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东西互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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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旧中国的经济是一种半殖民地经济，为数不多的工业设施70％以上偏集于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广大内陆除武汉、重庆等极少数长江沿岸城市外，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工业。针对这种状况，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我国在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进程中，总体上选择了重点发展内地，沿海服从内地的战略，其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重点西进。

第一次是1953年开始启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五”计划时期。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布局的指导思想是：“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地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3页。）。为此“一五”期间除在沿海老工业基地有重点地进行改建、扩建外，基本建设项目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全国基建投资1952年沿海地区占43.4％，内地占39.3％，到1957年沿海地区下降到41.6％，内地则上升为49.7％（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因扣除全国统一购买的机车车辆、船舶、飞机的费用，所以两项相加不等于100）。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工程最后实际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内地为118个，占79％；沿海为32个，仅占21％。（注：董辅＠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页。）。

第二次是“三五”计划开始以发展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的“三线建设”。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我国面临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急剧严峻的情况下，国家把投资重点放在三线地区，形成了我国经济布局的又一次更大规模西进。从1964至1978年，国家在三线地区累计投资约2000亿元，形成固定资产1400多亿元，占当时全国固定资产总额的1/3，相继兴建了2000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形成了45个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的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新兴工业城市。由于三线建设的巨额投资，“三五”时期内地占全国基建投资额的比重高达70.6％，沿海地区仅占29.4％；“四五”时期内地仍达60.5％，沿海地区为39.5％（注：国家统计局：《1949-1984光辉的三十五年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版，第171页。）。

两次经济建设重心的大规模西进，理论界颇有异议。应该说，从我国生产力布局和长远发展的视角，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效应。

第一，内地区域经济实力增强，初步形成了自我发展能力。经过近30年的投资建设，1978年内地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2年的41.7亿元增加到1792.9亿元，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比重从28％增加到56.1％，上升了一倍多（注：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38页。）。内地建立起一大批工业骨干企业和几十万个地方中小型工业企业，初步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运输干道和地方综合运输网，甚至拥有当时国家尖端科技产业和实力雄厚的国防军事工业。从区域工业化的性质来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现代化开发，使西部广大地区在短时期内跨越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迅速缩小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为发展内地经济，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为东部沿海地区开辟了资源来源与市场。经过大规模的的内地建设，建立起了煤炭、天然气、稀土矿等几十种开采业。改革开放初的“六五”期间，沿海12个省市中仅煤炭每年从内地净调入量就占全国净调入省总和的78％以上。辽宁、广东、上海、天津、江苏的有色冶炼厂，85％左右的原料来自内地（注：陆大道：《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同时，改革开放前全国人口58.9％分布在内地，亦即劳动力资源和工业品的消费大部分也在内地。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内地的开发是分不开的。因此，开发内地，使生产力的布局逐步向内地推移，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的。

但从提高全国工业整体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看，又是不理想的。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两次西进战略忽视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互动关系。

首先，人为地抑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西进过程中，不仅沿海工业的改造、扩建、新建的投资少了，甚至沿海许多项目内迁。据统计，1964-1971年，全国内迁项目380个，内迁职工145万人，内迁设备3.8万多台（注：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350页。）。以致使沿海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低于内地，1953-1978年间，西南、西北、中南地区工业增长速度都超过全国平均值，东北华东两大区正相反。其中，1966-1978年间，全国工业年均增长10.2％，东北区只有8％。综合性大工业城市天津、上海在“二五”期间年均增长只有0.5％和5.7％（注：陆大道：《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非常清楚，比较落后地区有超乎平均值的，但绝对值是微小的增长，是以抑制乃至牺牲经济技术基础较好的沿海地区绝对值大得多的增长为代价的，使20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肩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远远地落在后面了，不仅严重影响全国的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了对内地工业的支持。

其次，在计划经济下回避了区域间的经济竞争和忽视了地方、企业合理的经济利益，加上内地广大传统的农牧区和少数现代工业城市并存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使其客观经济效果并不理想。从宏观投资效益看，1953-1978年，内地基建投资占沿海与内地总和的60％，国内生产总值只获得了年均5.7％的增长速度，每百元基建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42元；沿海地区基建投资占4n％，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每百元基建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68元（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95-597页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计算。），内地基建投资效益不及沿海地区的2/3。这导致了对内地的投资倾斜不仅其自身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且也未能有效地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作用，促进东西联动与合作。这种“损东补西”缺乏东西联动与合作的长期西部倾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显然，改革开放前30年在处理东西部发展关系上，问题主要不在于战略重点西进，而是在于忽视了东西互动。早在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总结了“一五”时期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的经验，提出了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的新思路，同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当前需要的是沿海地带和内地的配合”，“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虽然这种新思路后来并没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但把“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关系提了出来，注意到了东西部互动的重要性，这对推动现代化的发展有着宝贵的价值。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确立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和对外开放政策，与此相适应，国家对区域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调整，采取了由内地转向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所规划出的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关系的轨迹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较快地先发展起来，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以更好地示范、辐射和帮助内地发展，带动全国的现代化。

