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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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和缩小消费分布差距，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演变趋势，并探讨了导致农村地区消费差异扩大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但农村家庭间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分析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后发现，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增加都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要正视消费差距扩大的现实，同时制定有效的政策改变农村居民消费分布不平等的现状，如推进以增加农民财产为导向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关键词:消费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居民消费;耐用消费品消费;基尼系数分解;回归分解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农村地区收入增长较快，衣食住用行的条件改善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96年的1926元增长到2015年的11422元，增长了近4.93倍。这一期间，农村家庭人均消费从1572元增长到9223元，年均增长率高达9.76%①。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共同增长，使得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相对稳定，并且在2000年后有所回升。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民收入中消费份额持续下降，居民消费占比，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占比下降迅速。自1996年到2015年，城镇居民消费在全社会总消费中所占比例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占全社会总消费的比例则从33%下降为16%，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②。也就是说，虽然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动力，居民消费依然不足，且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相对萎缩。另一方面，由于家庭间收入、消费需求以及消费习惯的差异，不同家庭间消费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近些年来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但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仍远高于城镇家庭。这表明，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以食物、衣着和医疗等生存性消费为主，享受发展性消费(如文教娱乐和居住)占比相对较小。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在党的报告中多次强调了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我们在提倡刺激农村消费能力的同时，还应该注意防止家庭间消费差距的增大，缩小农村地区消费不平等，实现农户在食品、耐用消费品、交通通信、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消费支出上的公平。一直以来，不平等问题都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经济不平等的众多表现形式中，由于收入数据更易获得且更直观，现有研究往往专注于我国收入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1－3］。事实上，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的测量，具有较大的波动性且易受到短暂冲击的影响［4］，因此收入不平等并不能较好地衡量家庭福利水平的差异性，其估算结果也存在较大争议。较之于收入数据，居民消费数据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可观测性，且能综合反映不同类型收入和存量财产的变动［4］。也就是说，消费不平等更能准确衡量农村居民生活福祉水平的差异。然而，由于微观消费的数据较难获得，现有研究缺乏对农村内部消费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基于此，本文利用最新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我国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和演变趋势，并使用夏普利值分解的方法对消费不平等进行了分解分析，为制定针对性的政策，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政策建议。

二、消费不平等问题的相关研究

现有关于消费不平等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可以分为两类，即消费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和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因素。下面我们分别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创新点。

(一)消费不平等的动态

演变总的来讲，现有研究集中于探讨消费不平等的测度、变化趋势和与收入不平等的比较。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有关于消费分布差异的研究大都是基于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方法和指标，比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分位数之比、对数方差和阿特金森指数等。在这些测度方法中，基尼系数是应用最广的测度指标［5－7］。也有研究指出，在仅有部分消费信息可获得情况下，可以通过恩格尔曲线，对比不同收入群组的消费结构差异，以此得出总消费的不平等程度［8－9］。考虑到不同类型消费品属性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还有学者采用基尼系数分解的方法分析家庭分项消费支出的不平等程度，即研究各类消费细项对总消费不平等的贡献程度［10－11］。具体而言，国外对于消费不平等变化趋势的研究开始的相对较早，且近些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5－6，12－13］。然而，由于所用微观数据和对家庭规模调整方法的差异，现有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争议［4，11］。从目前的国内文献来看，虽有些研究分析了中国消费不平等的大小和变化趋势，但往往侧重于城镇地区的研究。比如，Qu＆Zhao发现低收入的群组内的消费不平等程度更高，且1988—1995年间城镇地区的消费不平等增长较快［14］。王子成、郭沐蓉基于2008—2010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发现，在这一时期，农民工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而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是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15］。邹红、喻开志根据1989—2009年的数据讨论了中国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后发现，这一期间消费不平等不断下降而收入不平等却日益上升，但消费分布比收入分布更不平等［10］。基于1993—2010年中国住户调查的微观支出数据，赵达等利用恩格尔系数支出弹性法校正了原始消费数据后发现，由于城镇地区收入不平等的低估问题，实际上1993—2007年间消费不平等迅速上升且远超过收入不平等的大小［9］。不言而喻，消费不平等问题研究的核心是对消费的准确度量和计算，因此，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第一，研究对象。

