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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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我国汇率安排和本次推进汇改的基本判断

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6月19日公布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注：文中将这一决定简称为“推进汇改”）对此，我们有以下判断：

（一）对我国汇率安排的基本判断

1、我国的汇率安排（即汇率制度安排和汇率政策安排）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会不断遭遇到利益冲突方发出的责难，甚至是施加强大的压力。一国（或地区）的汇率安排体现了自身的利益，国家（或地区）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例如，德国、日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也遇到过这样的困境，而被迫进行汇率改革。这次汇改公布后，美国一边表示赞赏，一边继续施加压力就是明证。

2、1994年以来我国实行的平常时期放开汇率波动，危机时期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会使人民币汇率偏离汇率的自然升值率（或贬值率）。所谓汇率的自然升值率（或贬值率）是与货币比价对应国（一国或多国）在汇率决定基本因素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形成的自然升值趋势（或贬值趋势）下的一种汇率，它与名义汇率会产生缺口。2005年的人民币汇率的“跳升”是一种缺口过大情形下的“纠偏”，但这样的调整存在弊端，因而不会成为常态。

3、我国现行的汇率安排利大于弊，是因为其遵循了两个基本点：第一，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符合本国的根本利益；第二，主动、可控、和渐进地进行汇改，向代表发展方向的汇率安排迈进。现阶段，我国如果采取不适当的汇率安排，任由市场发挥作用就会造成汇率大幅波动，出现超调，这显然让本土经济主体难以适应，缺乏必要的防范汇率风险能力。

4、我国汇率安排变化的主要动因来自对这种安排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的考量。这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做出综合比较和评估基础上得到的对汇率安排带来或可能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测定。一种汇率安排对我国带来的成本大于收益，就要择机改变。总体上看，我国现行的汇率安排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

（二）对本次推进汇改的基本判断

1、退出金融危机时期汇率政策的决定是我国在一个适宜时机做出的。该政策已起到了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和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并获得了国内外的充分认可。但在世界经济，特别我国经济恢复向好的形势下，继续维持这一政策的困难不断加重，主动选择退出是我国维护本国利益的一种智慧的体现。

2、本次推进汇改的动因还在于我国维持特殊阶段汇率政策的成本与收益比发生了倾斜。经济成本，一是显明成本，例如央行用于外汇冲销运作的成本；二是隐性成本，例如本国经济主体外汇持有的成本正在迅速积累；还有当前政治成本积累有可能转化为更大的经济成本。推进汇改能及时扭转这一被动局面。

3、本次推进汇改与2005年那次汇改相比，可能出现情形的不同：

第一，前次是在人民币汇率自然升值率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进行的，汇率“跳升”是这种压力释放的集中表现，引起了人民币资产价格普遍大幅的上升；这次人民币汇率自然升值率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人民币汇率可以在一个时期中，在保持相对平稳的态势下缓慢升值，但在内外综多因素的作用下，人民币资产价格不会出现上次那样竞相大幅上升的情形，更多地是跟随基本因素和市场因素变动。

第二，企业在近十五年人民币升值环境中经历了前次较大的汇改，培养了一定自我调整的能力，这次推进汇改对企业产生的不利影响不会超过前次，对出口企业生存空间的打压程度也不会超过前次。取消出口退税给出口企业带来的直接影响会超过这次推进汇改。

第三，本次推进汇改不是简单地“恢复常态”，而是在新形势下我国汇率改革的深化。仅从金融领域看，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微观金融层面改革与创新的向前突破，这次汇改无论是从其本身设计、运作上，还是其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上都会超过前次。

第四，从汇改宣布后外汇市场的表现看，人民币汇率有升有降显现的灵活性和双向波动性（浮动性）有助于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投机性热钱流动，也表明了国家对控制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信心。预计人民币汇率到年底的升值幅度在3%左右，大幅度波动和变化的基础当前不存在，仅这一升幅本身不足以驱动短期投机资金的大进大出。

二、推进汇改对上海经济发展的机遇

总体而言，推进汇改是将人民币进一步融入国际货币体系中，是将人民币的定价进一步融入与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定价系统中。这一改革既符合我国经济金融深度融入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利益的需要，对在通过国际化实现国家利益中起着引领作用的上海来说，充满机遇，存在挑战。

（一）推进汇改对上海实体经济发展的机遇

实体经济是创新、生产和交易实物产品的经济。推进汇改给上海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主要是“被动性的利好”。所谓“利好”是指这一改革有利于落实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所谓“被动性”是指上海有关政府部门和多数企业主动转变和积极调整的意愿并不强，被汇改“倒逼”。推进汇改的核心是货币比价的变动，其直接影响到利益格局的变动，迫使这些企业变被动为主动，能动地去调整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具体表现为：

