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经济增长的反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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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前期人口持续增长，为生计所需广泛展开了农业、工商业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了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互促进的机制，人口增长及资源的粗放式开发、利用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为保障民生而发展粮食生产的种种努力，愈发促进了人口增长，加剧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清中叶以降，粮食生产能力近于极限而人口增长少有节制之下，民众生活水平趋于下降，社会经济在相当程度上陷入了“马尔萨斯危机”。这一盛衰演替的过程在人口规模调控、资源利用方式等方面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关键词：

人口增长；康乾盛世；民生；粮食生产；经济增长方式

清代前期人口持续增长，由民生需要而兴起了遍及边疆、山区等地的移民垦殖等经济开发活动，既促成了康乾盛世的繁荣发展，也导致种种资源损耗、生态环境恶化，巨大的人口压力最终导致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社会经济限于困顿。对于这些问题，中外学界现已积累了较为丰厚的成果，①但一些相关问题尚多有争议，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即如对于康乾盛世的评价，肯定者誉之为传统农业经济的顶峰，否定者则强调其生产技术停滞、人口压力严重等种种局限。②将二者综合起来看，清前期的社会经济事实上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而人口无节制的增长实为促成盛衰转变的一大关键。关于清前期人口增长、移民的开发活动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论者已多，无需赘论。而与此相对的某些方面，如统治者保障民生的种种努力何以加剧了人口膨胀，偏重粮食生产的政策导向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学界对其关注、探讨尚显不足。为此，本文拟结合自己与诸贤的相关成果，详人所略，进一步揭明清前期人口、经济与民生三者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对传统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互为表里的人口增长与康乾盛世

康熙十七年（1678），大规模的战争停止以后，中国人口合计约为1．6亿。自此以后，中国人口走出明末以来的低谷，开始了长达百年以上的持续增长。从康熙十八年（1679）至乾隆四十年（1775）的近百年间，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6．8‰，略低于唐宋两代的最高水平。迨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朝治下人口约为3．1亿，大大突破了此前历代的人口规模。［1］17－68清前期人口持续大规模地增长，实为多方面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择其要者而言之：①其一，长期安定的社会环境，避免了战乱等不利因素的干扰、破坏；其二，清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诸多政策较为得力，如鼓励垦殖、减轻赋役、兴修水利等等；其三，遍及边疆各地及广大山区的移民开发活动大大增加了耕地面积，加上高产作物的推广、复种指数提高等因素，促进了粮食增产（详见下文）；其四，城市、市镇工商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富余人口；其五，清代富有成效的荒政及社会救济事业有效地保存了灾荒之际的大量人口。②诚如清人所云“盛世滋生人口日众”［2］，国力强盛、政治清明之际，为百姓生息繁衍提供了各方面的的有利条件，实为古代农业社会惯常的情形。从内地以至边疆，亿万百姓出于生计所需，普遍开展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生产经营活动，统治者也多有鼓励、支持，竭力开发、利用土地、森林、矿产等各类自然资源。特别是在边疆各地、南方山区，众多移民以种植粮食或经济作物为生，其他矿冶业、林特产业等经济开发活动也颇具规模。各类丰富的资源由此转化为各色产品，极大地丰裕了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产业的大量人口对于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形成了可观的消费需求。城镇与乡村，边疆与内地、沿海，山区与平原水乡，以其所产的农副产品（粮食、经济作物、水土特产等）、手工产品（棉布、丝织品、盐、铁器等）互通有无，从而扩大了全国（乃至海外）市场，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呈现了堪称盛世的富庶景象。［3］117－194综上所述，清前期形成了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互促进的机制，人口增长与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土地等各类资源实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保障民食的巨大努力及其后果

