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责任跨国公司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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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软法

目前，国际社会还未形成统一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关于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法律文件。但随着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的日益突出，各国际组织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以借助软法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约束，使其承担相应的人权责任。1.全球契约。联合国是当前国际社会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在推动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发展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199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提出了“全球契约”（GlobalCompact）的概念，重新定义了私营企业与联合国间的关系。自“全球契约”于2000年正式启动以来，已有来自近145个国家的8000多家企业及4000余个非企业成员正式加入了协议[2]。“全球契约”并不是联合国为解决跨国公司问题所做出的第一次努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跨国公司发展巅峰时期，联合国就已经开始关注跨国公司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产生的影响[3]339~357。“全球契约”共提出了十项原则，分为人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反腐败四个方面，其中前两项原则直接涉及跨国公司与国际人权问题①，该人权原则的提出也反映了国际社会承认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应承担人权责任的理论趋势。“全球契约”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全球各企业和组织可以自愿加入。近年来，“全球契约”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建立问责机制框架来保障该契约的完整性，这些举措包括严格的全球契约标识使用政策，全球契约办公室申诉程序以及要求所有参加的企业每年提交进展情况通报等。2《.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以下简称“原则”）（GuidingPrinciplesonBusinessandHumanRights：ImplementingtheUnitedNations“Protect，RespectandRemedy”Framework）的制定可以追溯至2003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属的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通过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人权责任准则草案》（以下简称《草案》）（TheNormsontheResponsibilityof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andOtherBusinessesEnterpriseswithRegardtoHumanRights），该《草案》曾一度被认为是第一部直接赋予跨国公司以人权责任的法律文件。《草案》中将国际人权法中所承认的权利与原则作为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问题中所应参照的标准。由于一些利益相关者对于《草案》中的内容及适用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该《草案》最终被搁置了，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仍致力于寻求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业人权责任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因此，2005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约翰•鲁格（JohnRuggie）作为联合国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着手进行相关工作。经过多年探索与努力，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终于2011年通过了《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并确立了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公司尊重人权的责任和受害者获得补救的三支柱理论基础。《原则》中吸收借鉴了《草案》里的相关内容，并针对不同主体具体规定了相关基本原则和实施原则。《原则》并未创设新的国际人权义务，而是直接来源于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关规定，明确了国家以及工商企业所应遵循的标准和实施办法，并在各项原则后附评论意见，对条文内容进一步进行解释与说明。《原则》虽为软法，但对于跨国公司以及其他工商企业来说提供了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是联合国在企业与人权保护问题上的又一里程碑。3《.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以下简称《准则》）（OECD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是1976年通过的《国际投资和多国企业宣言》的一部分，它最初的目的是通过制定成员国协商一致的国际标准以实现外国投资利益的最大化并降低因对跨国企业施加相互矛盾的要求而产生的风险[4]233。《准则》一开始并未对跨国企业对东道国人权及社会问题产生的影响予以关注，但随着跨国企业人权责任问题的日益凸显，《准则》在其修订过程中对跨国企业遵守东道国相关法律政策规定以及尊重人权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在2000年6月《准则》的修订中增加了独特的实施机制，即要求各国设立国家联络点（NationalContactPoint）以解决争议并对企业行为进行咨询。《准则》在2011年进行了最新一次修订，并在此次修订中增加了新的人权章节。现行《跨国企业准则》所实行的跨国企业尊重人权框架遵循2011年《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中三大支柱理论。除要求企业遵守东道国国内相关法律并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外，《准则》还建议企业通过政策声明以承诺尊重人权并开展人权禁止调查。但是由于《准则》是成员国自愿加入，其所提出的要求建议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国家联络点所做出的决定也无法律效力及强制执行力，因此从性质上更多为经济性决定，而非法律决定。4《.多国企业与社会政策三方原则宣言》。国际劳工组织是联合国中唯一具有三方性结构的组织，并一直致力于解决跨国公司行为中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1977年国际劳工组织了《多国企业与社会政策三方原则宣言》（以下简称《三方原则宣言》）（ILOTripartiteDeclarationon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SocialPolicy），并分别于2000年和2006年进行了修订。《三方原则宣言》包含了一系列一般性政策，其中要求多国企业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适当考虑地方的作法；遵守有关人权和劳工权利的国际劳工标准（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并兑现符合国家法律和已接受的国际义务的承诺。同时还对就业、培训、工作和生活条件、劳资关系等与人权相关的敏感问题制定了具体的指导原则。《三方原则宣言》明确规定这些权利是普遍享有的并且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而适用于所有国家与个人。它对包括移民劳工在内的具有特殊需求的群体进行了特别关注，同时表明仅靠经济增长是不足以保证平等、社会进步以及消除贫困的。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需完全适用《三方原则宣言》中的规定并由政府按时提交相关报告。尽管《三方原则宣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由于其规定详尽且为国际社会绝大部分国家所认可而被认为是目前劳工与人权领域最为完备并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标准。