1、有利于推动上海实体经济中的主体-企业，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按世界一流水平去发展先进制造业，让先进制造业（以大飞机生产为代表）对上海经济

发展的贡献率（GDP的占比）加快上升；让传统产业的结构加快升级（以低能耗清洁能源汽车生产为代表），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引进一流设备、技术和人才；以及让不适应在上海生存的产业（以低端代工、加工为主的生产）加快转移到外地。如果依靠政策或财政补贴来保护这些落后产业，其结果是适得其反的。

2、有利于上海出口企业的产品结构调整和低端代工、加工的出口企业的转移。推进汇改，还有取消出口退税、提高工资等措施的推出，实际上是变动了出口企业产品的价格，直接影响到上海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和经济利益（以钢铁、化工业为代表），及生存空间（以服装、家电业为代表）。在人民币升值的条件下改变亏损或淘汰状态的唯一出路是调整产品结构或转移产地。

3、有利于引进和培育高新产业在上海的落户和成长。人民币坚挺，以及人民币可兑换程度和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有利于高新产业的产生和引进，使在本土生根、发芽和结果的高新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上升，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垄断性使生产企业拥金融与经济有垄断利润，促进高新行业步入茁壮成长期。

4、有利于上海企业到国外投资，到内地投资，由单向引进转为双向进出。政府要鼓励上海企业，或联合国内外有经济资源和实力的企业共同组团对外投资。辽宁省和大连市两级政府为促进本地软件企业在海外市场收购兼并提供总额为40%的补贴，这一政策值得借鉴。

（二）推进汇改对上海金融经济发展的机遇

金融经济是创新、生产和交易金融产品的经济。推进汇改给上海金融经济发展带来的主要是“主动性的利好”。所谓“利好”是指这一改革有利于上海金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家战略的实现；所谓“主动性”是指推进汇改有助于清除“中心”进一步发展的制度性、政策性障碍，上海可以推行设计中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举措，实现“超越式”的发展，努力将金融经济为上海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GDP的占比）从现在的近22%提高到2020年的30%，甚至更高，具体表现为：

1、有利于突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发展在基础条件上的“瓶颈”，促进“中心”国际化发展迈上新台阶。推进汇改完善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条件：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必要条件）；人民币国际化（充分条件），因为推进汇改和货币可兑换、货币国际化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动和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样有助于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战略目标、实施方案和具体步骤的实现。

2、有利于改善上海金融经济发展的“短板”，促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多样化、高质化和深度化。数据显示上海现在的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在世界范围内都已名列前茅，但在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相关指标上落后，其关键是上海缺乏金融家精神的所在和金融一流人才的集聚。推进汇改带来更多的是能够改善上海金融生态，培育精神，吸引人才，创新服务和产品。

3、有利于推动上海金融经济领域的金融创新，增强经济主体防范、规避汇率风险及其他金融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推进汇改可能引起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及其他金融（或金融性）资产价格波动会加剧经济主体的风险承受，为自身和客户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会形成一个上海金融业金融创新的环境。

4、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样政策环境下，条件相对有利的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某些方面落后于外地。例如，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是国内几个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这一业务试点在主要两大地区启动将近一年，截至5月下旬，上海地区的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金额达到近120亿，连广东省370亿的一半都不到（当然其中有客观原因）。推进这项业务试点范围，再加上推进汇改增加了汇率风险，会使企业转向用人民币结算。如果在这项业务的便利化、人民币投资产品的国际化、人民币回流业务的拓展、人民币离岸业务的拓展，以及非居民人民币业务的拓展等方面上海进行得不力，那么，由此可能带来的发展优势就不一定落在上海，甚至除广东外的其他省市也会超越上海。

（三）推进汇改对上海其他经济发展的机遇。

1、有利于上海国际航运经济进一步发展，促进形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第一，推进汇改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也会作用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形成。世界经济发展表明：国际金融中心所在的港口城市同时拥有国际航运中心，两个中心间具有相互依存、互相推进的作用。上海金融中心发展可以推动航运、船舶投融资体系、支付结算体系、航运保险及衍生产品和现代物流等高端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支持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成。

第二，有利于上海国际航运经济从低、中端以提供国际货物运输中转及简单服务为主到中、高端以提供航运综合要素、航运相关交易及海陆空复合服务为主的国际航运枢纽转化。从中可以加快上海在现代航运集疏运要素的交易和配置体系，以及现代中、高端航运服务体系形成和完善中起到主要的作用。

