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消费抑制因素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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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陕西省1978－2013年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对陕西省农村人均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农村人均消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镇化率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陕西省农村居民纯收入、城镇化率对农村人均消费增长具有长期正效应作用，而受教育程度则会抑制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此研究可为促进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消费；农村居民；抑制因素；陕西省

随着经济增长中投资和出口贡献率的下降，消费正在成为转型阶段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陕西省作为关中—天水经济带的核心区和向西开放的重要支点，在投资的驱动下以年均10％的速度迅速增长，如图1所示，投资对GDP影响显著。但从2013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三季度投资和GDP增速下降趋势较为明显，随着投资乘数效应的减弱，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迫在眉睫，并将逐步由投资型经济进入消费型经济新阶段。作为消费对经济影响的主要指标，从对GDP贡献率来看，2014年陕西省最终消费贡献率为51.0％，其中占总人口45．2％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对地区GDP贡献率仅为8．5％，可见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羸弱。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相比，未来消费潜力大。因此，有必要研究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抑制因素，为扩大内需提供参考意见。在此对陕西省1978－2013年农村居民消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研究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为刺激农村居民消费，缩小城乡差距以及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相关建议。

1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陕西统计年鉴》，采集1978—2013年36年的年度数据，以陕西省农村人均消费（C）、农村人均纯收入（NI）、城镇化率（UR）、受教育程度（ED）为变量指标。其中，陕西省农村人均消费反映陕西省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农村人均纯收入反映陕西省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城镇化率采用人口城镇化率指标，反映人口的城镇化程度；受教育程度来源于农村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反映农村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1］。

2研究方法

研究运用协整检验理论，在确定变量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的基础上，剔除调整过程中因数据丢失产生的问题，进一步分析非平稳数据之间的长期均衡性。通过协整检验理论，将陕西省农村人均消费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受教育程度三个自变量自改革开放后36年的短期动态和长期均衡结合起来，探讨四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及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整体影响［2］。

3实证分析

3．1协整检验分析在不影响数据属性的基础上对各因素数据通过取对数，使数据相对平稳以便于分析。利用Eviews6．0软件将处理后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表1），结果得出变量结果均小于ADF临界值，变量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是平稳的，通过平稳性检验且具有常数项。其中，c／t／n分别表示含有常数项；包含常数项、趋势项；无常数项，含有趋势项。p表示滞后阶数，由AIC和SC来确定。***、**、*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6］。由于采取多变量分析，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需要进一步采用多重协整检验法。在此，选取有截距无趋势假设检验情况。结合AIC（－3．544992）和SC（－2．903733）取值最小化原则，最优滞后阶数为3，得到表2。从Johansen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再对模型进行VECM分析，使变量间联系在长期具有较好稳定性，向量修正模型矩阵。VECM系数取值为负，符合模型检验反向修正的基本要求，对VECM系数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在5％显著水平上是平稳序列，通过检验，协整关系正确［7］。因此，根据VECM估计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度。

3．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基于已建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了能够更好观察陕西省农村人均消费、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受教育程度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再次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AIC和SC最小化原则，经多次试验得到Granger因果检验滞后期为3。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10％的置信度下，①陕西省农村人均消费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受教育程度有存在显著的单向影响关系，而与城镇化率水平关系并不显著。可见陕西省农村居民的生产性消费水平对其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影响显著。②城镇化率水平越高对居民农村人均纯收入影响越大，说明陕西省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地区经济辐射带动作用较强，同时，农村居民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受教育程度影响显著。③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与城镇化率、城镇化率与受教育程度并无影响关系，说明陕西省农村居民在人均纯收入提高过程中并未显著增加消费，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城镇居民，导致其需要提高储蓄水平以解决医疗、养老等长期问题。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关系可以看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农村地区居民难以得到充分的教育资源，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不足。

3．3脉冲响应分析在VECM模型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进一步分析各种变量的具体影响过程和作用方向，即变量长期的动态关系，如图2所示。1）在给陕西省农村人均消费一个正的冲击后，城镇化率迅速增长并长期保持增长趋势，可见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对促进陕西省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农村人均纯收入变化并不明显，说明陕西省农村居民农业生产积极性长期处于低位，农业投入不足。受教育程度长期为负值，说明教育投入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2）在给城镇化率一个正的冲击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增长明显，但受教育程度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并未有显著变化。说明城镇化对促进陕西省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刺激消费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受制于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受教育程度依旧偏低。3）在给农村人均纯收入一个正的冲击后，农村人均消费和城镇化率水平均快速增长，但受教育程度依旧是呈现负向影响，可见教育投入对农村居民带来了较大的生活压力，高额的教育费用成为长期抑制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4）在给受教育程度一个正的冲击后，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呈负向影响，与上述结果一致，但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并没有显著改变，可见教育对提高农村人均纯收入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内在机制，例如就业市场结构、教育资源的二元配置、就业歧视、过度教育等影响因素，而该问题正成为我国未来时期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要深入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

4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二元”经济格局依然是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障碍，保障性制度缺失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持续偏低，尽管随着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带动了农村居民消费绝对量的增长，但影响微弱。农村居民短期内难以充分享受到城镇化建设的溢出效应对其自身福利水平的有效改善。农村居民的教育投入成为消费负担，而这种人力资本的投入并未在长期显著提高其收入水平，这揭示出就业市场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新的转变，并正在成为未来“二元”经济的新特征。鉴于以上结论，应该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覆盖，均衡教育资源发展和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等优化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提高消费水平。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通过政策和技术引导激发农村居民生产积极性。建议政府积极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和机械，发展新型农业形态，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加农业收入；并根据市场需求趋势鼓励农村居民开展专业技术培训，以优化农业发展水平和产出结构，增加经营性收入。此外，适时加大财政转移力度，提高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效增长［8］。2）继续加大农村地区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9］。应积极鼓励各类资金投入，例如可在政府引导下由地方企业、个人共同出资的方式设立农村教育基金，将对农村教育资金支持的不确定性逐步转为确定性和特定性、专项性。通过多元化筹资渠道，确保教育资金投入能够到位，提高农村人力资本质量，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3）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城镇经济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农村经济增长，吸引农村人口进城就业，优化其收入结构，转变农民收入观念，持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陕西省统计局．陕西省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2］王昱，郭菊娥，席酉民．基于协整和脉冲响应的中国能源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测算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4）：56－61．

［3］张英．关中－天水经济区经济增长对区域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4（18）：87－88．

［4］杨军．居民收入与消费均衡关系的协整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20）：101－103．

［5］何永秀，赵四化，李莹，等．浙江电力工业与各产业的经济关系［J］．统计与决策，2005（10X）：67－69．

［6］李国年．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对就业的影响［J］．金融与经济，2014（2）：19－25．

［7］马昕，徐娜．我国电力需求的经济计量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6（9）：76－77．

［8］于海琳．从收入来源看浙江农民消费行为的演变［J］．安徽农业科学，2013，41（4）：1782－1784．

［9］林秀清．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及其对消费的影响分析———以福建省为例［J］．科技和产业，2012，12（4）：49－54．

［10］陈巧玲，李蹊．农村教育与经济发展探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2）：1258－1260．

［11］沈国琴．宁夏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之“新”［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4（5）：38－41.

作者：张荣斌 张英 高晶晶 单位：西安翻译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科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