在衡量不平等时选择家庭还是个人为单位一直是一个较有争议的问题。Deaton＆Paxson指出，作为一种家庭决策，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统计家庭层面的消费和消费分项［16］。因此衡量消费不平等时应以家庭为单位分析。然而，由于不同家庭在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家庭规模较大，以家庭为分析单位的估计可能会导致估计指数的偏差［17］。因此，如何选择研究对象是以后研究时应注意的重点。第二，人均消费的计算。在微观住户数据中，消费数据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因此消费支出的大小会随着家庭规模的变化而随之改变。考虑到规模经济的影响，在计算家庭人均收入时，有很多学者对不同类型的家庭人口赋予不同的权重，即采用等值因子将家庭层面的消费调整到个人层面上［13］。当不同家庭间人口规模差异较大时，采用这种方法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规模经济的影响。然而，目前关于等值因子的定义，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学术界都没有统一的定义，且国外现有的研究结果由于等值因子调整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争论。第三，消费数据的加总，主要是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归类问题。理论上来讲，家庭消费支出应该包括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即其他消费)，但这两类支出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律［10］。具体而言，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费用较高，更能反映家庭财富水平以及所面临的风险和流动性约束，且不同家庭特征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有较大的不同［18］，因此大多数研究消费不平等时都使用非耐用消费品支出进行分析。但现实中，在我国，尤其是农村地区，2008年以后家电下乡、以旧换新以及节能家电补贴等政策，极大地刺激了耐用消费品市场。因此，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支出会显著影响家庭的其他消费支出，是影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也应纳入消费不平等的分析范畴。

(二)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因素

第二类研究主要从社会经济变迁的角度讨论了消费不平等变化趋势的原因。比如，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社会保险和城乡人口迁移等［18－19］。概括而言，有四种因素会影响消费不平等的变化，分别为收入变化和冲击、保险机制、人口老龄化以及消费习惯等其他因素［20］。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不平等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部分文献主要侧重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但现有研究结果并不一致［16，18］。从理论上来讲，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家庭内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影响家庭间消费差距的重要因素，不仅会直接影响老年组内的消费不平等变化，还会从其他间接的途径来影响整体的不平等变化。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以往的研究未能区分老龄化这一家庭结构因素以及老龄化所导致的家庭收入来源的变化对消费差距的影响。一方面，老龄化意味着处于不同年龄(以家庭人均年龄等指标进行度量)阶段的家庭的比重出现变化，即使不同类型家庭的收入不发生变化，老龄化也会通过改变人口权重，进而影响到总体的消费不平等状况。另一方面，老龄化也意味着收入来源更多地从劳动收入向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过渡。还有一些文献从家庭财富的角度，如储蓄、负债、信贷市场的发展和家庭信贷能力，探讨这些因素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21］。总之，现有关于消费不平等的研究大都侧重城镇地区，而关于农村消费不平等的研究少之又少。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使用最新的有代表性的微观住户数据，系统性地研究分析我国农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并探讨了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差异的因素。本文使用2002年和2013年的中国农民居民住户调查数据(ChinaHouseholdIncomeProject，简称CHIPs)，该数据代表性强，包含了详尽的家庭消费和分项消费支出的数据。且这两年的数据可比性较强，为准确衡量农村居民生活福祉的差异和变化趋势提供数据支持。第二，关于农村地区消费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和分类消费影响的研究，不仅能为衡量农村地区消费贫困和多维贫困工作提供依据，也有利于促进农户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精准扶贫工作的进展。