第三，有利于加快航运集疏运业的结构调整，促进航运业与造船业协调发展，激励上海港及航运企业与我国金融贸易保险企业、我国沿海及长江沿线港航运企业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促进跨行业、跨区域联合，服务于并带动长三角以及长江沿线经济的发展。

2、有利于上海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促进形成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第一，推进汇改，以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扩大使上海和外地经济主体间出现了利益整合的需要，有利于上海联合外地共同打造利益分享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条件。行政权利区划形成利益分割是影响上海“中心”形成的最大障碍。冲破障碍的利器是利益均沾，这次汇改和其他改革营造了上海和外地寻求共同利益的环境。

第二，有利于中央和各地在上海营造国际贸易信息技术流（专业性电子商务平台中心）、会展交易流（专业性综合性会展采购中心）、定单配发流（签单配发中心）、仓储货物流（仓储货物中心）及其相匹配的国际贸易资源流（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的交易和配置的集聚地和辐射地。特别是成为贵金属、稀缺资源和大宗商品的集散地和定价中心。

第三，推进汇改在近期有利于上海企业展开进口服务和引进外资、技术等服务。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的存在，有利于我国的进口、引进外资、技术等对外经济活动，上海企业应利用机遇，积极为本地和外地提供引进的各项服务，并满足升值带来的国内消费需求的上升。

3、有利于上海现代服务经济发展，促进上海综合性现代服务中心形成。推进汇改有利于资源向现代服务业转移和配置，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

三、推进汇改对上海经济发展的挑战

（一）推进汇改对上海实体经济发展的挑战

1、人民币升值趋势和人均GDP的领先快速上升势必推进上海在全国率先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而这一过程给上海带来“阵痛”。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经验表明，长痛不如短痛，不符合上海经济发展趋势，无内在动力转变方式、调整结构的产业和企业就要果断、迅速地关、停、并、转，减少更大的损失。

2、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因素使上海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外贸出口初级产品加工、代工的优势（包括内资和外资的企业）逐渐下降，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势不可当。政府“搭台”，拓展上海企业对内对外投资，建设、完善支持上海外贸出口的基地，有利于绕过“关税壁垒”，也有利于吸引外地民工返回，减少上海流动人口压力和生产成本。另外，上海进出口企业也要努力学会应对汇率波动带来变化的本领，时刻做好准备，比如通过选择交易报价币种，运用多种货币对冲风险，调整不同币种的收入占比等。

3、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因素使上海就业形势严峻。随着上海就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找市场不找市长已逐渐形成共识。现在的上海已成为人才的全国高地，符合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合高、中、低结构匹配的人才留下；不能适应的人才流走。政府该做的是培训人才，为人才流动服务；并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就业问题。经济转型时期，上海特别要注意化解劳资矛盾，以及照顾到下岗人员的待遇。

（二）推进汇改对上海金融经济发展的挑战

1、汇率波动，资产价格大幅震荡给上海金融经济发展，乃至整个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本次汇改是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及我国经济形势下推进的，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及其他市场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有可能加剧经济主体的非理性预期。政府应做得是稳定经济主体预期，增强市场信心，避免发生造成市场动荡的、不够慎密的举动。对政府部门处于研究过程中的政策应严格保密；对可能引起社会恐慌的不实之词应及时纠正，培育上海经济金融发展的良好环境。

2、汇率波动，金融（或金融性）机构的经营风险上升，脆弱性增强。这就需要有关当局进一步加强金融风险预警、金融机构监管、金融风险防范。

3、原材料等上海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资源的金融性越来越强。汇率波动，这些基础资源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上的价格跌宕起伏，严重影响着上海经济社会的运转。推进汇改伊始，国际市场上基础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就应声而动，总的来说，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基础资源的进口，然而，价格波动给上海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视，上海要充分发挥金融智慧，超前应对。

（三）推进汇改对上海其他经济发展的挑战

1、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使把发展航运经济作为振兴战略的港口城市之间相互竞争更加激烈。上海应把握竞争中各方出于利益的考虑可能出现的联合或合作的意愿，积极出手，争取做大上海航运经济，促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推进汇改带来的汇率风险还会降临到上海造船业，造船企业应积极利用进口设备成本降低的利好，抵御销售承受的人民币升值风险。

2、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会使外省市重新布局对外贸易，各地之间的相互竞争进入白日化。上海应及时把握竞争各方的诉求，建立、完善内联的利益共同体，齐心协力地建设、建成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3、人民币升值，再加2010年上半年已经显现出的外部需求增长放缓、成本上升和政策调整，上海外贸出口前景不乐观。上海2010年下半年主要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这也是长三角地区共同面临的困境。面对难关，同舟共济，为了促进长三角经济金融发展再上台阶，各地区促进长三角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内在动力会进一步加强，这也为我们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