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城镇化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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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研究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扩大升级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1978-2014年相关数据，对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消费需求、消费结构效应及消费需求传导下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需求扩大具有正向影响，但受制于消费环境等因素，这一作用效应并非完全显著；人口城镇化质量具备提升消费结构的基础，关键在于释放前期累积的负面效应；人口城镇化质量与经济增长基本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存在通过消费传导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但受制于过去粗放外延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这种正向传导机制发生扭曲，正向促进作用逐渐被负面影响替代。

关键词：

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需求；消费升级；经济增长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许多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都体现出城乡结构的迅速转变[1]，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的城乡结构的变迁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市场潜力释放效应及城市集聚和扩展效应也促进经济的增长[2]。关于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E.A.Kolomak(2012)研究了俄罗斯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当地人口城镇化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规模较大的城市通过产生正外部性或溢出效应表现出更好的经济绩效，城镇化率每提升1%，平均促进区域生产能力提高8%[3]。HendersonV.(2003)认为人口城镇化并未强烈地作用于经济增长，过快的人口城镇化发展往往在数十年间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率或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4]。KolomakE.、AhmadN.A.和MohammadR.S.(2006)通过对35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5]。国内的研究在检验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并普遍得出中国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联[6][7][8]，但金荣学和解洪涛(2010)则发现人口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并不明确[9]。

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直接式的，而是通过消费的传导加以实现。然而，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长期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许多领域产能过剩，消费需求的不足又难以化解众多产品的堆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赖于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仍然离不开以拉动消费为核心的需求侧刺激来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人口城镇化对扩大升级消费具有积极作用[10][11]，进一步促进人口城镇化从传统数量型向质量内涵型转变则是消费扩大升级的关键，将有助于提升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王婷(2013)的实证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使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明显提升，尤其是开启对消费的传导[12]。人口城镇化质量提升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胡秋阳(2013)以浙江经济为例，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储蓄和支出效应不断趋同，工资公平化显著提高浙江居民的收入、增加消费和扩大内需[13]。不过，少数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人口城镇化同消费支出变化及平均消费倾向变化并无直接关联，不确定的未来预期、分割性户籍制度、缺位的社会保障及相对牢固的习惯习俗阻断了城镇化同居民消费增长的联系[14][15]。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效率差异及产业要素背离等也是人口城镇化与最终消费率呈反向变化的因素[16]。

综上文献，从人口城镇化角度深入思考我国经济增长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但仍存在改进的空间。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直接检验，缺乏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视角实证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缺少将消费作为传导机制，分析消费扩大升级条件下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扩大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采用我国1978-2014年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选择消费作为主要传导变量，分析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总体影响效应，这不仅是对当前研究的一个边际改进，也有利于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视角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政策依据，揭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意义。

二、变量选择、模型设定和数据描述

(一)变量选择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设置的解释变量为人口城镇化质量。人口城镇化质量提升不仅意味着户籍城镇化率的提高，还体现为城镇就业人口的增加及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土地的协调发展。解释变量为消费，主要从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来度量。为更加真实地反映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本文引入了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对外开放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等控制变量(具体如表1所示)。为分析消费传导路径条件下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需设定不同的假设并以此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假设1：人口城镇化质量通过影响社会劳动收入、平均消费倾向、消费价格和消费结构等推动消费扩张的动力机制，也因城镇化方式、城乡结构、社会保障、消费环境等而形成抑制消费扩张的阻力机制。为验证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的影响，我们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模型(1)、(2)分别估计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消费习惯的存在，前期消费状态会影响后期的消费抉择，因此这两个模型中设置了消费的滞后项也作为解释变量。假设2：人口城镇化质量通过消费需求传导来促进经济增长，与供给层面的产业结构变化、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等相互伴随。该假设决定了分析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控制的变量，因此我们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3)：模型(3)主要估计将消费变量作为条件要素引入人口城镇化质量变量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交叉变量lnurqt•lncdft揭示引入消费变量后的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在以上模型中，每个变量都取对数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变量对数的差分近似等于该变量的变化率，在不改变数据性质和关系的基础上可消除异方差和指数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反映各模型变量之间的长期弹性关系。其中，ε为随机误差项，t代表时间。