在古代农业社会，因为灾害频发、交通条件限制、灾荒之际地方官府限制粮食外销等种种原因，粮食生产、供给不稳定乃至灾歉、饥荒的情形在各地皆属常见。清前期人口大规模增长之下，此种情况尤为突出，“承平日久，生齿既繁。纵当大获之岁，犹虑民食不充”③。为了保障民生，统治者极为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支持百姓垦辟土地，提高粮食产量。种种努力之下，农业生产达到了空前的顶峰，但过度偏重粮食生产也导致了不少消极后果。发展粮食生产的主要途径是开发土地资源，拓展耕地。内地各省的可耕地渐已垦辟殆尽，边疆各地、生产条件相对较差的山区成为移民垦荒的主要去向。康熙五十一年（1712），皇帝认为自三藩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④迨至乾隆五年（1740），谕令开垦零星田土永免税课，务求“野无旷土”“民食益裕”，山头地角、欹斜逼窄砂碛、间石杂砂瘠地等概不放过。⑤乾隆三十八年（1773），皇帝认为内地各省基本上已经开垦殆尽，“若求可垦之地，则惟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地土沃衍，尚可招徕屯垦。至于内地开垦一说，则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⑥至此，全国耕地面积远胜于以往，估计接近10亿亩。［4］148－154在提高亩产量方面，主要是推广高产作物和提高复种指数，倡导精耕细作。在南北各地推广种植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南方推广双季稻和水稻与麦类、杂粮轮作，在北方各地推广旱稻、豆类等作物，不少地区普及了两年三熟制。［5］各地的粮食亩产量由此而有所提高，乾隆中期的全国平均亩产量接近310市斤（原粮），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①乾隆六十年（1795），皇帝总结自己爱养百姓的惠政，“为小民谋生计者，无微不至。”②就发展农业生产而论，其所言大体不虚。当时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峰，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统治者作出的巨大努力有效保障了民食民生，但如前所述，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口增殖，从而加剧了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的局面。另一方面，过度偏重粮食生产、鼓励垦荒的政策导向也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后果。首先，山区、草原等非宜农土地的开垦加剧了水土流失、荒漠化，森林、草原等资源不断衰减，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再者，南北各地河湖淤浅且多遭围垦、水利设施多有淤废之下，水旱灾害增多，土地沙化、盐碱化导致地力减退，农业生产力衰退（详见下文）。最后，粮食生产与其他产业争地，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后者的发展。雍正、乾隆年间，朝廷、各地官府多有劝止民间种植烟草、果木，实行罢曲造酒，认为它们挤占粮田、糜费米谷，妨害民食。［6］75粮食作物与烟、棉、桑等经济作物的竞争关系，势必阻碍制烟、棉纺、丝织等产业的发展。据吴承明先生估算，清中期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占全部耕地的10％左右，［7］214其发展程度亦属有限。而开垦草原的实质是人、畜之间争夺生存资源，致使牧业经济渐趋萎缩。凡此种种，对于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农业内部生产结构的调整，以及城镇工商业等产业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