根据非均衡发展战略，“六五”计划规定，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经济基础，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七五”计划第一次用东、中、西部概念替代之前沿海与内地的划分，进一步强调要按照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次序安排发展重点。于是，国家基建投资开始向沿海地区大幅度倾斜，其倾斜度比“三五”时期向西倾斜还要大。“六五”期间，东、中、西部基建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7.7％、29.3％、17.2％，在建国后国家投资东部第一次超过中西部之和。至“八五”时期东部地区基建投资占全国的比重提高到54.2％，中、西部地区分别继续下降到23.5％和14.7％（注：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页。）。加之东部沿海地区原有基础较好、投资环境优越和对外开放的优势，自身的资金积累能力和对外资吸引力较强，投资渠道多元化，因而同中西部的实际投资差距还要大得多。

这次我国区域战略重点的东移，持续了20年，在处理东西部发展关系问题上，让“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和一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大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东西部的互动，因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凭借较好的经济技术基础和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大陆最有活力的经济高速增长区，充分发挥了经济增长极的作用，推动了全国国民经济的腾飞。1979-1998年间，全国GDP年均增长速度为9.7％，其中沿海地区更是每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特别是1991-1995年，全国GDP年均增速为12.0％，高于这一速度的省份有13个，其中东部地区占9个，增速最快的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年均高于19％（注：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同时，从“八五”计划开始，国家先后开放了沿江、沿边及沿黄、沿陇海线等内陆地区，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都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20年中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比同期世界平均速度高出6.5个百分点。1997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7位。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2001年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6位。

其次，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通过示范、扩散效应和经济技术合作等多种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部联动与合作，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据统计，1995年全国已形成形式不同、规模不等、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网络组织100多个，包括省（区）间的经济协作区、省毗邻地区经济协作区，以及城市间经济协作网络等多种形式（注：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尽管这时期的东西联动仅是初步的，却为中西部的开发和建设，进一步促进区域互动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沿海鲁苏浙闽粤新兴工业省份的经济崛起，对地域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为推动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大改革、大开放、大开发发挥了有力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为加快现代化发展和建立全国统一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一阶段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处理东西部发展关系问题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尽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存在着区域发展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区别，但是基本上都实行了大幅度的地区倾斜政策，东部和西部地区先后处于从属地位。改革开放前30年东部地区服从内地重点建设，这种思路虽然为内地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却抑制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改革开放后20年则中西部地区服从东部地区优先发展这一大局，这种思路充分发挥了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的作用，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但过分的倾斜政策扩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中，中部不及东部的1/2，西部不及东部的1/4。应该说，这种差距是发展中的差距，然而地区差距的过分扩大并任其蔓延下去，不仅“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振兴”（注：：《全党全社会动员起来为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奋斗》，《人民日报》1997年1月6日。），最终也会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第二，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西部地区主要是依靠国家的大量投资，各区域基本上没有相互间的互动。改革开放后在体制转轨中，相互间的互动作用虽始终存在，但这种互动在西部开发之前，基本上处于一种不均衡、不自觉的状态下。东部对西部经济只是一种有限的、缺乏自觉的支持，西部经济发展仍主要依靠国家外力的推动。如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的区域补偿，先后设立了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等，加强对“老少边穷”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扶持。九十年代开始把扶贫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并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但这种支持主要是由政府推动、运作和协调，企业处于被动执行的地位，各区域的要素并没有有效地互动与整合起来。

三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区域协调发展思想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既是实现邓小平提出世纪末全国基本达到小康水平时要突出地解决地区不平衡战略构想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党和政府在新的实践中对东西部发展关系思路的重新审视和重大调整。这次战略重点西移，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战略“西进”，也区别于改革开放后20年的战略“东移”，这一区域发展新战略，构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东西部发展关系的全国大战略大思路。其中心内涵就是要促进东西互动，以各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强大动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发展为主题，坚持东、中、西部的共同发展。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总体上小康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这种“发展很不平衡”，从地区看，东部进入小康的比重大，中西部则比重小。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调查资料显示，西部12个省市区，面积占全国的71％，人口占全国的28.6％，而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全国的18％。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和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要通过各区域的共同发展来实现，发展应成为东、中、西部地区的共同主题。“十五”计划纲要强调指出：“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不仅中西部地区要加快发展的步伐，而且东部地区也要加速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也就是说，东、中、西部携手共进是这次区域战略重点西移的重要特点。西部大开发并没有忽视东部地区的发展，更没有使一方的发展以另一方的不发展为代价。而是在一个已经存在地区差距的经济整体中，既推动西部地区发展以缩小东西部差距，又不牺牲先发展的东部地区的经济效率，实现东西部共同发展。

第二，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全国经济合理布局。

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必须使各地区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进行优势互补和整合。党和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不再单纯地实行地区倾斜政策，而是强调“要从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地区优势的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把东、中、西部各地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进行优势互补和整合。