二、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内法依据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内法依据主要分为东道国法律规制与母国法律规制。前者主要是各国相关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中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规定，当跨国公司违反相关规定时，东道国可以基于属地管辖原则对其进行管制。后者中当前对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规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外国人侵权请求法》。《外国人侵权请求法》（TheAlienTortClaimAct，ATCA）规定在《美国法典》第1350条，它确定了联邦法院在特定情形下对外国人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具有管辖权①。《外国人侵权请求法》于1789年通过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几乎无人问津，直至1980年Filartiga案才正式崛起。1995年在适用该法审理Kadicv.Karadzic一案中美国联邦法院第一次将其对外国人提起的民事诉讼管辖权扩张至非国家行为人，但是各地方法院对于公司是否可以作为国际人权责任的承担主体以及所应适用的标准产生争议。因此，200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Sosav.Alvarez-Machain案，首次对《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表明立场，认为该法不包含任何实体权利，只赋予美国联邦法院受理特定情形下的侵权民事诉讼管辖权[5]。在该案中，作为法庭之友而提交意见的除了代表支持各方当事人的各式各样的团体之外，还包括美国政府、澳大利亚、瑞士等过政府以及欧洲委员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虽然在判决中澄清了一些问题，然而就《外国人侵权请求法》的历史、性质、范围、诉因、合法性、合理性、管辖权、法律选择、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等问题，仍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6]4。尽管如此，《外国人侵权请求法》在之后十余年间仍在一系列跨国公司侵犯人权案件中得以适用，可以肯定地说，该法在其理论与实践上较他国国内法及国际法传统理论与实践已有巨大突破，尤其是域外管辖制度的适用。但在2013年4月1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适用《外国人侵权请求法》提起侵权民事诉讼的又一热点案件Kiobelv.RoyalDutchPetroleumCo.案所做出的判决中认为，美国联邦法院对Kiobel案并没有管辖权，这一判决被学界认为是《外国人侵权请求法》域外管辖制度的终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听证会上要求控辩双方论证联邦法院行使外国人侵权案件民事管辖权的基础。在终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外国人侵权请求法》排除域外适用假设（presumptionagainstextraterritoriality），原则上该法仅适用于发生在美国领土内发生的外国人侵权民事诉讼案件，除非案件本身与美国有足够充分的联系（sufficientconnection）。尽管判决中并未对“足够充分的联系”做出明确规定，但排除域外适用假设在极大程度上限缩诉权，降低了适用该法解决外国人侵权民事诉讼的可能性。对于美国国会制定《外国人侵权请求法》的最初意图并未有相关国会讨论记录。但主流观点认为《外国人侵权请求法》的出台，一方面是帮助新生的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中赢得尊重，另一方面是给外国人提供救济以消除国家安全隐患和发展国际经济贸易[7]62。根据该法规定，联邦法院在原告证明存在违反万国法或美国缔约的条约内容时对人权案件具有事项管辖权（subjectmatterjurisdiction），但从该法管辖权适用的发展来看，目前美国联邦法院对于外国人侵犯人权案件原则上适用属地管辖权，并结合密切联系原则。笔者认为，《外国人侵权请求法》的出台目的在于为外国人在特定情形下的侵权行为提供民事救济，并通过判例法减少各地方法院在审理此类侵权案件中存在的分歧。但由于美国法律制度中原告起诉所承担的风险较小，并易获得惩罚性赔偿，这就使得侵权受害人在满足原告资格的情形下更倾向于在美国提起诉讼。在其他国家对案件具有管辖权时，法院通常会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撤销诉讼。随着相关案件的增加，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在Kiobel案判决中将《外国人侵权请求法》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定，这一做法一方面符合涉外侵权案件管辖权适用的主流观点，一方面也可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三、现行跨国公司人权责任法律规制之障碍