三、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度量与分解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02年和2013年收集的中国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s)。其中，2002年的农村家庭收入调查主要在全国的20个省和2个省级市进行，调查了9200个农村家庭中37969个个体的基本信息。2013年调查覆盖了全国12个省和2个直辖市，约包含10000个农户和39065个个人样本。这两年的调查问卷都包括了家庭的基本特征以及个人的基本信息，且关于消费分类方面的数据也大致相同。因此，这两套数据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如上文所述，研究消费不平等问题时应特别注意研究对象的选取、人均消费的计算以及消费数据的加总问题。本文中，我们采用家庭总消费支出进行分析，以个人为单位，分析农村家庭间人均纯消费的不平等程度③。此外，为了使2002年和2013年农户家庭的消费数据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我们不仅调整了这两个时期的消费物价指数(CPI)，还调整了不同地区的购买力平价指数(PPP)，以平减消费数据随时间和空间的价格差异。同时，下文计算中均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CHIPs数据中调查了详细的家庭消费层面的信息，本文主要研究农村家庭消费差异的演变趋势并就影响消费不平等的因素进行探讨，因此我们将家庭总消费支出划分为七大类④:(1)食品(包括食品和衣着支出);(2)交通通信支出(交通费和通信服务费);(3)耐用消费品支出(包括生活用品和服务支出);(4)住房(包括租赁房房租以及住房维修及管理支出);(5)教育(包括学费支出，购买书籍，住宿费或其他与消费相关的支出，也包括文化娱乐活动支出);(6)医疗保健(包括门诊医疗总费用以及住院医疗总费用);(7)其他杂项支出。为了研究的精准度，我们对家庭总收入、总消费、净财产以及各类消费分项进行了异常值处理，即删除掉最高0.5%的样本家庭。最终，2002年共得到36572个农村个人有效样本，2013年共得到36854个农村个人有效样本。进一步比较各类消费占比后发现，虽然食品支出仍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主导地位，但这一时期消费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其中，食品支出在居民总消费中的占比逐渐减小，它占总消费的比例从2002年的56.71%显著下降为2013年的42.32%。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其他各类分项消费(除其他杂项支出)都一定程度的增长。2002—2013年间，耐用消费品支出占总消费的比例增长较快，从1.41%增长为6.53%。同时住房支出占家庭总消费的比例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住房支出占比从15.88%迅速增长为21.37%。相对而言，教育投资占比的增长相对较慢，在这一时期仅增长了0.6个百分点。

(二)消费不平等的测量

从上文描述性的结果可以看出，2002—2013年间，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化。我们进一步测量2002年和2013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关于度量消费不平等的指标，如上文所述，现有研究大都选用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和泰尔指数(Theilcoefficient)为测量标准，也有部分研究选用对数方差、变异系数和分位数的比值来测量消费不平等。由于不同的测量指标具有不同的特点，为了更加细致的考察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我们采用多个不平等指标测量消费的不平等程度，如相对平均离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同样，本文对比了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不同变化趋势，以全面了解农村家庭福利水平不平等的变化情况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各类消费分项的不平等的程度。表2给出了2002年和2013年农村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程度的总体状况。可以发现，在这一期间，两种不平等程度都急剧扩大。从收入的角度来看，无论使用哪个指标，这一期间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过程，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3641上升为2013年的0.3960，增幅高达8.75%。再看消费差异，同样发现，这一期间消费不平等也有所扩大，消费的基尼系数从0.3336增长到0.341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家庭人均消费的不平等的大小和增幅都明显低于收入不平等。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消费者会根据永久性收入和财富水平来平滑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因此如果消费真的存在平滑机制，那么不同时期内消费的波动会小于暂时性收入的波动。从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农村似乎存在抵御不确定风险的消费平滑机制。曲兆鹏和赵忠对1988—2002年我国农村家庭消费和收入不平等情况比较的结果与本文结果相似，他们的研究同样指出，农村地区消费不平等的大小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18］。