对于西部地区，不仅要发挥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优势，而且“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最重要的是，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创新和进步，把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着力发展特色经济”（注：朱镕基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9月13日。）。并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全国各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形成牢固的绿色生态屏障。

中部地区地处中国腹地，由于和西部地域上的连通性，党和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一整套战略指导思想，始终是同“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赋予中部地区“被开发者”和“开发参与者”双重角色。同时，中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十五计划建议指出“中部地区要发挥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运用好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加快发展步伐。特别是要利用农业和水陆交通枢纽的优势地位，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带（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9日。）。

东部地区具有对外开放条件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继续走在前列，有条件的地方争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人民日报》2001年3月18日。）。

第三，形成东、中、西部地区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经济联系。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要靠东部地区资本、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和带动；东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也需要西部地区能源、市场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支持。因此，实现东西部的共同发展，必须把握并有效地体现这种地区间的内在关系，“努力形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党的十六大也强调：必须“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一方面，国家开发西部的重要出发点，是为东部地区经济再上台阶开辟新的市场空间，并带动中部地区更好地发挥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促进全国经济的更大发展。1999年12月1日朱镕基在“新加坡讲座”时说：“加快中西部发展是中国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一定会象前20年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样，将为东部和中部地区提供强大的市场与发展前景，有力地促进全国经济的更大繁荣”（注：朱镕基：《迈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亚洲》，《人民日报》1999年12月1日。）。

另一方面，东部地区要把自身的再发展与中西部的发展结合起来，更加重视支持和参与西部开发，更好地发挥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把东部地区技术、人才、管理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与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促进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共同发展”（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3月8日。）。

第四，推动各地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生产要素在区际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东西部各自比较优势的发挥并整合成整体的优势，要通过生产要素在区际间的流动和组合才能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地区经济结构水平差距日渐突出，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的问题就是对国民经济结构在区域间进行调整，达到优化升级的目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也正在广泛而深刻地进行，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新的特点，中央“十五”计划建议把“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并指出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东西部经济结构调整。

东西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是把西部大开发与东、中部的再发展整合为同一过程，实现双方自觉的均衡的互动。其实质就是将我国经济看成一个资源配置的有机整体，使生产要素在区际间双向流动，实现东西部地区经济的高度互动和融合，最大限度地提高东西部经济发展的效率。因此，区域发展战略重点的西移，将为加快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从而促进东西部经济要素的良性互动和合理整合，形成东、中、西部大联动大发展的新的整体合力。指出：“西部地域广大，自然资源丰富，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加快发展西部地区，可以促进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量”（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第五，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企业成为东西部经济互动的主体。

西部大开发不同于“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凭靠国家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对西部投资，也不可能像改革开放初期地区间的经济合作主要是由政府推动、运作和协调，企业处于被动执行的地位。东西部互动涉及地区间经济利益的组合和分配，必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重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地区经济关系”（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人民日报》2001年3月18日。）。

市场经济体制是东西互动与合作的大环境和操作平台。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由于体制转轨上的差异，西部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制约了系统内力的积累和东西部经济互动发展的动力。中央“十五”建议指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归根到底要靠改革。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建立和完善全国统

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9日。）。现阶段东西互动的深刻内涵之一，就是要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让东部地区较高市场化程度的生产要素流入中西部地区，推动中西部地区的体制转轨和创新，加速东西部市场的接轨。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活动的细胞和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投资主体，也是最具生命力的发展因素。新形势下东西部的互动和合作，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组合，这种重新分配和组合必须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由政府为主体转向以企业“唱主角”，政府行为也必须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来进行，必须要有市场经济的主体来参与。朱镕基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机制、外部经济环境和投资主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西部大开发要从观念、体制和管理等方面适应这种变化，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企业成为市场和投资的主体”（注：朱镕基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9月13日。）。可见，新世纪区域战略重点西移中区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有着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它是适应东西部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东西部互动合作的过程中企业自我扩张的市场行为，是从单纯的政府行为驱动合作转变为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双重驱动合作。

通过对建国以来从均衡——非均衡——协调的区域发展战略选择三个阶段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一种区域战略的选择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局限性。随着时间的迁移，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变化，在原来的区域发展战略指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其历史局限性日益显现。所以，从动态的角度来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区域发展战略选择总是在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相互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发展，东西互动都应成为贯穿于每个历史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中心环节。这是党和政府对5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宝贵经验的总结，并将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有力地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第三步目标的实现。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衤右乃

【内容提要】东西部发展关系始终是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从均衡——非均衡——协调的区域发展战略选择三个阶段的比较分析，认为任何一种区域战略的选择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从动态的角度来考虑区域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区域发展战略选择总是在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相互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然而，无论怎样变化发展，东西互动都应成为贯穿于每个历史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中心环节。新晨

【摘要题】宏观经济运行与发展

【关键词】区域战略/东西互动/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