实证研究也大都是机械的套用国外研究方法进行，没有理论支撑，研究缺乏深度。国外有关旅游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诸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

综述表明，旅游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历来是旅游学界研究的焦点，而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相关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和完善。旅游对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均衡发展的影响将会成为近期及未来一段时间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