三、粮食生产能力的局限

康乾盛世将农业生产力提升到了传统社会的最高水平。但顶峰也意味着极限，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几乎已将粮食增产的潜力挖掘殆尽，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变得异常艰难。与山林、草原、江河湖海争地的情形愈演愈烈，开发土地资源已近于极致，耕地面积再难有大幅度的增加。另一方面，提高粮食亩产量的努力也受到种种自然、社会条件的限制，成效终究有限。在推广高产作物、复种制方面，尽管清前期颇有进展，但普及的范围、程度毕竟有限。南方各地连作或间作水稻比单季稻提高了产量，但要求也高。除了适宜的气候、优越的水土条件，还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因而难以普遍推广，主要分布于一些人多地少的精耕区。种植三季稻则仅限于海南、台湾等地。在北方，水稻的推广受气温、雨量等限制，其种植范围至清中叶已近于极限。黄河流域的少数地区可一年两获，近半数地区推广了两年三获制，但直、晋、陕北部及东北、内蒙等地皆为一季收种。［5］各种高产作物、复种制能增产的程度高下不等，但毕竟有其限度。双季稻的产量较单季稻一般可增加约50％，稻麦两熟较一熟稻通常可增产25％左右，北方的两年三熟田比一年一熟一般可增产近20％。［8］至于玉米、番薯的增产作用，据吴慧估计，有玉米加入轮作复种，一般可增产30％左右；如果种植番薯，北方可增产约50％，南方更高达80％以上。［9］185－187但这两种作物在清代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似亦有限。迄至民国初年，玉米的播种面积近1亿亩，占总播种面积的7．6％。［7］199吴慧估计，乾嘉之际两种作物的总产量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由此看来，清代推广玉米、番薯的程度亦属有限，对其增产作用似乎不宜估计过高。迄至清中叶，北方、西南等广大地区依旧习于广种薄收、相对粗放的耕作方式，粮食亩产量普遍不高。黄河流域开发既久，且多为旱作区，农业增产的条件和潜力颇为有限。尽管各地不乏贤良官吏倡导转变生产习俗、精耕细作，但仅凭一己之力，实际效果想必有限。到嘉庆年间，陕北延安一带的民俗仍旧是“水可以灌田而惰于疏浚，闲田可以树木而惰于栽植，女惰蚕桑，男惰经营，而常忧衣食之艰”［10］卷39，习俗，276。类似的情形各地绝非少见，其农业生产相对落后，恐怕更多是受制于某些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综前所述，清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边疆、山区开发、番薯和玉米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复种指数提高等方面。其他生产工具、耕作制度、水利、肥料等方面基本上停留在宋明时代的水平，少有显著改进。［11］242总体上看，清前期的农业生产技术并没有重大进步，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传统农业在日趋沉重的人口重负之下终将陷入困境。

四、“马尔萨斯危机”与盛世之终结

从乾隆后期至嘉、道年间，中国人口继续增长，至道光三十一年（1851）攀升至4．3亿的空前顶峰，比康熙十七年（1678）增加了近1．7倍。［1］690－707人口规模不断膨胀之下，粮食增产的成果被增长更快的人口完全抵消，人均粮食拥有量明显下降，人口与资源的关系日渐紧张，表明“盛世”的终结和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刻化。主要靠扩大耕地面积以解决民食的传统模式，至清中叶渐已陷入窘境。早在乾隆初年，不少人口稠密地区的形势已不容乐观。湖南已是“生齿日繁，生计日蹙”，“纵尽水滨山涯皆为民业，犹恐有限之地不足以养滋生之民”①。乾嘉之际，人口规模之巨近于极致，耕地、粮食紧张成为影响百姓生计的一大问题，“天下田土止有此数，而生齿日繁，斯民虽逢乐岁，生计常苦不足，非民不能谋也”［12］卷2。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农业技术进步滞缓之际，不少地区因为水利设施淤废、水旱灾害频发、生态条件恶化等种种原因，地力趋于衰退，粮食亩产量开始下降。据学者研究，自乾隆朝以降以至民国时期，南北各地水稻、小麦、杂粮的亩产量率皆呈下跌之势。［13］149－208大约从乾隆中期以后，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渐已不及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均粮食拥有量逐渐减少。据估算，清中期北方地区每年人均拥有粮食约592市斤，除去种子、饲料、加工为精粮的损耗、社会储备等消耗，仅余284市斤左右，平均每人每月不足24市斤。［14］南北各地人多地少、耕地紧张的情形日渐突出，小农种粮所得往往不足以养家糊口，“田收仅足支民间八月之食”。②越来越多的农户不得不依靠各项副业收入来贴补家用，“以副助农”的谋生手段在乡村中日益盛行。