（一）国际法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规定的局限性现行国际法具有国家本位性特征，强调人权义务承担主体主要是国家，因此依据国际法追究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主要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即目前国际法还尚未明确跨国公司的国际法律人格。传统国际法是赋予主权国家以人权义务，其主要解决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现行国际法框架下，国家的人权义务是双重的，一方面国家负有尊重其领土内个人人权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要防止其他行为人侵犯本国国民人权[8]309。这一双重义务也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条中明确规定①。但随着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社会已存在针对跨国公司和其他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人人权责任的规范，但多属于软法性质。目前国际法对跨国公司承担国际人权责任属于间接规定，跨国公司的人权义务主要是由国内法规则管制，即国家需要在国内法层面采取国家措施调整公司行为以保障人权，因此在这些条约义务项下的公司义务更多为国内法性质而非国际法性质。

（二）国际软法对跨国公司人权犯罪规制不具有强制性截止目前，国际社会还未形成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进行直接规制的国际法。目前对于跨国人权责任多是通过软法，国内司法机制等途径进行规制。但是从法律性质上来说，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解释为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承认。同时，如“全球契约”虽然制定了书面申诉程序，但是其对跨国公司采取的措施也并非具有替代性。因此，软法中的规定只能看作是一种理论发展趋向，并可以对未来法律制定与修订起到指导性作用。就制定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跨国公司人权责任条约这一问题来看，国际社会多国通常缺少建立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的政治意愿，而且建立这种法律文件需要大量的法律工作，这些现实原因会使得这一工作进程更为缓慢[9]41。

（三）国内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多国国内法已对公司侵犯人权行为有所规制，多见于健康权，工作安全，环境保护及劳动权领域。很多国家还采取域外管辖制度以规制跨国公司人权犯罪，或通过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减少传统普通法存在的不利影响。然而，大多数国家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均只有原则性规定，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母国在跨国公司侵权案件司法管辖权上更倾向于消极管辖。尽管实行域外管辖制度的国家可依据国内法相关规定主动对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行使域外管辖权，但实践中这些国家一般会以国籍有效原则为由消极行使[10]347。其次，由于国内法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规定的原则性特点，绝大多数跨国公司侵权案件都是以一般侵权行为进行审判，但因相关规定较为笼统，审判裁决往往无执行力或以庭外和解告终。以美国《外国人侵权请求法》为例，该法未直接规定公司需履行国际法上的人权义务，而只是将国际法上的侵犯人权行为转化为国内法的一般侵权行为。到目前为止鲜有跨国公司承担人权责任的成功案例，更多的是以跨国公司与原告庭外和解告终。最后，东道国往往会调整相关法律政策以吸引发达国家在其本国建立子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跨国公司在其领土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在东道国侵犯了其本国国民或是东道国与跨国公司共谋侵犯人权的情形下，东道国会对跨国公司的侵权行为视而不见，使得国内执法机构往往难以有效执行。

四、我国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制度之完善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积极调整吸引外资战略，使得跨国公司开始大量涌入我国市场。跨国公司为我国带来大量资金、先进技术及科学管理模式，在其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及管理机制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给人权责任领域带来了挑战。2014年8月商业和人权资源中心（Business&HumanRightsResourceCenter）就大中华区企业与人权现状公布的简报中明确指出，目前我国企业（包括中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和政府具体的人权实践与到国际标准还有很大差距[11]。近些年来，有关在华跨国公司及海外中资企业的负面人权影响报道层出不穷。前者如强生公司出产的在中国内地及香港销售的婴儿洗发水中含有致癌物质，康菲和中海油合资建设的渤海蓬莱19-3油田的漏油事件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等等。中资企业在海外的人权影响则主要集中在冲突地区和高风险地区，如非洲等国中存在的劳动环境、劳工标准、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跨国公司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法律规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和国际社会的发展，反之则可能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存在潜在的威胁。仅凭现行的国际人权法以及具有国家本位性特征的传统国际法已难以规制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确保跨国公司尊重保障人权应通过母国、东道国、国际组织的法律规定及执行机制对跨国公司人权问题共同加以规制和监管。