此外，现有关于城镇家庭消费和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却表明，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10］。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的研究中并没有包括耐用消费品，而实际上，由于耐用消费品需求和支出的特殊性，耐用消费品支出的不平等会显著影响到比较的结果。另一方面，城镇居民逃税避税或者个人收入数据的低报都是导致收入不平等小于消费不平等的原因。为了进一步分析总消费支出内部差距的状况和演变趋势，表3比较了不同类型消费支出不平等的差异。为了简化起见，下文只报告了基尼系数的测量结果。从表3中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在2002—2013年期间，食品支出的不平等程度最小，且显著小于其他消费不平等。虽然在这一期间食品支出的不平等有所上升，但变化幅度相对较小;第二，2002年农村家庭间耐用消费品的基尼系数最高，高达0.9左右，表明不同家庭间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和支出差异较大。但到2013年，虽然耐用消费品支出的不平等仍位居高位，但较之2002年下降了35%左右。不难理解，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关于家电下乡、节能补贴和以旧换新等对耐用品消费市场的刺激政策的实施，在激活农民消费的同时，也极大地缩小了家庭间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差异;第三，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居民投资房产，也影响了房屋维修和管理相关的消费差异。可以看出，住房支出的不平等程度较高，2002年住房消费的基尼系数高达0.6811。到2013年，住房消费的不平等程度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0.47左右;第四，观察农村家庭间投资性支出的差异后发现，教育投资的不平等程度一直较高。这样的结果表明，尽管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化，但教育投资的支出仍较大幅度的受到家庭经济条件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同家庭间教育支出的差异较大;最后，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不平等一直较高，维持在0.7左右。虽然2003年起开始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缓解了农民看病的负担并逐渐提高医保报销的比例，但目前这一政策仍未实现治病费用的全覆盖，且对看病地点和药品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医疗保健费用仍是农民总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极易受到不同家庭间收入和家庭结构差异的影响，因此不平等程度较高。

(三)消费不平等的分解

总消费是由各分项消费构成的，为了进一步研究导致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我们采用基尼系数分解的方法［22－23］，对不同分项消费对总消费分布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本部分主要讨论不同分项消费分布不均等的变化以及其与总消费分布差距之间的关系。农村地区消费支出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见表4。从2002年的结果中可以看出:首先，对全国农村消费不平等贡献最大的是食品支出和住房支出，分别解释了居民消费差距的39%和27%左右。进一步比较其分布的基尼系数和集中率后发现，食品支出的集中率明显小于总消费分布的基尼系数，表明食品支出的增加降低了总不平等的程度。但住房支出的基尼系数和集中率显著高于总消费的基尼系数，意味着住房支出的增加加剧了总消费的不平等。其次，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投资和医疗保健对总消费不平等的贡献率也较高，即较富裕的家庭更多的将支出花在交通通信、教育投资和医疗保健方面，拉大了总消费的分布差距。再次，耐用消费品对总消费不平等的贡献率较低，仅为2.16%。但其基尼系数高达0.9226，集中率也明显高于总消费的基尼系数，表明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增加扩大了家庭间的消费差距。到了2013年，从各类消费分项贡献率来看，食品支出和住房支出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贡献程度仍然较高，但较之2002年有所下降，贡献率分别为34%和23%左右。相比之下，耐用消费品支出对总消费不平等的贡献率显著上升，从2002年的2.16%上升为7.79%，增长了约5.5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家庭间耐用消费品支出差异的增大显著加剧了总消费的不平等程度。而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投资和医疗保健支出对总消费分布差距的贡献都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进一步观察发现，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集中率都显著高于总消费的基尼系数，意味着其支出的增加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

四、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回归分解

上文主要探讨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并讨论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接下来，借鉴回归分解的方法，本文进一步分析各因素对农村地区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和贡献。

