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经济增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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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贯穿经济发展过程的始终。可以讲。金融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人们对金融在经济增长中重要作用的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也是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过程。目前。经济学家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而言，充满争议，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

如约瑟夫·熊彼特(1991)的非常信用理论、Goldsmith(1969)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Mckinnon(1973.1991)和GurleyandShaw(1995)的金融抑制论。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独具特色的金融因素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经济发展初期，银行的信用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196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他首次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作了比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存量和流量指标，并对35个国家1860—1963年数据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大多数国家，如果对近数十年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率先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新纪元。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两个角度，系统阐述了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麦金农的金融抑制论理论认为。金融变量和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中性因素：它既能起到促进的作用，也能起到阻滞的作用，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选择。肖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即金融资产快于非金融资产积累的速度而积累。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首先应该从金融领域人手，减少人为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利率、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从而消除“金融抑制”。这些理论虽然假设条件不同，但都是在严格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论证了金融中介具有储蓄动员、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功能，从而金融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这些结论得到了后来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如King和Levine(1993)从金融功能角度人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金融功能的确对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贡献。Levine和Zervos(1998)发现了金融自身的差别性及其特征的多样性，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一些指标而扩展了King和Levine对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Levine和gervos选取了47个国家1916—1993年的有关数据进行了交叉国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银行信用与经济增长之间，所有股票市场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虽然他们没有指出这些结论的因果关系。PhilidAres-tisandPanieosDemetriades(1997)在这一时期实证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开创性突破。他们在国别研究上用时间序列分析代替了传统的交叉国家分析-法，以国别研究分析取代了回归平均法，这一方法能够更精确地反映诸如金融系统的结梅、政策制度与政府有效管理程度等单个国家的具体环境因素。除此之外，金融发展理论工作者利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和不同样本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例如，Ne-usser和Kugler(1998)以及Rousseau和Wachtel(1998)利用时间序列数据，Beck.Levine和Loaya(2000)利用版面数据，Le-vine(1999)利用工具变量法，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二种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产生影响。

这种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观点可称为“需求导向”论。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无关紧要的，金融的发展只是被动地对经济发展做出反应，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产生更多需求，金融发展仅仅就是对这种需求的反应。早期的研究如琼·鲁滨逊(1952)、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1990)、莱文(1993)、帕特里克(1966)、罗伯特·卢卡斯(1988)和Stem(1989)等。早在1952年，鲁滨逊就对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质疑。她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交易会产生新的摩擦，这些摩擦刺激了经济对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产生的需求，而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应经济的需要而产生，也就是“实业引导金融”。金融对经济增长没有实质性的贡献，金融是被动地适应经济增长。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断言：经济学家普遍夸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金融市场最多只不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莱文等人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依赖于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只有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能有金融市场的发展。所以，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发展。近期的实证研究，如Singh(1997)也得出了股票市场发展无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在类似“需求导向”论观点中，更有甚者持有金融发展会破坏经济增长的“金融破坏”论的观点。如Buitle(1984)和VanWijnbergen(1983)认为正式金融市场的发展争夺了非正式的民间融资市场，从而减少了国内企业可贷资金数量，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互动的，而且在不同制度条件下可能会是不同的结果。

金融发展可能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也可能促进金融发展。Gupta(1984)是第一个尝试进行因果关系识别的人。Gupta采用Granger(1988)提出的因果分析方法，利用不同指标表示金融发展，用工业生产指数表示实际经济增长分析了14个发展中国家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表明14个发展中国家中有8个国家存在供给导向现象。另外4个国家供给导向和需求导向现象并存。2个国家存在双向因果关系。DemetrladesandHussein(1996)通过对16个国家样本进行分析，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这不同于Levine(2004)坚持的“只有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这种单向关系。Shsn，MorrisandSun(2001)对9个OECD国家以及中国的研究表明样本中约一半的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关系，而小部分国家仅存在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中国就是其中一例。同时，即使是采用金融抑制的国家，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尽一致。如Demetriades,DevereuxandLuintel(1997，1998，2001)认为印度提供了金融抑制阻碍经济增长的案例。而韩国则提供了金融抑制促进经济增长的案例。同时，持有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还指出，即使金融发展(多种指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从技术上也不能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为弥补这一不足，一些研究者采用VAR方法来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如Xu(2000)采用VRA方法对1960—1993年41个国家的样本进行了分析。结论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上述研究得出的不同结论证实了ArestisandDemetriades(1997)的判断，即绝不存在普遍的金融发展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通过对国外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界对于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直存有激烈的争论。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尽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纽带关系可以通过引入了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加以解释——金融体系可以通过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来影响生产率和资本形成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但实证结果表明这种关系是复杂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制度背景、不同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会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