(二)数据描述本文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以1978年为基年，分别采用人均生产总值指数、居民消费指数、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有关名义变量进行实际调整，缺失的数据主要以前后项的均值进行插补，其中1985年以前缺失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替代。对相关变量和数据进行整理后，我们分别从平均值、标准差、峰度、偏度、最大值和最小值等六个维度进行数据的统计描述。其中，峰度系数均小于3，说明相关变量呈扁平状态分布。从偏度系数上来看，尽管数据并非呈正态分布，但数据的正偏和负偏程度仍处在合理区间，样本数据适合于实证分析(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以上述设置的变量为基础，我们挖掘1978-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考察核心变量间的关系(见图1所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逐年提升，但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出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滞后于规模扩张为主的快速城镇化的现象，人口城镇化质量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消费需求与消费结构呈现良性发展趋势，而后期消费动力疲软，二者的增长速度缓慢。此外，尽管经济绝对量一直在增加，但各个阶段的增速出现明显的波动，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逐渐从过去的高增长降下来。综合来看，人口城镇化质量至少在统计上表现为与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消费结构变化呈负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能否得到实证检验呢？变量间的作用强度具体有多大？这都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首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在变量ADF单位根检验中，ADF检验的滞后期根据SIC准则自动选择。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皆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Johansen协整检验的条件。其次，对序列相关性的处理。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保证模型OLS参数估计有效，需处理可能存在的自相关性问题。借鉴传统计量模型的经典方法，结合D.W.检验和LM检验对序列相关性做出判断，我们对存在序列相关的方程采用广义差分法进行修正(即利用AR(p)模型解决)。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D.W.值在2附近，LM统计量的值N•R2没有超过临界值χ20.05(2)，说明修正后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从而保障了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最后，对多重共线性的处理。由于模型涉及多个控制变量和交叉变量，在尽量保证不丢失重要数据信息的前提下，根据AIC值和SC值及参数估计量的经济含义等综合方法，本文对具有共线性的变量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删除。运用软件进行回归估计后，人口城镇化质量影响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检验结果(如表3、4和5所示)。

表3显示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需求影响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可增加消费需求，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化-工业化协调度及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协调度的作用效果远不如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就业的作用效果。人口城镇化质量正向影响消费需求的系数在模型M1、M3中均能有效通过t值检验，但人口城镇化质量影响消费需求的系数则不尽然，说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对扩大消费需求的有效传导存在阻碍机制，进而假设1未得到充分验证。其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人力资本含量不足、职业技能门槛限制及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歧视，大多进城农民从事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业和建筑业，很少进入薪酬较高的服务业领域，这一现实持续发酵并阻碍城乡收入分配的改善，加之社会保障配套政策跟进缓慢，不断上涨的社会服务价格导致支付重心转向居民个人，新增人口面临较高的住房、教育和医疗服务压力，从而削弱了居民的消费意愿[17]。表4显示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改善就业结构能显著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化与工业化失衡及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未协调发展会阻碍消费结构升级。在模型M1、M3中，以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改善就业结构指标度量的人口城镇化质量能有效降低恩格尔系数，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且二者的影响系数均能有效通过t检验。模型M2、M5反映随着城镇化-工业化、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失衡程度加深，恩格尔系数不减反增，从影响系数的显著性来看，后者失衡的作用效应更加明显，但模型M2却呈现一个与理论相悖的结果。随着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消费结构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这主要是因为前期过高的“户籍门槛”增加了居民的成本和隐性失业，居民将许多的时间、精力和费用花在消除这一门槛的过程中，由此产生的成本上升(挤出效应)和一系列城市化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的提档升级。表5显示消费传导下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存在正向传导路径，也存在反向传导路径。交互变量lnurq•lncdf均能有效通过t检验，表明人口城镇化质量存在通过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但模型M4、M5中的人口城镇化质量并未如M1、M2和M3三个模型中显示的那样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反而起到负向的抑制作用。之所以出现这一显著差异，主要在于中国土地城镇化领先于人口城镇化，从而造成二者的发展不协调[18]。此外，由于政府采取优先发展工业化的策略，利用行政力量干预城镇化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快于城镇化[19]，这种畸形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并不能长期存在，到一定阶段后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综上结果，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对外开放水平及城乡收入水平等控制变量大多对实证变量产生了正向影响效应。也就是说，控制变量的确在实现消费需求扩大升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有效作用，但有些情况下也产生相反的结果。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过去的发展主题中经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部分，相应的实现手段和政策也基本上是以实现经济发展为目的，从长期来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另一方面，现实经济存在复杂的影响机制，政策本身的滞后性、前期政策与后期政策及不同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等导致实际运行结果出现了类似偏差。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消费扩大升级是密切相关的，而人口城镇化质量又直接影响到消费扩大升级。本文在研究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扩大升级与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扩大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实证分析人口城镇化质量、消费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人口城镇化质量对消费需求扩大具有正向影响，但受制于消费环境等因素，这一作用效应并非完全显著；人口城镇化质量具备提升消费结构的基础，关键在于释放前期累积的负面效应；人口城镇化质量与经济增长基本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存在通过消费传导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但受制于过去粗放外延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这种正向传导机制发生扭曲，正向促进作用逐渐被负面影响替代。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改善消费环境需更加注重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更加关注改善民生。为此，一要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配套服务半径的横向延伸，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文化娱乐和体育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通过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破除“量入为出”的居民消费习惯；二要加快内部消费重心下沉，完善平等的就业制度，尤其要建设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等手段，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技能素质的提高，逐步增加城镇新增人口的工资性收入；三是促进产业支撑和产业结构的持续调整，遵循产业递次发展规律和消费者行为变化态势，在创新发展中培育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热点。

第二，推进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土地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快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市场交易体制，实现土地市场上的“国退民进”并合理配置土地资源，逐步调整土地使用结构。同时，收缩各级政府对土地的控制权，严格把控“土地财政”，大力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调动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城镇发展。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探索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第三，严格把控相关政策的时效性与关联性。政府是政策制定的主要主体，在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不仅要考虑自己的角色定位，还应重点掌握政策实施的时空差异及政策间的关联效应，努力实现政策上的从简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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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莉 滕祥河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