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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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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强,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得到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备受金融界青睐,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然而遗憾的是,开发性金融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很少受到关注,更少有人结合开发性金融实践活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有部分学者对开发性金融从理论上加以定性说明(白钦先、曲绍光1993;王伟2002,2005;陈元2000;程伟2005;罗学军2005)。也有部分学者从实证角度,试图检验开发性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温守义2005;苏纬、梁士涛2007;李志辉、张晓明2007),但是他们对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以及相关的度量指标,都是直接沿用一般金融的分析框架,并没有从本质上体现开发性金融与一般金融的差异,因此计量结果与开发性金融实践有一定偏差。

本文引用动态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对开发性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借鉴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衡量指标,构建符合开发性金融本质特征的衡量指标;最后,基于相关数据对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进而结合开发性金融改革实践提出相关建议。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简单评价

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早在1912年,Schupeter就指出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随后,Gurley和Shaw(1950)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Patrick(1966)从“需求跟近”和“供给引导”两个方面论述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关系;Hicks(1969)详细考察了金融革命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作用。

1919年,Goldsmith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开创性研究,首次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并用其来衡量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启了量化的先河。通过对35个国家1860-1963年的数据归纳和分析,得出关于金融与经济增长的10个结论,其中包括金融与经济增长平行发展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看法,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Mckinnon和Shaw(1973)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主张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并给出了用货币化率来衡量经济的金融深化程度。随后Kapur(1967),Mathieson(1980),Fry(1978,1980)等相继对金融抑制理论进行了延伸和推广。

1993年,King和Levine改进并弥补了Goldsmith研究中的不足,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突破性研究。他们运用1960-1989年的数据,对80个国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系统控制其他长期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检验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过程,并建立了一些新的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广为后续研究者使用。同时他们对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可以预测长期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随后Boot和Thakor(1997),Durra和Kapar(1998)以及Greeword和Smith(1997)等人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以及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如何伴随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等问题给出了最为规范的解释。国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谈儒勇(1999)首先借鉴国际惯用指标———金融深化指标和银行重要性指标等,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金融中介总体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他认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可能适合我国情况,并且指出金融的不发达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随后,其他一些学者也展开了相关研究,李广众(2002)认为国内现有的对金融研究的衡量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金融现状,提出应该根据中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指标体系。冉光和(2006)研究表明我国西部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不存在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而东部则有双向长期和短期因果关系等。

综上所述,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虽然日渐成熟,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对于一类独特性质和特殊职能的金融———开发性金融,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呢?本文借鉴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框架以及衡量指标的构建和改进方法,对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

三、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分析

纵观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过程,金融发展类型大致分为两类:需求跟进型和供给导向型。需求跟进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本质是指实体经济的增长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产生更多额外需求,金融部门为满足经济增长需要而迅速跟进的金融支持促进金融发展。该理论是一种传统且成熟的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对金融的决定作用,多适用于一般性金融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实证检验(Kapur1967;Mathieson1980;Fry1980等),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更为显著。其基本路径可表现为:

经济增长金融需求金融供给金融发展

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发展的主导性、超前性。通过现代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以及对经济的渗透,为经济增长和其他金融发展提供条件和动力。其发展模式有两大功能:资源转移和企业孵化。该理论符合开发性金融本质特征,开发性金融本质上是一种供给导向型金融(谢家智、周振2006),基于此,我们可以用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来分析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路径。

现在引入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遵循Feder(1983)、Odedokum(1996)、Wang(2003),同时参照赖明勇、谢小晓、包群(2006)进一步拓展的动态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型,来描述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假定整个经济活动只有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两部分组成。生产函数为:

Ft=Ft(lFt,KFt)

Rt=Rt(LRt,KRt,Ft)

Yt=Ft+Rt

其中Ft,Rt,Yt是指t时刻金融部门、实体经济和社会总产出;LFt,LRt,KRt,KFt是指t时刻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所雇佣的劳动力和使用资本。值得说明的是,由于金融部门外部性作用存在,实体经济不仅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也是金融服务的函数,改进Rt得:

Rt=Rt(LRt,KRt,Ft*)

F*t代表t时期金融服务的外溢因子,度量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外溢效应。在此基础上同时引入适应性预期模型和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性因素,并且假定某一部门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全部经济范围人均产出存在线性关系①:

RL=β·(Y/LK),RK=α

假定金融部门通过不变弹性ω影响实体经济产出,现对期望外溢因子F*t进行动态迭代,并利用几何滞后变换,可得如下动态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型:

dYt\Yt=θ·δ/(1+δ)·dFt/Ft·Ft/Yt+θ·ω/[1-(Ft/Yt)]·dFt/Ft+αθ·dKt\Yt+βθ·dLt\LKt+(1-θ)·dYt-1\Yt-1

其中θ代表金融部门外溢效应在当期预期外溢效果与前一期实际外溢效果之间的选择:0θ1;α,β代表某一部门资本,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全部经济范围人均产出存在的线性系数;δ代表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不变弹性ω代表金融部门产出的增加带动实体经济部门产出的增加。该模型反映了供给导向型金融部门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其一是金融资源生产率的提高,即模型θ·(δ/(1+δ))·(dFt/Ft)·(Ft/Yt)部分,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资本利润

率、资产利润率、投资转换率、资本形成效率、规模效应等因素;其二是金融部门的巨大外部性作用,这也是开发性金融的本质体现,即模型θ·(ω/(1-(Ft/Yt)))·(dFt/Ft)部分,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产品的创新外部性、金融市场建设、金融制度健全以及金融生态等因素。