(一)研究框架

借鉴Shorrocks提出的夏普里分解理论和已有研究的分解方法，万广华对回归分解的方法进行扩展，并提出了一个简单有效的基于回归方程分析的分解方法［24－25］。

(二)消费不平等的回归分解

基于回归分解的方法，能有效地量化回归方程(1)中每个解释变量对消费不平等的贡献率。需要指出的是，在回归方程(1)中，因变量为家庭总消费的对数值，解释变量中的收入和净财产同样采用了对数值。因此，在回归分析中，实际上我们排除了家庭收入和财产小于等于0的农村个体样本。表5给出了基于回归方程的结果。可以看出，户主年龄越大，消费支出越少。在实际中，虽然随着年龄的增大，居民可能在医疗保健方面花费更多，但户主越年轻的家庭，消费支出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支出越高，因此户主年龄与家庭消费需求呈负向相关的关系。其次，女性户主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较低，这也与人们的直觉相符。相对而言，女性户主较为理性，量入为出，因此家庭消费支出较少。此外，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户主的受教育年限与家庭消费需求显著正相关。不难理解，在农村地区，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往往较为贫穷，受到预算约束和借贷约束的影响，他们的消费支出较少。也应看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即消费支出较少的家庭往往教育投资较少，进而加剧了不同家庭间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加深了这类家庭的贫困程度以及遏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观察家庭收入和财产的变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可以看出，无论是2002年还是2013年，家庭收入和财产价值都会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决策。两年之间，收入的消费弹性都远高于财产。然而，在这一时期，家庭财产对消费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而收入的消费弹性则相对下降。具体而言，2002—2013年间，农村家庭收入对消费的弹性下降了约0.063，而财富效应增加了0.102左右。究其原因，在农村地区，一方面，农户收入较不稳定，因此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有所减弱。另一方面，当家庭财富增加时，家庭信贷能力变强，更易满足流动性的需求。且近些年来信贷市场的发展缓解了家庭受到的流动性约束，因此财产对消费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

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基本上各个解释变量对消费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显著影响农户消费支出的因素也必然会显著影响到家庭间消费分布差异。进而，利用回归分解的方法研究每个自变量对消费不平等(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后，从表6的分解结果中有以下几点发现:首先，不难理解，无论是2002年还是2013年，收入都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贡献度排在第一位。但在这一期间，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度不断下降，贡献率从31.36%下降为19.78%左右。如上文所述，收入影响作用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农户收入不稳定且易受到短暂冲击的影响，另一面则是信贷市场不断发展下家庭财产对消费差异影响增强的结果。其次，家庭财产价值的差异会显著影响农村居民间的消费不平等程度。在2002—2013年间，家庭财产对消费不平等的贡献从8.86%上升到12.29%左右。这说明家庭财产的差异越来越多的导致了消费的不平等。也就是说，随着农村家庭间财产价值的差异不断扩大，不同家庭间财产的不平等是造成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再次，观察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发现，在这一时期，家庭规模对消费基尼系数的贡献从14.20%下降为9.77%，同时，户主受教育程度对消费分布差距的贡献也有所下降，但户主年龄对农村家庭间消费差距的影响略有上升。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众多衡量经济不平等的指标中，现有研究往往专注于我国收入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然而，对我国农村家庭而言，收入易受到自然因素和外界冲击的影响，而消费数据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可观测性，因此消费不平等更能准确测量生活福祉水平的差异。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时间变化趋势，并探讨了导致农村地区消费差异扩大的原因，对衡量农村地区的消费贫困、制定针对性政策释放农户的消费潜力和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都有重要的意义。基于2002年和2013年的中国农村住户收入调查，我们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13%左右。进而比较各类消费分项的增长率后可以看出，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正在日趋合理化，对生存型消费的需求日渐下降，而对发展型消费的需求不断上升。比较这一时期农村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后，结果表明，从2002年到2013年，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两年间基尼系数的增幅高达8.75%。同时，农村居民消费的基尼系数从0.3336增长到0.3414，增长了约2.3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农村家庭间消费不平等的大小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农村存在抵御不确定风险的消费平滑机制，因此农村家庭间消费的波动会小于暂时性收入的波动。进一步分析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后发现，在这一时期，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增加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这一时期，农村家庭间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差异缩小，但家庭间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差异增大会显著加剧总消费的不平等程度。对消费基尼系数的回归分解结果表明，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农村地区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第一，需要正视现阶段农村居民消费和收入分布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虽然消费差距的扩大不可避免，但它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的长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如何制定针对性的有效的政策缓解农村居民消费分布不平等的现状，需要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思考。第二，农村地区财富分配对农户间的消费不平等有较大的影响。需要看到，财产差距的扩大不仅会影响到消费差距的扩大，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该针对社会财富向少量人聚集的现状采取理性的治理策略，同时适时的推进以增加农民财产为导向的改革，防止财产分布差距和消费分布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第三，众所周知，社会保障在平滑消费、刺激需求和提高家庭消费倾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更是如此。要继续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其对低收入人群的覆盖率和瞄准度，充分发挥其对平滑消费、刺激消费需求和缓解消费贫困的作用。

作者：朱梦冰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