（一）国际层面我国应当积极参与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相关的国际会议及论坛，并与国际社会各国开展国际法律合作，推动国际法及国际人权法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当前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难以规制的主要理论原因是由于传统国际法观点认为只有国家是国际人权义务的承担主体。随着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的日益严重，我国应当明确立场，呼吁确立跨国公司在国际法及国际人权法中的责任主体地位，使跨国公司能更为有效地承担起其相应的人权责任。同时应当促使国际社会探讨直接予以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可能性，制定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制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的国际法律文件。就目前国际社会已形成的有关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际法律规范来说，相关法律内容已通过现有国际法及国际人权法内容延伸而形成，但是仍然缺乏国际层面上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追究机制。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和追究机制的制定设立中应当增加话语权，切实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二）国内层面目前，国际社会有关跨国公司与人权责任问题相关的为多国所推崇的国际法律文件是2011年联合国通过的《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以下简称“原则”），尽管该法律文件不具有约束力，但仍对各国政府与企业完善跨国公司人权责任有着重要指导作用，我国也一直肯定《原则》在工商企业与人权领域的积极影响。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多数企业并未在其企业社会责任或应对相关人权诉求中提及这一原则。笔者认为，完善我国国内层面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制度可在《原则》三大支柱框架下进一步明确。首先，国家负有保护人权的首要责任，因此我国应当在国内相关立法中明确跨国公司的责任及追究机制。在实体法上，我国《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该条文中“社会责任”一词较为抽象，但从国际立法与实践来看，人权是“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由于我国并未对社会责任的内容具体化，这一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缺乏一定操作性。笔者建议，我国应在《公司法》设专章或专节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进行明确，如对跨国公司侵权人权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追究机制、救济方式及相应法律不利后果具体化。同时还可对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中的条文进行修订以明确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以切实保护劳动权、健康权、环境权等基本人权内容。在程序法上，应当确立人权公益诉讼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已承认了公益诉讼，其中列举了污染环境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两类适用公益诉讼的情形，其他适用情形则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作为兜底条款。但何为“公共利益”一直以来是个模糊的概念，尤其在一些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中，对于该行为究竟侵犯的是个人权利还是集体权利很难界定，因此可采取列举的立法模式，或由最高法院关于跨国公司侵权行为的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予以明确界定，为跨国公司侵犯人权案件中的受害人提供相应救济。除此之外，对于中资企业在海外进行的经济活动对东道国造成的不利人权影响，我国应当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出台符合国际标准的行业准则，加强行业监管，在尊重他国内政的基础上有效预防中资企业在海外侵犯人权行为的发生。如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于今年了《中国对外矿业投资行业社会责任指引》，对矿产行业为武装冲突提供资金及腐败等问题的尽职调查和企业实施措施进行了规定，体现了我国对实行国际透明标准的大力支持，表明我国企业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立场，为我国企业和东道国公民建立良好关系基础。其次，由于国际法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国内法相关法律规范的滞后性，适用跨国公司内部规则是解决当前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较为有效的途径，也是其积极履行人权责任的体现。结合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及国际标准化组织“社会责任指南标准（ISO26000）”，我国企业评价协会联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发起研究起草针对企业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准则》，并于2014年6月在北京。该标准将跨国公司列入评价对象之中，对包括法律道德、质量安全、科技创新、员工权益、能源环境、责任管理等在内的十个一级标准，及63个二级和三级标准进行评估。目前部分在华跨国公司每年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但内容多涉及公司治理、员工权益、环境保护等领域，对东道国个人权益及公共利益的尊重、保护和相关救济却很少提及。笔者认为，有效推行跨国公司内部规则一方面可通过积极推动我国企业加入“全球契约”或在相关政策建议中强调跨国公司应将人权纳入公司文化建设，以便在行业部门里促进“全球契约”及人权责任原则；一方面可通过实施人权实施情况通报制度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进行实时监管。尽管公司内部规则不能被当作跨国公司推行人权的法律工具，但它们依然对国内法及国际法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最后，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除国家权力保障外，还需要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因此，完善我国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制度还应当对跨国公司行为进行全方位监督。这其中可以具体包括母国和国际组织对跨国公司行为的监督；东道国不定期对跨国公司人权问题进行抽查；行业组织对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进行评估；公司自律行为；强化公民、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等的社会监督作用等。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准则》为例，我国相关监管机构应根据各项标准评估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存在侵犯人权行为的跨国公司予以曝光，并督促其制定公司内部规则进行调整。此外还可建立公司内部的监督举报机制以通过公司员工、工会等个人与组织对跨国公司行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监督，并发挥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监督和引导作用，加强跨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人权保护意识。在建立国内有效监管环境的同时，我国还应对中资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管，了解东道国最新法律政策及行业实施标准以调整中资企业的相关行为，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萨楚拉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