四、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检验

基于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路径分析,本文从开发性金融运行效率、开发性金融资本形成效率、开发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三个方面构建开发性金融衡量指标。

(一)开发性金融衡量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国外研究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金融衡量指标大多采用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深化程度(DEPTH)、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BANK)、金融信用私有化程度(PREVATE)等几个指标。国内研究者主要借鉴国际惯用指标,同时根据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相关衡量指标进行了调整和改进。基于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路径分析,本文选择能够同时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生产率和金融资本形成效率的金融深化指标,以及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银行重要性指标。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比较的客观性以及开发性金融显著特征,本文对上述两个指标重新进行了精炼和改进。

第一个指标为调整后的开发性金融深化指标LOAD:本文不使用通用的金融深化指标DEPTH=(M2/GDP),该指标所衡量的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偏高,甚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高位。贷款指标在国内外实证分析中经常使用,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能体现金融中介的直接经济意义,并且(M2/GDP)指标不能直接衡量开发性金融深化水平。考虑以上原因,本文采用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国家开发银行季度贷款余额与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季度实际GDP之比来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生产率和金融资本形成效率。季度贷款余额CDB,选取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共计24个数据。因为国家开发银行从1998年开始进行改革,其前后变化较大,统计口径难以同一,而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运营相对比较稳定,计量分析更加可信。贷款数据均来源于国家开发银行年报。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选取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共计24个数据。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整理。

第二个指标为调整后的开发性金融重要性指标CDB:借鉴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指标的计算方法,本文尝试采用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季度贷款余额与经过季节性调整的货币当局季度债权之和的比值来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里使用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国家开发银行季度贷款余额近似代替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国家开发银行季度债权之和,是因为国家开发银行债权的80%,甚至80%以上来源于国家开发银行基础性贷款②。货币当局季度债权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季度数据整理。

(二)经济增长衡量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选择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率GY作为经济增长衡量指标。为了使得各季度的GDP具有可比性,模仿King和Levine(1993),本文首先计算各季度实际GDP,然后对实际GDP进行季节性调整,消除季节性因素影响,最后利用GDP环比增长率公式(GDPt-GDPt-1)/GDPt-1计算GDP环比增长率。季度GDP来源如前,零售商品价格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季度数据整理。经济增长有时可能会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检验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具有现实意义,有必要控制一些变量,限于数据等原因,本文仅选用季度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变量。根据一些研究者的实证经验(谈儒勇1999)以及本文的实证检验发现,季度通货膨胀率始终不显著地进入回归方程,说明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独立。

(三)计量经济模型的选择及说明

鉴于本文检验的开发性金融衡量指标、经济增长衡量指标以及控制变量均为时间序列数据,具有非平稳性,本文选择了比单方程更加可靠的多变量VAR模型③,来检验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多变量VAR基本模型:Yt=A1Yt-1+…+ApYt-p+BXt+Et

经过一阶差分的内生变量中各序列均平稳,所以只有构成ΠYt-1的各变量的是I(0)时,才能保证新信息是平稳过程。

五、结论分析与相关建议

(一)结论分析

无论是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还是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都表明,开发性金融明显不同于一般金融,它具有更高的金融资源生产率和更大的经济外部性,能在市场框架下充分利用组织优势开拓市场、建设制度,主动引领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长期支持效应。

第一,开发性金融具有更高的金融资源生产率。在制度设计方面,开发性金融无论是贷款期限、利率水平,还是其融资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能够有效避免一般金融贷款期限不匹配、利率不匹配等缺陷;在金融发展类型方面,开发性金融属于供给导向型金融,可以相对超脱于即时经济运行,主动弥补市场失灵、信用缺失,从市场建设角度构建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大大提高了金融资源的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

第二,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实体具有更大的经济外部性。开发性金融资金投向隶属国家基础性战略性生产领域,具有强烈的乘数传导效应和巨大的经济溢出效应。与此同时,开发性金融作为重要的宏观金融工具,肩负着开拓市场、建设制度、贯彻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使命,经济外部性显著。

第三,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支持效应。开发性金融强调基础性建设和发展平台的搭建,注重“开发”、“拓展”、“创新”,着眼于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尤其体现在它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以及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上,所以开发性金融资金投放规模巨大、运作周期较长,具有明显的长期支持效应。

(二)相关建议

基于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开发性金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同时结合开发性金融改革实践现状,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认清开发性金融与一般金融的差异。开发性金融是一种新的金融形式,既不同于传统政策性金融,也不同于商业性金融,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供给导向型金融,而一般金融则隶属需求跟进型金融,两者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具体表现在运作主体、信用依托、业务领域、运作方式、运营目标等方面。

二是深化开发性金融在金融体系中的基础性、导向性作用。开发性金融作为市场与政府的桥梁纽带,在现代金融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开发性金融通过业务往来,进行市场建设、制度建设,不断拓展市场空间,在金融体系中起着基础性调节功能;另一方面,开发性金融肩负着以市场化路径来实现政府特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使命,始终充当着政府的宏观金融工具,在金融体系中具有明显的导向性。

三是坚持开发性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方向。综观世界上诸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韩国产业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等经营业绩良好的开发性金融运作体系以及我国开发性金融具体实践,可以发现开发性金融应该适时调整,进行市场化改革。既要坚持传统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导向功能,主动引领经济,积极解决国家发展中的物质瓶颈、制度瓶颈、市场瓶颈等突出问题,又要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积极开拓资本市场,由传统专业性银行向现代综合性银行转变,切实通过市场化和商业化改革实现既定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