人均粮食拥有量趋于减少，加上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分配制度等因素，势必导致下层民众的贫困化以及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嘉庆年间，直隶长垣县，“生齿愈繁，田亩犹是，设遇岁歉，绝少盖藏。”［15］卷7，田赋书，521－522道光年间，招远县，“耕耘收获，除完官税外，大率不足糊口。”③南北各地的贫苦百姓对于杂粮、粗粮等相对粗劣的食物渐已习以为常。乾隆年间，山西武乡县，“中人日仅再食，岁不登则糠榆木屑悉以充腹。”④直隶沙河县，“邑人多用高粱、豆茎加以粗细糠秕，并窝窝、饼子之类以作飨餮。其贫者春月采野菜，凡柳絮、榆叶、榆钱、苜蓿、樗叶嫩时，皆和杂粮以为食。”⑤乾隆后期，开始在全国推广番薯、玉米，以资“济歉”“救荒”。⑥下层民众时常面临饥饿的威胁，其生活水平显然已趋于恶化。早在乾隆后期，“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16］317。作为传统农业经济基础的广大小农趋于贫困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业已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人均粮食拥有量减少，意味着供应城市、市镇等大量非农业人口的商品粮数量趋于萎缩，粮食的供需矛盾加剧。早在18世纪前期，南北各地的粮价已普遍开始持续上涨。乾隆十三年（1748），江南、福建多处城镇为此相继爆发了抢米风潮。君臣之间就粮价上涨的各种原因多有讨论，很多地方大员都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

［17］56－70乾隆前期，历来盛产粮食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供应东南沿海各地的余粮渐已不敷需要，而清廷的多种措施也最终未能扭转粮价上涨的趋势。乾隆帝在其晚年不得不承认，人口的空前增长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变得不可能，②而举国上下为了民生所需作出的巨大努力也并未使得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改观。亿万民众在生计需要驱迫之下开展的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活动中，对各类自然资源往往过度地开发、利用，导致资源损耗与生态环境破坏。对山区、草原等非宜农土地资源的开垦，常常陷入“越是收成歉薄越是扩大垦殖”的恶性循环。③自清中叶以降，人口膨胀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愈发走向极致：凡此种种，在在表明，从攀升至盛世之顶峰继而走向低谷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日益深切地感受到了“马尔萨斯危机”的威胁———传统农业经济业已不堪人口之重负，难以维持数亿民众的生活水平；如果科学技术、生产力及资源利用方式未能出现重大变革，社会经济难以全面转型，势必发生普遍的经济、社会危机。正如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在康乾盛世末叶所观察到的一派衰败、困顿的景象，“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而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18］554学者龚自珍所描述的衰颓世相同样宣告了盛世之终结：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概乎四方，大抵富民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19］卷中，西域置行省议，34

五、余论：传统社会经济增长方式之局限

综上所述，清前期盛衰演替的这一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些共性———人口增长、对土地等资源的粗放式利用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这两个方面一旦接近极限，人口与资源的关系渐趋紧张，又转而限制了经济的持续发展。总体上看，清前期的农业、手工业在技术上进步滞缓，⑤生产力水平相对不高，因而难以充分、合理地利用相对有限的各类资源。在此条件下，加剧了清中叶资源紧张、民生困窘局面的另一症结显然在于人口的持续增长。对此，尽管统治者已有颇为明确的认识，却始终未曾加以必要的政策干预。另一方面，最晚从乾隆中期以后，南北各地民间以溺婴、堕胎、避孕等手段节制生育、控制家庭规模的情形渐趋常见，⑥江南地区甚至借此实现了人口的低速增长和经济的持续繁荣。［20］但这类节制生育的观念和技术似乎仅限于少数地区或群体，在全国范围内远未普及。⑦换言之，清前期（乃至晚清）的人口总体上仍表现为无节制地增长，因而终究未能摆脱“马尔萨斯危机”。这个结局，想必是一心讲求“爱养子民”的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诚如何炳棣所云：回顾这些，我不禁想到一个很大的历史嘲弄：作为人口增长的推动力之一的康熙、雍正的“仁政”却播下了大清帝国衰落灭亡的种子，并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困难。［1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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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兵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